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Karla Castro-Frenzel，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Nemours儿童健康中心的一名麻醉科医生。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临近傍晚，工作人员越来越少，我的左手心不在焉地拨弄着项链上的玫瑰石英珠，眼睛盯着晚间的手术室安排。当我的指尖擦过锁骨的时候，我被一种特殊的感觉惊呆了，那是一种坚硬得如同大理石样的触感。我的诊断敏感性突然被唤醒，我跑到卫生间去看镜子。 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一个明显肿胀的锁骨上淋巴结。一想到可能被诊断出癌症，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恐慌。我清醒的每一刻都在反复想起以前的癌症患者。 我在周三做了超声检查，周五下午又做了计算机断层扫描(CT)，这让我周末过得异常焦虑。最终，在周一早上接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电话。在给我的第一个病人麻醉后，我的外科医生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我已经是晚期肺癌了。当我那整洁、整齐、穿着绿色工作服的世界在我周围坍塌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病房里倒下了，我的医生自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扭曲的新世界，我成了病人。 我确信自己会死，估计最多只能活2年。然而，一个月后的二代测序结果，提示我的细胞含有可作为靶点的突变。我对癌基因驱动的肿瘤和靶向治疗的出现知之甚少。我不知道这种疗法会给我带来如此持久的疗效。靶向治疗比我想象的要温和得多，但却非常有效，甚至不需要放疗和手术。靶向治疗让我避免了即将到来的死亡。现在，距我最初被诊断为癌症已过去将近4年。 回顾这段经历，我意识到，当医生成为患者时，拥有独特的优势，也有特殊的弱点。我们与其他患者不同，因为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医疗系统，更容易获得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医生也处于独特的位置，在治疗其他患者时表现出来的确定性，在用到自己身上时可能会适得其反，尤其是当我们所得疾病并非我们所擅长的领域时。例如，我曾确定自己只有两年的期限，以至于我不相信有活的可能，从而将自己推向绝望的边缘。 在成为患者的医师中，羞耻感也很常见。我们可能会想，我们是否因为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而导致了疾病。然而，得病不是我们的错。医生可能会感到尴尬或内疚，好像他们不被允许经历疾病。在考虑病假以及可能会给同事带来的临床负担时，负罪感也会油然而生。有些人甚至害怕被同事知道，拖着病痛的身体继续工作。这些负面情绪会逐渐发展成一种巨大的孤立感。此外，与普通人群相比，医生的自杀死亡风险较高。 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成为病人。但事实上，医生是最具复原力的患者之一。高智商和对医疗系统的工作知识对于成为患者的医生非常有利。不仅更容易理解疾病及其治疗，而且医生可以与非专业病友分享他们的理解，否则，这些病友可能很难理解治疗方案。力量也存在于医生们所在的工作网络中。公开地把自己的健康危机告诉同事，可能会帮助我们从伙伴那里得到治愈的最佳礼物:信念、希望和爱。当我公布了我的诊断结果时，我发现了一群最好的同事。他们对我的信任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恢复了希望，并最终重建了我与晚期癌症生活所需的信念。 我有我的生命;我有我的家庭;我有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是为他人服务。服务他人可能是医生最强大的力量来源。在我休完病假回来的第八天，我不得不紧急跑到核磁共振扫描仪前抢救一位停止呼吸的年轻患者。在重新建立气道之后，我看到了我生命的价值，尽管我自己被确诊为晚期癌症，但作为一名儿科麻醉师，我仍然可以随时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我的技能和临床专业知识都没有抛弃我。我的工作不仅可以让病人恢复元气，也可以让自己恢复元气。我发现我确实可以同时作为医生和病人而存在。 参考文献：JAMA 2022;328（23）：2303-2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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