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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色情产业，国人往往最先想到的是日本或者泰国。 但倘若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如今拥有100万妓女的韩国，才是亚洲地区名副其实的“色情大国”，而国都首尔是当之无愧的“亚洲性都”。 作为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重视孝道和忠诚的韩国，国民不是应该更加厌恶色情产业吗？ 为何现在的韩国成为全球闻名的“淫窟”呢？  野火烧不尽，半岛南端越扫越黄所谓韩国已是“色情大国”并非是凭空杜撰，是有真实数据做支撑的。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2007年全年韩国男性嫖娼达到9395万人次，全年的卖淫交易额达14万亿韩元，占当年韩国GDP的1.6%。 2011年，韩国人均色情消费达到惊人的527美元，位居全球第一。 同时期，日本人均色情消费还不到200美元，所以谁是老大？ 据韩国犯罪学协会统计结果显示，在受访的1050位韩国男性中，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在近期买过春。 而韩国大学医学院在2015年也给出类似结论。 根据泌尿科患者问诊记录统计，他们发现在全韩育龄男女人口中，有23.1%的男性买过春，有2.6%的女性被买过。 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显示，在2018年时，全韩国共有50万名妓女。 但问题在于，警方主要是凭借大型淫秽场所的数据来统计人数，如果要算上小规模、甚至是地下妓院的话，说目前韩国性从业者超过一百万人，怕是丝毫不为过。  全国有超过100万名妓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目前韩国总体人口不足5100万人，女性共有2580万人，15-64岁的女性人数达到1848万人。 这代表着，在韩国有劳动能力的女性中，有5.4%的人以卖身为生，整个韩国的“含鸡量”不可谓不高。 那我们是否可以凭此认为韩国民众对色情产业是司空见惯，甚至是乐在其中呢？ 其实也并非如此，事实上，韩国政府为扶正社会风气，作出过很多努力，其突出代表就是2004年颁布的《性买卖特别法》。 话说在当时，汉江两岸是一片歌舞升平，伴随着大量高档酒店和KTV的出现，一众淫秽场所也火遍汉江两畔。 当时在韩国著名的“汉江红灯区”中，一排排低矮建筑里，一间间玻璃房中，站满衣着清凉，姿势妖娆的风尘女。 如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一样，透过玻璃，妓女们扭动着自己的身躯，勾引窗前行人的注意。 当有人稍作停留，身边立刻就会迎来中介皮条客上来接引。待双方谈好价钱后，男女双方就会走入玻璃窗后的小屋里“各取所需”。  当时全韩国成规模的色情场所共有69家，其中规模较大的共有45个。 2004年，鉴于民意舆论对国内色情产业的猖獗越发不满，卢武铉政府特意通过《性买卖特别法》，大力打击韩国性产业。 根据该法案，组织妇女卖淫的罪犯将受到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入狱及最高一亿韩元罚款等处罚。 连嫖客买春的行为，除罚款外，也可能遭受入狱一年以下的判决。 韩国警方也积极响应政府出台的法案，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多次出警扫荡全韩各大“红灯区”，将原有69个红灯区，压缩掉22个。 韩国警方在2004一年之内逮捕1.7万名性行业者。 2007年，韩国政府关闭4.6万家色情交易场所，取缔26万名妓女。 一时之间，韩国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根深蒂固的色情产业遭到重创。 但结合前文的叙述，我们其实就能了解到，韩国的淫秽产业早已死灰复燃，甚至越发“兴旺发达”。 那韩国色情产业的根源在哪里？其背后产生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日美相继统韩！粉灯，又见粉灯！事实上，色情行业在朝鲜半岛上的历史极为短暂。 直到近代，李氏朝鲜国内的性从业者，更多是以专门服侍朝鲜皇室和士大夫群体的“家妓”或“艺伎”形式存在的，她们并不是服务全体国民的“公妓”和“市妓”。 当时，为满足贵族和官僚阶层招待或娱乐需要，朝鲜存在一定规模的艺伎群体，她们还拥有一个专有名称“妓生”。 古代朝鲜的性从业者中也不乏“名人”。如李氏朝鲜中宗时期著名女诗人黄真伊就是艺伎出身；暴君燕山君的妃嫔张绿水以贵族家妓的身份最终入宫侍驾。 直到日本侵略者的到来，才开启半岛色情产业的“新纪元”。 1876年，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自此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而依据“通商条例”，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家面向公众的，由日本人开设运营的妓院就此出现。  都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跐溜”，自此色情业的罪恶之花快速在半岛生根发芽。 随着日本在朝鲜统治的逐渐深入，性从业者在当地越发普遍。她们中不仅有“主动”沦落风尘的薄命女子，更有众多不幸被日军强征随军的“慰安妇”。 1945年，二战结束，朝鲜迎来民族解放。 原想着苦日子终于终结，自己终于可以挺胸抬头重新做人时，地处南韩的民众却发现，这一切仅仅只是“城头改换大王旗”。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而且新来的更加厉害...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军”入韩参与作战。为保持部队的作战状态，允许士兵在闲暇时间寻欢作乐，成为当时美军军官们为数不多的选择。 尽管南韩政府在1948年就将卖淫视做违法行为，但依旧敌不过艰困的形势。 一方面，由于战局不利，南韩大量男丁被征召入伍，大量家庭失去经济来源；、。 另一方面，因为战争破坏，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停滞，国家已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默许女性从外国人身上赚钱反而是当时不错的选择。  在种种因素促使之下，韩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出现大量妓女和吧女。 据韩国政府统计，截止到1953年，全韩国共有35万名女性从事性产业，其中60%都是服务驻韩美军。 她们或独自行动，或三两成群，经常衣着清凉地出现在国外军队驻扎的地方，用一时肉体的欢愉，换取一家人几天的口粮。 在美国大量描述朝鲜战争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找到这些韩国风尘女子的身影。 如有库恩编写的《同时，回到前线》中，就详细描述妓女们以汽车作为色情交易的场所，她们还将这流动妓院称为“快乐车”(Happy Wagon)。 由西德尼·乔治做撰写的作品《热爱死亡》中甚至出现母女两人搭伴服侍美国大兵的情节，不得不说这都是朝鲜民族的悲剧。 如果说以上选无可选的不幸尚可被认为是“天灾”的话，那韩国女性被外界为鼓励，甚至是诱导着投身性行业的话，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祸”。  1962年，韩国朴正熙政府宣布卖淫合法化，并着手建立由政府监督管理的色情产业。 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钱啊！、 朴正熙刚上台时韩国人均GDP仅为82美元，不足北朝鲜的一半。 我们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但修路也需要钱啊。 此时驻扎在国内数量众多、欲望强烈的驻韩美军，就成为独裁者眼中的目标。 自“韩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韩国派驻大量军队，人数最多是曾突破30万大关。如果可以从“大老美”的身上多赚些钱的话，那修路的钱不就有了吗？ 所以，朴正熙政府决定用一代韩国女性的青春，攫取大韩民国崛起的第一桶金。 为最大限度提升韩国性产业的“美誉度”，韩国政府对有志于投身风尘产业的女青年进行击中培训。 他们会雇佣专人，教授妓女用于日常沟通的基本英语，更加贴合美军士兵喜好的礼仪习惯，甚至是各方面的技巧，以达到更好的“慰安”效果。  1966年，脱胎于韩国媒体喉舌《东亚日报》的大型综合刊物《新东亚》杂志，就曾公然刊文宣称： 韩国女性的力量是巨大的，除却为国为家传宗接代外，她们肉体上的牺牲可以为韩国的振兴提供巨大的动力。 由此可见，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当时整个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都是极为鼓励女性奋勇下海，博身“捞”金的。 在这种牺牲“一切”向“钱”看的大环境下，成为投身为交际花，站街女等风尘职业，一度成为韩国民间年轻女性的“最佳”出路。 当时，很多女青年攻读中学，甚至大学学业，既不想做科学家为国争光，更没兴趣当公务员为民效力。 她们只是想学好英语，多学点知识技能，毕业后好赶快下海“捞”几年。 毕竟，英语和素质越高的女性，在美军眼里越受欢迎，能赚到更多的钱，还很有可能吊到一头“美利坚金龟”，从而成为邻里亲朋眼中的“上等人”。 毕竟，在当时主流媒体的口中，那些“全身心”致力于美韩亲善的性从业者们，可都是“民间的外交家”，是真正的“爱国者”。  前些阵子，韩国闹出踩踏悲剧的梨泰院，在过去就是著名的娱乐区。 驻韩美军经常与韩国女性深入且热情地交流美韩两国“深厚”的情感。因此，那里曾出生过很多具有美韩两国血统的孩子，因此得名“异胎院”。 如今的梨泰院不过是为“遮羞”而后改的名字罢了。 朴政府和韩国女性努力的效果是巨大的。在韩国经济尚未起飞的艰难时刻，性产业每年为韩国带来1000多万美元的经济效益，直接占到韩国当时GDP的4%，与农林渔牧产业相当。 可以说，韩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腾飞，创造出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其背后与韩国性从业者一“躺”之力，是脱不开关系的。 但现如今，韩国早已成为先进的发达国家，但为何色情产业依旧如此“昌盛”？ 韩国一派浮华之下，是否存在肮脏土壤允许其一再死灰复燃呢？ 糟粕铲不清，厌女物女造就色情温床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很多人看来，只要能发展经济，富足物质条件，很多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但现实往往并不如书本上那么简单，至少韩国在富起来之后，汉江两畔依旧莺歌燕舞，纸醉金迷。  事实上，韩国色情产业的尾大不掉，“越扫越黄”就与韩国社会封建糟粕过多有着较大的关系。 因为韩国的建立并非是依靠本国民众的革命，而更多是通过世界强国的施舍，国内封建糟粕和守旧思想没有被彻底清算，都逐渐成为阻碍韩国社会进步的障碍。 首先，在韩国妇女身份地位不高，社会上长期存在着物化女性、歧视女性，甚至是厌恶女性的舆论环境。这是韩国色情行业长期存在的思想基础。 虽然自从社会民主化改革以来，韩国出台一些列政策和措施，提升韩国妇女的地位和权益。但在很多韩国民众心中，性别依旧是阻碍韩国女性取得真正解放与成功的“天花板”。 根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目前韩国职场还是存在普遍的性别歧视现象。 2020年，韩国男性员工薪资中位数比女性要高出31.5%。 在同专业、同学历、同工龄的情况下，韩国男员工比女员工薪水高出至少9.5%。  在韩国社会中，人们普遍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最大的事业应该服侍男人，相夫教子。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韩国超过70%的职场女性遭遇过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甚至是性骚扰。 仅有五千万人口的韩国，2020年家暴报警案件达到22万件。 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女孩发现自己刻苦读书，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不少女员工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公司的认可，自己已无力应对生活的开销。 大量女性不堪忍受丈夫的家暴愤而离婚，转头一看，担任家庭主妇几年，早已失去独立谋生的能力。 那么，这些不幸的人们在高度“内卷化”的韩国社会要如何生存呢？ 相当一部分女性会选择自甘堕落，沦为风尘女子或兼职“援交”，心中怀着一丝希望，能活一天算一天。 其次，韩国陈旧低俗的交际文化，创造出巨大的色情需求，为韩国色情行业的“长盛不衰”，提供需求土壤。 韩国民众对于性交易的“热衷”程度，绝非平常思维可以理解。 因为在很多韩国人看来相识几人“组团”嫖娼是成员间打通关系、结成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可谓将“人间三大铁”中“一起嫖过娼”精神发挥到极致。 每逢个人遇到喜事，私下较好的朋友就会集体嫖娼庆祝。 职场有人升迁，同事之间一起雇女伴共同“运动”一下也是正常。 有时为打通上下游关系，员工需进行业务招待，和客户一起打通“下半身”关系便成为常态。 据统计，韩国企业在2013年在“公关”上的消费就达到10亿美元。 前文中，韩国男性一年就买春9000多万次。要知道，现如今韩国男性也就2500多万人，平均每位韩国男性每年要在风月场所“潇洒”将近4次，这绝不是个人“爱好”能解释的。 这背后有多少次“爱情买卖”是被同伴拉着不得不去的呢？ 有多少次“春风一度”是打着公务的旗号找公司报销的呢？ 如此“频繁”的运动频率，也难怪汉江水中伟哥成分严重超标，原来韩国男人有时，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最后，韩国根深蒂固的财阀文化，掌控韩国政治经济，成为色情产业主要受益者和保护伞，是韩国“越扫越黄”现象背后的主要黑手。 随着近些年来，新闻的不断报道，人们逐步发现韩国色情产业背后，实际上牵扯着众多财阀集团。 他们是高级色情产业主要的主导者与得益者，也是中下级淫秽事业背后的大金主。 前几年，韩曲韩剧横扫我国，全球都掀起“韩流”高潮。 但关于韩国娱乐公司组织女艺人向财团老板、高管和政府高官提供性贿赂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韩国财阀出钱组建娱乐公司，培养艺人，打造明星，娱乐公司再以性贿赂的方式“反馈”自己的“金主爸爸”。 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像不像前文中李氏朝鲜时，官宦或贵族家中饲养家妓，彼此相互招待的套路？还说韩国封建残余不深重吗？ 还记得那位在父母忌日还需要梳妆打扮，招待客人的已故女星张紫妍吗？ 还记得近些年来自杀身亡，如郑多彬、宋智善、韩彩媛这样的韩国女艺人吗？ 当掌控韩国国计民生的财阀本身就是淫秽行业受益者时，政府扫黄打黑会有用吗？ 我们以2004年出台的《性买卖特别法》为例，法案刚颁布之后，确实取得较为良好的效果。 但韩国色情产业并没有彻底被根除，是因为韩国财阀在背后从中作梗，破坏卢武铉总统的努力。 在法案颁布后，卖淫从已经被曝光的红灯区，转移至按摩场所等新兴变相的卖淫营业场所，兴旺依旧。 而且，卖淫活动也越来越隐蔽化，一些通过网络进行的、场所不固定的性交易也屡见不鲜。 越来越多的卖淫女，聚集到由财阀集团把持操纵的会所和所谓“休闲屋”中“寻求庇护”。 2004年，全韩休闲屋会所数量不过3万家，但在2014年时数量已经超过4.5万家。 对卖淫集团而言，他们不过将工作地点由江边小屋，改为市区写字楼，仅此而已。 此外，财阀集团还鼓动性从业者上街游行。 在游行中，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风尘女们，以除了卖淫，没有求生手段为由，攻击反对打黄扫黑的政策。 此外，一些财团还利用手中舆论工具撰文，以忽视性从业者历史贡献为由，抨击驳斥政府的法案与举措。 在巨大的阻力下，韩国轰轰烈烈的《性买卖特别法》最终不了了之，打黄扫黄的总统在卸任后被政治清算，最终自杀身亡。 真所谓“汉江繁华今犹现，不忆当年卢武铉”，可悲可叹！ 结语我们不得不承认，韩国色情产业的存在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但错就是错，习惯躺着赚钱，势必影响民众心智；沉迷声色犬马，必然消解国家潜力。 还是希望韩国能多出几个卢武铉可以澄清玉宇，还汉江两岸一个朗朗乾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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