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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羿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查尔斯·狄更斯 奢侈品经销商达盖尔 巴黎奢侈品经销商（Marchand-mercier）是15世纪出现的商业组织，丝绸是其早期销售的主要商品，但他们还经营珠宝、绘画、雕塑等奢侈品。16世纪法国国王查理九世认可了该组织并对其进行规范。奢侈品经销商可不受拘束进行买卖，但不可生产当时各手工行会制作的产品，奢侈品经销商从此与工匠划分了界限。他们经常充当承包商或设计师，在工匠与消费者之间起着桥梁作用。他们又被称作鉴赏家，有着良好的艺术素养与判断力，能敏锐地捕捉甚至创作时尚潮流，并根据消费者的喜好设计出精美的装饰艺术品。路易十六时代，奢侈品经销商在时钟制作方面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其中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当属多米尼克·达盖尔（Dominique Daguerre，1796年去世）。关于他早年的职业生涯我们知之甚少，1722年他与奢侈品经销商菲利普-西蒙·博易里尔（Philippe-Simon Poirier，1720年-1785年）结成生意伙伴，后者是将王家塞夫勒瓷厂制作的瓷板画用于家俱上作为装饰的发明者，1777年-1778年达盖尔在博易里尔退休后接手了他的商店并继续使用“金色王冠”（La Couronne d’Or）的名称。达盖尔保住了前任的所有客户并在几年内变得更加活跃。他对巴黎时尚与装饰艺术发展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品味超群且具有远见卓识的商人，达盖尔将法国奢侈品带到了最高峰。1780年代早期达盖尔在伦敦开设了新商店并得到了摄政王也是后来的英王乔治四世的大力支持。利用其在巴黎建立的巨大艺术家网络，他为英国王室的宫殿输送了大量家俱、壁炉、青铜饰品与各类装饰品，许多英国贵族也纷纷邀请达盖尔为其进行装饰工作。达盖尔在巴黎与伦敦为两国王室与有影响力的鉴赏家提供各类装饰艺术品，其声望达到了行业顶峰。他于1793年退休，法国大革命对其事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并令他失去了众多重要客户，他于1796年去世。我们先介绍达盖尔为神圣罗马帝国赛克斯-特申公爵阿尔伯特·卡斯米尔（Albert Casimir, Duke of Saxe-Teschen, 1738年-1822年）制作的一个著名座钟（图1），后者是法国王后玛丽娅·安东奈特的姐夫，也是重要的艺术收藏家，他用自己的藏品在维也纳创建的阿尔贝蒂娜博物馆（Albertina Museum）至今仍是世界重要的艺术收藏与陈列机构。图1. 鎏金青铜配塞夫勒瓷画壁炉座钟，1782年制作，高62.5厘米，宽48厘米，深16.5厘米，机芯由钟表师瑞纳克雷-尼古拉·苏提奥制作，珐琅钟盘由乔治-阿德里安·摩尔列特制作，多米尼克·达盖尔指导并监制丨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 座钟的圆形珐琅钟盘上有钟表师的签名（图1a），“苏提奥于巴黎（Sotiau à Paris）”，用罗马数字标示小时数，用阿拉伯数字标示分钟数，钟盘上还标有月份与星期内的日期，用两根青铜鎏金的镂空刻花指针指示小时与分钟，另外两根抛光的蓝色钢针指示日期。珐琅钟盘的作者为当时巴黎最好的珐琅师之一乔治-阿德里安·摩尔列特（Georges-Adrien Merlet）。建筑式钟壳顶部有两个雕刻得极其精雅的坐在云端的小天使，其中一位左手拿着羽箭（图1b）。两位小天使手上扶着一个装饰了蛋形边饰椭圆形瓷板画，在其外边与下方钟壳的檐板上都有大量的玫瑰花束装饰。带有蛋形花边与凹槽装饰边的顶梁下有四根多利克式古典支柱，柱子内侧与钟盘下方瓷版画之间有装饰性瓷板画，在这些瓷板画之间充满了大量的青铜鎏金雕塑的玫瑰花与植物叶子装饰。它们下方是一平台，其表面用亚光镀金与点状镀金等不同手法来增加不同金色所具的张力，同时还有植物叶子做成的花边。平台之下是装饰了蓝色瓷板画的长方形鎏金基座，最底部则是装饰了植物叶子浮雕的青铜鎏金陀螺状支脚。此钟一共装饰了十一块瓷板画，它们全部出自塞夫勒王家瓷厂的著名画师之手，所有瓷板背面都有画师签名。这些瓷画中最引人瞩目的两幅，一幅是钟顶的椭圆形画作，它画的是坐在云端的小天使，左手拿着望远镜，右手的羊皮书卷上写着“利用湿度计进行观测（Observations sur l’Usage des Barom(ètres)）”的字样；另一幅在钟盘正下方（图1c），它表现的是一位坐在云端身缠紫色丝带的童子，他正用圆规画圆，其右边是一本名为“制造日晷的艺术（Gnomonique ou l’Art de faire des Cadrans）”的书籍。达盖尔为这个座钟绘制的设计图纸有幸保留了下来（图1d），有趣的是，这一设计图并不是为了制造座钟的工匠绘制的，其作用是拿给潜在客户进行推销，并让已经订制的客户提出意见并敲定每个座钟的最终样式。图1d. 多米尼克·达盖尔，瓷钟设计图，约1782年制作，现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18世纪后半期是法国艺术创作发展的一个特殊时代，用青铜制品装饰房间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时尚。青铜鎏金座钟正好符合这一装饰潮流，因此得到广泛追捧，这一艺术形式因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最具创作活力的时代。利用欧洲瓷器作为钟表装饰这一实践始自路易十五时代，当时主要是用各种瓷雕，如动物、花朵作为装饰。到了路易十六时代，一种新的奢华座钟形式出现了，这种座钟用鎏金青铜作框架，用塞夫勒瓷厂的瓷板画作装饰主体。最开始时，艺术与奢侈品经销商菲利普-西蒙·博易里尔实际掌握了王家塞夫勒瓷厂的瓷板画垄断经销权，他对此权力的获得实际上出于前瞻性的艺术眼光及其装饰艺术方面的创造性。1777年后，其合伙人与继承人达盖尔继续保持了这一垄断地位。达盖尔聘请了当时最好的艺术家制作此钟，只有三个类似座钟被实际制造出来，除目前作品外，另两个造型相同但瓷板画略有区别的作品都在1782年制作。一个是为王后玛丽娅·安东奈特的弟弟哈普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连亲王（Prince Maximilian of Hapsburg）制作；另一个则是为了未来的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制作的。这个钟型在19世纪中期后被大量仿造，但仿品质量却参差不齐。图2所示的钟顶端是一个雕塑得非常精致且豪华的鎏金雄鹰，其爪中握着雷电。在圆鼓形机芯壳下方是一个带浅浮雕的方形支撑物，青铜鎏金浮雕表现的是一对小天使在尝试点火。机芯壳两侧分别坐着两个身穿古典服饰的年轻男女，男子手中握着笔与书写板，而女子则正在读书。在雕塑人物与正方形钟盘支撑物下方是一圈镂刻精致的青铜鎏金植物叶子花边，白色大理石基座的正面装饰了新古典主义化了的阿拉伯风尚（Arabesque）的装饰性鎏金青铜雕塑，中间是一个长了胡子的男性脸谱，其两侧各有一个带翼的丘比特，他们的下半身被做成了卷曲的植物枝叶与花的形式；在中间鎏金浮雕两侧是一对小萨提尔（satyrs）正在吹响号角的浅浮雕。基座下方是六个精致镂刻的青铜鎏金支脚。图2. 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并配白色卡拉拉大理石壁炉座钟，“学习”，由多米尼克·达盖尔指导制作，机芯作者为让-安东尼·列宾，钟壳上雕塑人物源自路易-西蒙·博易皂忒，钟壳作者为弗朗索瓦·瑞蒙德（François Rémond, 1747年-1812年），约1780-1785年制作，高54厘米，宽70厘米，深15厘米丨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 这个座钟的设计显然受了1776年路易斯-西蒙·博伊佐特（Louis-Simon Boizot, 1743年-1809年）为王家塞夫勒瓷厂设计的一对室内裸瓷雕塑作品的影响（图2a）。这对雕塑作品被多米尼克·达盖尔选中，他请弗朗索瓦·瑞蒙德再次设计，创作出了路易十六时代晚期巴黎新古典主义座钟里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它一出世，就受到欧洲各国君王、贵族、收藏家与鉴赏家的追捧。图2a. 路易斯-西蒙·博伊佐特，塞夫勒裸瓷与鎏金青铜装饰油灯，“学习与哲学”，约1785年制作，每个：高29厘米，宽30厘米丨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 图2中所示座钟的机芯作者为钟表师让-安东尼·列宾一世（Jean-Antoine I Lépine，1720年-1814年），1762年获得大师称号与资质。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学徒经历，其大师称号是路易十五国王因其才华而下旨特批的。他是列宾钟表制造世家的开创者，后来成为国王的钟表师（Horloger du Roi）并为法国国王与众多王公贵族制造高质量且有创意的精密钟表，我们今天可在欧洲众多的著名博物馆与王家收藏中见到他制作的钟表。在弗朗索瓦·瑞蒙德与多米尼克·达盖尔的通信中，他们将这一钟型称为“学习”，制作这一座钟的设计图纸有幸保存了下来（图2b）。图2b. 弗朗索瓦·瑞蒙德，设计草图，约1784年绘制，私人收藏。弗朗索瓦·瑞蒙德（François Rémond，约1747年-1812年）为18世纪法国装饰青铜雕塑家，也是最重要的镂刻与鎏金大师。1763年他开始作学徒，1774年他获得镂刻与鎏金的大师称号与资质。他的天才很快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也带来了一批富有的赞助人，包括王室成员与宫廷贵族。通过多米尼克·达盖尔，瑞蒙德为18世纪末期最重要的一些收藏家进行室内装饰，为他们的房间提供钟表外壳，火焰挡及烛台等各种青铜饰物。这些造型优雅大方且极具高贵品质的装饰品极大提高了他在装饰艺术界的名声与地位；直到今天，他仍是装饰艺术史中一位极具传奇魅力的伟大艺术家。我们在本节末尾不加解释地请读者来欣赏一个由达盖尔指导、用塞夫勒裸瓷雕塑制作的一个著名座钟（图2c）。图2c. 塞夫勒裸瓷雕塑、鎏金青铜配深红色意大利大理石壁炉座钟，“维纳斯教育丘比特”，由多米尼克·达盖尔指导制作，钟壳上雕塑人物由路易斯-西蒙·博伊佐特设计，钟壳作者为弗朗索瓦·瑞蒙德，约1793年制作，高49厘米，宽65厘米，深14厘米，现陈列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声名远扬的青铜雕塑家与他们制作的时钟 18世纪中后期，法国青铜雕塑师逐渐取代了家俱师在时钟制作方面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钟壳制作者。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几位声名远扬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在前文已经介绍了弗朗索瓦·瑞蒙德，本节将介绍法国人自己心目中最伟大的两位青铜雕塑大师——皮尔·古谢尔（Pierre Gouthière，1732年-1813年）与皮尔-菲利普·汤米亚（Pierre-Philippe Thomire，1751年-1843年），我们今天在巴黎可以找到以二人名字分别命名的两条街道。皮尔·古谢尔是18世纪中后期最重要的青铜雕塑大师，其作品造型庄重典雅而又略带柔媚，极具装饰效果，可谓法国早期新古典主义的典范。他是一位马鞍制造师的儿子，1758年获得了鎏金大师的称号与资质，1770年代时他已成为巴黎最有才华的装饰青铜雕塑家。1767年古谢尔被命名为“王家娱乐活动部门的鎏金装饰师（doreur ordinaire des Menus Plaisirs du Roi）”，这一职务不仅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同时也使他得到了许多重要客户，其中还包括顶级奢侈品经销商，这又为他获得了更多的高档订货。他最重要的赞助人为法国王室，同时还包括一批法国顶级大贵族以及一批重要的大臣与银行家。古谢尔最著名时钟作品是在路易十五末期制作的“阿维尼翁座钟”座钟。（参见返朴文章《她与伏尔泰、莫里哀等人一起被人们永远怀念，其理想形象通过这个时钟保留了下来丨艺海拾真》） 我们在此介绍一个古谢尔制作钟壳的作品（图3），钟上希腊化风格的带翼狮身人面像唤起了观者对古典世界的想往。此钟有一个豪华的新古典主义白色大理石配精致镂刻的鎏金青铜雕塑的钟壳，机芯鼓呈正八角形，其顶端有一个坐在豪华坐垫上的带翼丘比特，他右手持弓而左手握着羽箭（图3a）。在机芯鼓上方两侧都有鲜花与植物叶子编成的花束，而机芯鼓下方为植物叶子，它从一块长方形的白色大理石上伸展出来，在这块石头正中有一个关于维纳斯和丘比特的浅浮雕。在这块带浅浮雕的长方形大理石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卧着的带翼斯芬克斯，他们身上有少量衣服，头发被梳成经典的埃及样式且头顶带有花饰（图3b）。斯芬克斯身下有一个平台，它的边上带有珠串状花边雕塑装饰。钟的长方体基座周边有棕榈叶图案装饰，正中部位则是青铜鎏金的狮子头配卷曲的植物装饰浮雕。基座下方为六个精致镂刻的支脚。图3. 鎏金青铜与白色大理石壁炉座钟，斯芬克斯，钟壳作者为皮尔·古谢尔，约1785年-1790年制作，高54.4厘米，宽49厘米，深10.8厘米丨图片来自巴黎摆钟艺廊 图3a. 斯芬克斯壁炉座钟局部丨图片来自巴黎摆钟艺廊图3b. 斯芬克斯壁炉座钟局部丨图片来自巴黎摆钟艺廊 如果单纯以对时钟制作的贡献来讲，皮尔-菲利普·汤米亚的贡献应该更大，他活跃于18世纪最后二十多年与19世纪初期三十几年这段时间里，是法国装饰艺术史上最伟大装饰青铜铸造与雕刻大师之一。他最早是在巴黎圣·鲁克学院（Académie St. Luc, Paris）跟随雕塑家乌冬（Jean-Antoine Houdon）与帕尤（Augustin Pajou）学习雕塑艺术。年轻的汤米亚本可选择纯艺术雕塑作为职业生涯，但出于继承家庭传统与经济上的考虑，他选择了进入装饰青铜艺术雕塑领域。在职业生涯早期，他为皮尔·古谢尔工作，这段时间奠定了他日后的艺术生涯，他从古谢尔处学到了一种称为“磨砂鎏金（dorure au matt）”的技术，使得完成的作品表面看上去有种特殊的颗粒状亚光效果。1770年代时，他为塞夫勒王家瓷厂工作，为绝大多数该厂生产的最重要瓷器制作青铜配饰。法国大革命后，其创作水平与声望达到了西方装饰青铜艺术界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一代传奇人物。汤米亚的早期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多方面探索，虽然从整体上看，图4和图5中的两个座钟都属于新古典主义范畴，但前者更多地继承了自然主义倾向并沿袭了传统的洛可可式女性的柔媚造型，对了解法国文化与艺术的人来说，坐在钟顶的狄安娜是一位“非常法国”的女子（图4a）；后者表现的是维斯塔贞女为其维护的永恒圣火添加火种，它所展示的是雍容华贵的新古典世界，表面镀了氧化钴的人物雕像、华丽的鎏金浮雕与白色大理石等形成鲜明对比，让观者很容易感受到作品的艺术张力。图4. 鎏金青铜配青蓝色大理石壁炉座钟，“休息的猎神狄安娜”，青铜装饰雕塑由皮尔-菲利普·汤米亚制作，约1788年-1792年，高98厘米；宽118厘米；深32厘米丨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 图5. 青铜鎏金配镀氧化钴雕塑加白色大理石座钟，“维斯塔圣女添加圣火”，皮尔-菲利普·汤米亚制作钟壳，约1785年制作，高53.3厘米，宽63.8厘米，深23.5厘米，现陈列于美国加州的盖提博物馆。 我们在此介绍汤米亚早期制作的一个重要作品（图6），许多人认为它是路易十六时代造型最优雅的时钟。在钟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有两个制作精美的维斯塔贞女雕像，她们优雅地缓步行走并抬着一个铺了华丽的台布架子。这个架子上放了燃烧着圣火的三角锥状圣火架，其下是三个斯芬克斯，即人面带翼兽身怪物；三角锥的顶部三个角落饰有三个公羊头，这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装饰物，镀了氧化钴的锥面上还装饰有华丽的鎏金植物浮雕图案，在三角锥两侧还放置了青铜鎏金的碗与水瓶。下垂的华丽台布包裹着钟盘与机芯。白色大理石基座正中还装饰了表现一群嬉戏的小天使们的长条青铜鎏金浅浮雕；在其两侧则是方块小牌，左边是带了翅膀的缪斯卡里奥佩（Calliope），她代表着人文知识；而右边则是带了翅膀的缪斯乌拉尼娅（Urania），她代表着自然科学。在配有青铜鎏金浮雕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下方有四只镀了氧化钴的趴卧的狮子，它们背上放着华美的布垫；狮子下边是一块完整的白色大理石基座板。笔者最后想指出的是，此钟的贞女形象来自文艺复兴时代法国雕塑家杰曼·皮隆（Germain Pilon, 约1525年-1590年）制作的一个美惠三女神大理石雕塑（图6a）。图6. 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配白色卡拉拉大理石壁炉座钟，“维斯塔贞女”，拉古特-列宾（Pierre-Claude Raguet-Lépine，1753年-1810年）制作机芯，皮尔-菲利普·汤米亚制作钟壳，路易-西蒙·博易皂忒设计维斯塔贞女雕塑人物，约1785年制作，高64厘米，宽53.5厘米，深18.5厘米丨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 图6a. 杰曼·皮隆， 美惠三女神，大理石雕塑，1560年-1566年制作，高150厘米，现陈列于卢浮宫博物馆。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图6所示座钟的豪华变种（图6b），此钟制成后被放在圣·克劳德城堡（Château de Saint-Cloud）内玛丽娅·安东内特王后的起居室中。读者可在钟壳上看到塞夫勒王家瓷厂制作的瓷板画与浅浮雕，而表面鎏金的维斯塔贞女配上不同颜色的大理石不仅增强了这个座钟的奢华感与艺术张力，而且也让人想起罗马帝国初期的宫殿装饰风格。图6b. 青铜鎏金配塞夫勒瓷版画座钟，维斯塔贞女，1788年制作，高50.5厘米，宽65厘米，深18厘米，罗伯特·罗宾制作机芯，皮尔-菲利普·汤米亚铸造钟壳，让-德莫史尼·度果尔斯设计装饰图案，路易斯-西蒙·博伊佐特设计维斯塔贞女雕塑人物，多米尼克·达盖尔指导并监制，现陈列于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 拉封丹寓言《老鼠开会》壁炉座钟及其主人的悲剧 图7所示的是一个造型非常前卫且极其豪华的建筑式壁炉座钟，它来源于古罗马凯旋门，类似的座钟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流行起来，但此钟却是一个路易十六时代末期制作的孤品。人们首先会注意到，此钟外壳异常豪华昂贵，其精致的青铜磨砂火鎏金装饰雕塑异常引人瞩目，在用料方面，它不仅用了石英（Rock Crystal）和不同的大理石，基座上还用了欧洲传统上只有王室才能用的埃及斑岩（Egyptian Porphyry），被称作俄罗斯马赛克的表面更给了观者一种雅致华贵的异域风情之感。图7. 拉封丹寓言《老鼠开会》壁炉座钟， 约1790年制作，高65厘米；宽40厘米；深22厘米，机芯作者为王家钟表师利鲍特丨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 钟壳造型采用了古罗马凯旋门形式，顶部山墙上装饰了青铜鎏金的棕榈叶、弧形滚边花纹与小玫瑰花，它的正中是老鸦企属植物叶子演化出的装饰，再配上鸡蛋与飞镖造型加棕榈叶构成的花边图案。钟壳上最引人瞩目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两根嵌入钟壳的半支撑柱再加上两根盘旋向上的支柱，它们均用华丽的石英打造。而它们之间是一个侧卧的古典装束女性雕像，为梵蒂冈博物馆中一个古代雕塑的仿制品。基座用埃及斑岩打造，正面两侧有丝绸缠绕的花环和其中的狮子头状装饰，基座正中浮雕表现的是六只老鼠（图7a），其中两只似乎正在为一个铃铛争吵。整个钟壳坐落在一个长方形底座上，最下方是四个扁圆形支脚。此座钟的记录最早出现在法国共和历三年果月9日（即1795年8月26日）制作的银行家让-巴普提斯特·玛功·德·拉·巴鲁（Jean-Baptiste Magon de La Balue, 1713年-1794年）的遗产清单中，它在大革命时被从银行家的家中抄走，放置于卢浮宫中。其当时的估价为6000利佛尔，与一幅伦勃朗的名画价格相当。（详见法国国家档案馆资料：Archives nationales, Minutier Central des notaires, ET/MC/XLII/684。）根据这份财产清单记载，此钟石英柱子间本来放的是一个旧蓝色（ancien bleu）瓷猫。这个瓷猫因过于娇脆而被彻底毁坏，十九世纪初期在修复时被现在的鎏金青铜雕塑取代，虽然这个鎏金青铜雕塑从造型角度上看与原来的建筑式钟壳达到了非常的和谐，但它与基座浮雕上的一群老鼠很难讲有什么叙事关联。笔者仔细查寻了当时欧洲各瓷厂的作品，没有发现适合文件中描述的旧蓝色瓷猫。但欧洲市场上出现的一个康熙年间制作的瓷猫（图7b），从尺寸与造型上都符合前面文件中所提到的旧蓝色瓷猫，如将其放在座钟的石英柱子间，它无疑延续了其异域风情的外观。更进一步来说，这样的猫鼠组合完美诠释了路易十四时代伟大文学家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年-1694年）写的一首寓言诗《老鼠开会》（Conseil tenu par les rats），其内容大致为：有只叫罗迪拉杜斯（Rodilardus）的猫，对老鼠威胁很大，于是老鼠们开会讨论如何对付它。这些老鼠商量出许多办法，但都没有付诸行动，其中一个办法是将一个铃铛挂在猫身上，这样，当猫走近老鼠时，铃铛就会发出声音示警，让老鼠可及时躲避，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问到哪只老鼠愿意去把铃铛挂到猫的身上时，大家都沉默了。这群老鼠讨论来讨论去，想出各种办法，却未付诸任何行动。虽是路易十四时代写下的寓言故事，但在当时却无疑有着现实意义。面对大革命，路易十六与旧势力虽担忧未来，但却无所作为，任由其发展。图7b. 旧蓝色瓷猫，清康熙年间制作，高4.5厘米，宽8.5厘米订制此钟且是其第一位主人的让-巴普提斯特·玛功·德·拉·巴鲁（图7c）于1713年出生于圣·马洛（Saint Malo）市一个富有的船主家庭。他精明地利用了外交与海军大臣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和路易十六的银行家让-约瑟夫·德·拉保尔德（Jean-Joseph de Laborde）失势的机会，崛起成为法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他的银行位于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大家都尊敬地称其为“玛功大人（Monsieur Magon）”。他是法国最富有的人物之一，但在政治上属于第三等级。我们不知其政治立场，也不知他是否在大革命期间参与到任何一方的活动之中，但他的财产被评估为900万立佛尔，引起了众多人的贪欲，他与家人一起被逮捕并判处死刑，理由是他参与反对现政权的阴谋，他们于1794年7月19日被送上了断头台。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孙子代替自己父亲被处死，保住了其家庭未来要回财产的可能性。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他的儿子开始要求归还被没收的财产，直到1832年方才部分成功，但只有592592法郎。这个座钟再次回到他们家，由于钟上的瓷猫已经毁坏且丢失，于是配上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鎏金青铜雕塑女子。图7c. 佚名画家，让-巴普提斯特·玛功·德·拉·巴鲁肖像，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 这个今天被称作“熟睡的阿里阿德涅（Sleeping Ariadne）”的雕塑，在历史上一直被称作“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由于20世纪中期英国学者韦伯斯特（T. B. L. Webster, 1905年-1974年）的研究，才得到了现在的名称，但这个希腊神话中的女子无疑会让今天的人们觉得这个座钟的意涵更加难解，因此只能从装饰的角度去欣赏它。但如果钟上雕塑的女子是曾经痛苦奋斗挣扎而最后失去其国家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人们可能会因熟知这一历史悲剧而产生共鸣；而埃及艳后的不断行动与基座上只说不干的老鼠在叙事上形成反差，给熟悉历史与愿意进行哲学思考的人留下了巨大的回味空间。张羿，艺术史研究者，俄罗斯冬宫博物馆钟表与古乐器部顾问，法国摆钟艺廊顾问，广东省钟表收藏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也是数学家、逻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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