 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教科书上的观点大致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了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是的，这些的确是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但他更伟大的意义还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真正确立了自身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地位。 在西安事变之前，我党的好多决策都会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有些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这就不可避免由于对中国国情的缺乏了解而做出错误的决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最著名的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了。 而在西安事变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能够根据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独立自主地做出一系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战略决策，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共产国际的影响。 可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期转向成熟期的重要标志。 本篇，我们就介绍一下西安事变爆发初期容易被忽视但却很重要的一点小误会，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处理这一事件中所展现出来的大智慧。  一、西安事变后，三位一体的第一反应接上文：西安事变，抗日爱国力量被逼到无路可走时的绝地反击。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第一时间就向全国发布了《对时局通电》，公布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同时，张学良也给在陕北保安的党中央发来了那封著名的“文寅电”：
接到张学良这一石破天惊的电报后，毛主席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对这一突发事件，他事前一点也不知道，因此还不大敢相信。 但苦于我党与张学良约定的电报联络时间只能在一天中的早晨5点和晚上9点。所以直到晚上9点，毛主席才发去了那封著名的“文亥电”：
这份电报里，毛主席表达意思是： 一是确认老蒋是否真的被控制住了； 二是提议东北军赶紧做好兵力部署，严防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将协助牵制胡宗南、毛炳文等部对东北军后路的威胁； 三是对老蒋必须严加看管，还得防备其收买看守； 四是准备派周总理前去协商西安事变的相关事宜。 可以看出，中央的第一反应是，大力支持张学良的这一抗日救国的义举。  二、西安事变后，意想不到的社会各界反应但与我党这一立场不同的是，国内外各方势力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了张学良的意料。 他们中的态度可谓是左右骑墙，五花八门，让张少帅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也让他明白了谁才是真正的朋友？ 他们中有对这一义举坚决反对，主张讨伐的： 这个不难猜到，当然是留守南京的那一坨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了。 12日晚上23时，那一坨顽固派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联席会议。会议剥夺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本兼各职，并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还决定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率中央军紧逼潼关，讨伐张杨，并派飞机轰炸西安。 幸亏蒋夫人宋美龄夜闯会场，厉声责问他们：“你们这样大兵压境的逼迫小六子，究竟是想救我的达令，还是想顺便把他也炸死呢？”，致使战事没有进一步升级。 他们中有见风使舵，趁机落井下石的：比如山西的土皇帝阎老西，明明事前已经与张学良建立了比较好的抗日统战关系，但事变后却对张学良不停的指责：
他们中有摄于南京政府的压力，不敢明确表态支持的：比如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等，所发通电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声明。 也有一部分表示口头支持的：比如反蒋反上瘾的两广军阀李宗仁、李济深。 但让张学良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一些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也都反对他的这一义举。 比如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清华校长梅贻琦。就连我们比较熟悉的著名作家朱自清和闻一多也发表声明谴责事变，声讨张杨。 还有一些人民群体，比如中苏文化月刊社、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等团体。当然了，被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就不用说了，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密集的社论、通电、消息每天都排满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版面。  一时间，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在控诉张学良的罪行，舆论呈一边倒的状态；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舆论的压力压得张少帅喘不过气来。 这跟张学良发动事变前所思所想完全不同。自己为什么要发动兵谏扣老蒋，不就是为了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吗？为什么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和理解呢？ 然而，让张学良最最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的大本营——苏联也强烈谴责他的这一义举。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14日发表了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该社论无视西安事变的正义性，不遗余力对张学良进行蓄意攻击：
汪精卫也是一脸懵逼：我招谁惹谁了？八年抗战还没开始呢？我还没当汉奸呢？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躺枪了？ 《真理报》这一歪曲事实、无中生有报到，彻底击垮了张少帅的心理防线，让他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既然苏联是这么个态度，那么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共会不会受影响呢？ 是的，苏联对这一爱国义举的谴责，客观上给我党和张学良之间的统战关系带来一定的信任危机，他的影响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关键时刻，看毛主席如何力挽狂澜。  三、从“除蒋”到“坚决除蒋”的变化在中央收到张学良那封“文寅电”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喜极而泣、奔走相告，都高喊“杀掉蒋介石”的口号。随后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庆祝大会。 是的，群众这样的情绪是能理解的。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老蒋屠杀了多少共产党员？欠下了多少血债？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到万里长征。一路走来，老蒋对我们穷追不舍，赶尽杀绝。 我们走了一条多么艰辛的路，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牺牲了这么同志，源头就是老蒋这个反革命分子。如今他终于束手就擒了，此刻不除他，更待何时呢？ 所以，让陕北一开始就同意释放蒋某人，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人之常情。 不止群众，当时的中央领导也大多都表示要坚决“除蒋”。这才有了当晚9点给张学良的那封“文亥电”说的那样，对老蒋“紧急时诛之为上”。 对于西安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中央也给苏联（共产国际）发去了电报，并请求指示。 但让中央万万想不到的是，13日凌晨，苏联（共产国际）的回电却强烈谴责西安事变。 他把这一爱国义举定义为反革命政变。并要求中央配合共产国际做好三项工作：谴责西安事变；要求张学良必须“放蒋”；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 苏联（共产国际）的这一表态大大出乎中央的意料，包括毛主席都没想到这一层。他开始不停地抽起烟来，一根接一根，其他同志也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紧跟着，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来讨论苏联（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成员有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洛浦、博古等。 洛浦的观点是：“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应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上。” 博古的观点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 很明显，作为留过苏的洛浦和博古，他们更倾向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 总理的观点是：“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但在实际工作中要起领导作用。” 当时，还有几位同志建议要把蒋介石的个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加以区分，即使不得已'除’了蒋，也还是要尽量把南京政府争取到抗日方面来。 最后，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一直在抽烟沉思的毛主席。 是的，每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大家总会想到毛主席，也许只有他的最后决定，大家心里才有底。  毛主席把烟头一捻，站起来和大家说到：“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他还继续说到：“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接着，他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了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变的态度，不应反对和中立，而应该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 是的，毛主席的态度已经由一开始的“除蒋”变成了“坚定的除蒋”，但他的这一观点又不被其他人理解了。大家都很疑惑，难道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就不执行了吗？ 面对大家投过来的问号脸，毛主席开始解释起来，大致意思就是： 如果执行国际指示，我们也谴责张学良，会产生三方面的恶果： 一是如果对西安事变这一抗日救国的义举都谴责的话，会打击全国抗日爱国力量的积极性，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二是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就会分崩离析，到时候只能有助于老蒋对我们的分化瓦解； 三是会使张、杨与我党之间出现信任危机。如果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也像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那样被老蒋轻松解决的话，那么将来还有谁？会愿意与我们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呢？ 大家恍然大悟，一致表示赞同。 最后决定：会议暂不形成决议上报共产国际，这一点很重要。  四、两位伟人与时间的赛跑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与周总理就共同致电张学良，表明我党的态度，电报要点如下：
然而，事情果真如毛主席所料，苏联（共产国际）的这一表态确实在张学良与我党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信任危机。 特别是苏联《真理报》公开发布的那篇把张学良和汪精卫硬捆在一起的不实报道后，让张学良的态度也产生了动摇。 因为张学良一直没有回电，究竟派还是不派飞机？ 毛主席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行，不能等了，看来张学良已经出现动摇了。 他随后赶紧和总理商量，为了消除张学良的顾虑，总理必须尽快赶到西安，向张学良当面表明我党的态度，并协商解决西安事变。 事不宜迟，不能等了，总理在第二天清晨就率领一队人员骑马往延安赶。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地理交通情况，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保安，而不是延安，延安那会还在东北军手里。我们要去西安的话，通常是先骑马从保安赶到延安，然后张学良再派飞机飞到延安的机场来接。  保安到延安有100里左右，如果路途上一切顺利的话，应该一天就能赶到。由于事情紧急，总理也不等张学良的回电了，他必须马上要往延安赶了。 当时的陕北高原正值隆冬腊月，寒风扑面，呵气成冰。由总理率领的20多骑工作人员迎着凌冽的寒风向延安飞奔而去。 而此刻留在保安的毛主席也没有歇着，他再次给张学良发电：“恩来及同行人员计共二十人，拟于十六号午赶到肤施城外，请派飞机届时往接。” 同时，中央为了表明在事变上的坚定立场，还破天荒地以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张国焘、彭老总、贺老总、肖克、林彪、徐海东等许多人的名义致电张学良、杨虎城：
这份电报表明：不管苏联态度如何，红军会坚定不移地与张、杨站在一起，表明了我们与苏联截然不同的立场，对西安事变毫不动摇的支持。 但等总理一行人风尘仆仆赶到延安后，发现不仅没见到飞机，甚至连延安城门也没有打开。 由于事情紧急，西安事变后的局势经常是一天一个样。总理当机立断，一方面用携带的电台给毛主席发报，通报延安的情况。一方面抓紧时间，准备第二天一早就骑马上西安。 是的，骑马去西安。延安到西安700多里，有时还得绕道走。当年的这条路上经常有土匪出没。如果没有警卫部队的护卫，光凭这几个文职人员骑马去西安的话，风险很大。 但为了尽快拿到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资料，尽早坚定张学良的信心，总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总理显然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即使冒再大风险，也要尽早赶到西安。 此时在保安的毛主席也是心急如焚，他一只又一只地抽着烟。一边继续给张学良发报：
一边让机关报《红色中华》刊载以《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为题的文章，历数老蒋的罪状。指出：蒋介石血债累累，罪恶滔天，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国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爱憎分明的立场终于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17日凌晨1点，一直沉默的张学良终于回电了，回电的内容果然不出毛主席的预料：
看回电的内容，张少帅确实在担心苏联（共产国际）的态度，想请毛主席转告； 看回电的时间，半夜1点，说明此时的张学良和毛主席一样，也是夜不能寐，心烦意乱。 以至于乱到连最主要的内容都忘了：你倒是说说多会派飞机来接你的恩来兄呀。 五、由除蒋到释蒋的转变是的，此刻的恩来兄还什么都不知道了。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总理他们就打马扬鞭，向西安飞奔而来。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绕过延安城，到达城南七里的杜甫川。 正当他们沿着公路向甘泉行进时，突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 总理一把勒住马僵绳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来接我们了，赶快折头返回延安。”如下图  等到总理一行返回延安时，张学良派出的飞机已经降落在延安东郊的机场上了。看来早一天晚上的张学良确实心烦的把最要紧的事忘了，一起床才想起来，赶忙派出了飞机。 有一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历史的发展也往往隐藏于细节之中。此时的飞机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张学良的飞机晚几小时派出，如果总理没有听到飞机声，真的骑马上西安，就算能够平安到达，恐怕黄花菜也凉了。 但历史没有如果，关键时刻，两位伟人与时间赛跑，终于力挽狂澜，挽救了西北大联合，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 既然有了飞机，那一切就好办了。总理他们在当天黄昏就赶到了西安，并住进了张公馆。 当晚，总理就和张学良进行了会谈，至于他们都谈了些啥？由于是密谈，缺少记载，我们也不知道。但只要有沟通，有接触，形势就会好转。 因为，他们刚谈完话，总理就给在保安等待结果的毛主席发去了电报：
这份电报里面的内容，表明以下几个意思： 一是张学良本来是不同意“除蒋”的，但在和恩来兄谈过后，同意了在国民党军进攻西安的情况下“除蒋”。 二是为了团结南京政府中的大多数，我们可以“保蒋”； 三是如果南京政府依旧冥顽不化，继续挑起内战的话，那老蒋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这份电报之外的意思是：我党终于在苏联谴责态度的基础上解除了张学良的信任危机，坚定了处于动摇中的张学良的信心，双方依旧目标一致的达成共识，一起处理西安事变。 接到这一电报后，毛主席终于放心了，他在抽完一支烟后，也安然入睡了。 其实，毛主席坚持的“除蒋”，我们根本就无蒋可除。因为此刻的老蒋还在张学良手里呢，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里正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耍脾气呢。 毛主席坚持除蒋只是想表明我党对西北大联合的坚定立场，是不受共产国际所左右的，为的就是解除处于动摇中的张学良的信任危机。 既然总理与张学良已经达成了共识。第二天，也就是18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的公开电，其中提出：
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首次的公开表态，在一定条件下不仅保证“蒋氏的安全”，还包括“自由”，也就是同意有条件“释蒋”。 中共中央的这一表态，就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开了大门。同时，这一表态也维护了共产国际的权威，他们不是一直主张要放蒋的吗？ 六、我党的正式主张， 维护了共产国际的权威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西安事变后，经过一周对形势的观察，特别是经过总理和张学良的交流沟通后，在各方认识已获得一致的基础上举行的。 这次会议放弃了“审蒋”“除蒋”的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公开表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存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灭亡！” 通电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向事变双方提出四项建议：
会议地点选在南京，显然是承认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至于对老蒋的处置，前提是必须“团结全国，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满足这些条件自然可以放了老蒋。 我们看到，13日的会议没有形成决议，在共产国际那里就留下了缓和余地；经过两位伟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终于和张学良解除误会、达成一致意见；然后我们再把这一意见公布出来，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一致。 这套流程下来，既巩固了与张、杨“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关系，又维护了共产国际的权威，完美的体现了毛主席经常说的：“有理、有利、有节”。 正如开头所说的，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扰，根据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自己的决策，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而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为千年难遇的天选组合，他们的政治智慧和执行能力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当然了，这也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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