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象化活动的产物，人工智能的创造达到了自人类开始制造工具之后对象化的最高层次。在人类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是更高层次的“镜子”，正是通过对象化活动及其产物，人类才能越来越到位地认识自己。就人类目前的存在和发展状况而言，人工智能已经达到了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层次。在这一层次，分别基于人类知识、大数据和信息的人工智能三个亚层次从低到高渐次展开。作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人工智能构成了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不仅使人类能更到位地认识自己，为通用人工智能核心机制的突破提供进路启示，而且为在机制层次深化关于对象化和非对象化之间关系的理解提供了时代条件。正是在通用人工智能核心机制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由人类活动的整体对象化看到人类认识自己的两个关键环节——意识之谜和生命之谜突破的具体进路。
一、人类认识自己的对象化及其理解发展进程
二、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三层次
三、人类认识自己对象化机制的人工智能呈现
人类发展既是一个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改造环境和自我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同时又不断将自己的能力对象化的双向循环过程。人类正是在这种不断复杂化的双向循环过程、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当这种双向循环过程发展到人工智能层次，人类就进入了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发展阶段。正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整体对象化，使我们可能窥见对象性、对象性关系、对象性活动乃至对象化和非对象化及其所隐含的双向循环机制。作为一个特殊阶段，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在人类自身发展中具有历史性地位和意义。
在《第四次革命》一书中，根据科学发展对人类理解的改变，牛津大学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提出了人类“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的四次革命：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弗洛伊德或神经科学革命、信息革命（information revolution）。人类自我理解的四次革命内涵极为丰富，相互之间既有内在逻辑上的关联，又有性质上的重大区别。特别是涉及人类认识自己整体对象化的第四次革命，在更高的整体层次上涉及多重复杂关系。
关于四次革命之间的关系，弗洛里迪主要从内外两个基本方面做了深入分析：“在两个基本方面，科学改变了我们的理解。一个可称为外向，或关于世界的，另一个可称为内向，或关于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三次科学革命在外向和内向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改变我们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自我理解，即我们是谁。”由此已经可以看到，人类理解世界和自我理解的双向关联，甚至可以看到这种对象性关系蕴含着一种重要的具体机制。
从日心说到进化论再到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从外部世界到人类进化再到人本身的探索，前三次革命都主要是对象性认识；而作为第四次革命，“信息革命”则由于包含人工智能而与前三次革命构成两个对称的方面。正是这两个对称的方面表明，对象性关系是由对象性认识和对象化活动两个相对的方面构成。
人类的对象化活动自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从简单的工具到机器，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动力机到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科技，都是人类创造力对象化的产物。随着人类创造力的发展，对象化产物的层次相应越来越高；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达到了人类创造力对象化的最高层次，从而出现了人类创造力的整体对象化，展开了人类自我认识的新的一面。在人类自我认识领域，作为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式和性质出现了很大变化：从主要涉及对象性认识，到更根本地涉及对象化活动。
在西方哲学中，作为一个与意识相对的概念，“对象”在黑格尔那里被转换成“对象性”，用以超越对象和意识间的二元对立。作为一对范畴，对象和意识是人类在主客体概念框架中推出的，具有描述上的不对称性。“意识一方面是对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对它自己的意识。”在这里，这种不对称表现在意识的更高层次性。“意识是对在它看来是真实的东西的那种东西的意识，又是关于它对这种真实东西的认知的意识。由于两者都是为同一个意识的，所以意识本身就是它们两者的比较；它的关于对象的认知是否符合这个对象，乃是对这同一个意识而言的。”正是由此，黑格尔将对象转换为对象性。“如果在这个比较中，双方不相符合，那么意识看来就必须改变它的认知，以便使之符合于对象；但在认知的这种改变中，对认知而言，改变了的实际上也有对象自身；因为从本质上说，现成的认知原来就是一种关于对象的认知；连同这个认知一起，对象也变成了另外一个对象，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属于这个认知的。因而对意识而言就成了这样，先前对它而言是自在存在的那种东西就并不是自在的东西，或者说那只是对它而言才曾经是自在的。”意识到对象就是意向性中的对象，意识中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客观对象。作为意识中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对象对意识而言就是对象性的存在。由于在对象性概念中，对象为意识所建立，黑格尔把这种对象看作意识主体做出的规定。
由此可见，黑格尔进一步导出的主观辩证法甚至绝对精神，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根源，这与意识与对象构成的不对称关系密切相关。作为在意识中运动的对象，在概念描述中必定生成为主观辩证法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就典型地表现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具有近代传统形而上学终结性的体系哲学中，蕴藏着开启性的思想宝藏。
在黑格尔的对象性概念的基础上，谢林提出了“对象化”概念。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写道：“知识的直接对象是那种只存在于直接自我意识中的同一性，是那种只存在于最高级次的自身对象化中的同一性，先验哲学家一开始就——不是随意地，而是自由地——置身于这种最高级次的自身对象化中，而自然中的原始两重性归根结底也只有把自然当作理智才能理解。”而为了阐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费尔巴哈不仅大量使用了对象化概念，而且由此涉及人类认识自己的机制。
费尔巴哈是在对象、对象性的系统关系中使用对象化概念的，他的“外化”意义上的“对象化”是与主体性相对的概念，其含义是：“人之对象，不外就是他的成为对象的本质。……人先把自己的本质移到自身之外，然后再在自身之中找到它。最初，他自己的本质是作为另外的本质而成为他的对象的。”在费尔巴哈的语境中，作为一种本体论规定，“对象化”概念意味着感性事物的一种对象性的存在。
在土地是农夫的对象，猎物是猎人的对象，说一个人能看到树叶就等于说其有眼睛的意义上，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由于人的特定的对象反映了人的本质，因此费尔巴哈认为，“这样，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任何人的对象，都是人的本质的证明，都是人的本质的昭示”。这就涉及人类认识自己的对象性机制。“人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对于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你由对象而认识人；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对象中他的公开的本质，是他的真正的、客观的'我’。不仅对于精神上的对象是这样，而且，即使对于感性的对象，就也因此而成了人的本质之显示。”作为人的本质的显现，在费尔巴哈那里，对象化也是一种认知方式，“一个实体是什么，只有从它的对象中去认识，一个实体必须牵涉到的对象，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它自己的明显的本质。草食动物的对象是植物……谁耕种土地，谁就是农夫；谁以打猎为生，谁就是猎人；谁捕鱼，谁就是渔夫，诸如此类”。正是在这里，对象化成了人类认识自己的基本机制。这个意义上的对象化，在艺术作品中有典型体现，而在宗教中则达到了费尔巴哈关于对象化理解的最高层次。
关于对象化，费尔巴哈在艺术中生发出十分重要的理解。“什么是艺术家的作品？不过是艺术家的艺术自我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思想、理念也是精神作为精神在它的一般形式中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en），在这种思想和理念中，精神将自身现实化（verwirklicht）了，进而得以思考和直观自身。”而在费尔巴哈的宗教理论中，则可以看到这种对象化含义的最高层次。“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人的对象就是人“自己的本质”。 “宗教——上帝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宗教是人之最初的、并且是间接的自我意识。”在对象化的这种理解中，“以对象的形式实现”最为集中地概括了对象化的含义。“人对自己的最初认识首先通过观察和认识他人及其本质，因此他自己只存在于另一个人身上，而另一个人是他自己的对象；所以，人只有通过他人来实现他的自我意识。”只是在费尔巴哈那里，由于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其机制性意义，对象化作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方式，还是一种互为对象的特殊的相互作用。而且，由于费尔巴哈的对象化概念与异化相关联，在他那里，对象化的负面含义已十分明显。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关于对象性和对象化的合理思想资源，在马克思那里得到积极承续和批判性发展。
立足于人和社会，马克思提出了“对象性活动”的概念。“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从意识的对象化，可以看到对象化的机制性含义。“在这里，被表象的原则（vorgestelltePrinzip）及其运用，就将其自身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为了单一的东西（eins）。”对象化意味着“以对象的方式把握”，这显然涉及人类认识自己的重要机制。关于对象性活动的机制，我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重要思想，甚至必须在当代才能被更充分地理解和展开。
黑格尔的“对象性”概念，被视为知识论的重要进展，而“对象化”则是知识论领域基本机制上更重要的推进。由于时代发展的局限，“对象化”的机制意义难以被意识到，因此，对象性和对象化概念没有得到更深层次的展开。当代信息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对象化”的机制理解和充分展开提供了时代条件。
人类认识自己的对象化，归根结底是人类创造力的对象化。作为人类创造力的对象化，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阶段，进入了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工智能已经经历了两个层次的发展，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三个层次。
（一）基于人类知识的人工智能层次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类在将自己的创造力对象化为计算机的基础上，通过利用计算机的计算和搜索优势，进一步将人类知识对象化为人工智能的层次。这是人类认识自己整体对象化的最低层次，对象化的产物是基于人类知识的人工智能，这一层次的人工智能以专家系统为标志和发展顶峰。
以专家系统为标志的传统人工智能还不具有自己生成知识的能力，只能依靠人类知识的输入，通过人类知识的机器表征，利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和搜索的强大功能获得在知识集成运用上超过人类个体的智能优势。这一层次的人工智能虽然离人类智能还很远，甚至可以认为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但这已经是人类思维对象化的开始，意味着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人类终于步入了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进程。
人认识自己不能仅仅通过反省，还需要通过一面面“镜子”进行。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人类主要通过“自然之镜”和内部个体意义上的“他人之镜”认识自己。在大自然中，人类通过既存的自然对象认识自己，从物质和能量之镜认识自己的身体构成，从层次更高的生物之镜认识自己的更高层次性质。通过植物这面镜子，人类可以以更简单的方式照见自己的生物特性；通过动物这面镜子，人类可以进一步照见自己更复杂的生理特征和功能，特别是人和环境的关系。对于人类个体来说，他人之镜构成了人类对自己的类特性和社会性的认识。马克思早就指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通过他人这面镜子，我们照见自己的心理世界和类特性，从相互依赖到相互激励的相互性，从关系性到社会性，认识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照见人类的本性。一方面，所有这些方式都构成了人类认识自己的对象性机制；而另一方面，从制造石器开始，技术的发展就展开了人类认识自己的对象化机制，从此人类在认识自己上便有了由对既存事物的对象性认识和自己创造力对象化两方面构成的整体机制。
从物能之镜到他人之镜，面对的都是既存对象。通过既存对象认识自己，构成人类认识自己的对象性机制。对象性活动中的既存对象和人类创造力的对象化产物，涉及人类认识自己的两个基本方面：对象性活动和对象化。对象化机制比对象性活动机制层次更高，涉及更高层次的双向循环。而从工具和技术到人工智能，则涉及一个重要转折：人类认识自己的对象化机制发展到整体层次。
在创造以专家系统为标志的人工智能的对象化过程中，在与机器智能的对照中，人类不仅认识到自身的计算和搜索速度的性质，而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类知识和思维的性质。由人类知识的机器表征，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知识的性质，比如，由可以为机器所表征的明述知识和机器不能表征的默会知识及常识等，可以进一步深入到知识人类学的研究；由机器推理和知识集成的性质，可以认识到人类自己思维的优势和局限。由于人工智能以机器为载体，这与人类自己的生物载体形成鲜明对照，作为符号主义进路的产物，基于人类知识的人工智能前所未有地照见了人类更深层次的身心关系。如果机器能思维，那么人类思维与其生物体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一个新的思考空间。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思维的模拟，为理解思维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有实验性质的场域，人类从而不仅得以在更深层次上走向生命之谜，而且可以在与机器思维的对照中深化对自己思维及其本性的认识。
（二）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层次
在人类知识机器运用的基础上，人类通过创造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利用机器学习在大数据基础上生成的机器知识，进一步将人类知识生产能力对象化为新一代人工智能。这是人类认识自己整体对象化的更高层次——知识生成层次，对象化的产物是机器基于数据自己生成知识的人工智能。这种基于数据的人工智能创构，不仅达到了目前人类认识自己整体对象化的最高层次，而且由此可以看到人类认识自己的更高层次发展。
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了人类智能，但智能在根本上仍然人机分明。正是这种发展形势，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未来发展，理解自己的发展前景提供了重要机制。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表明，专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进入高级阶段，即开始生成从人工智能技术进化到机器智能自主进化的基础。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一方面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另一方面又仍然处于高级自动化发展阶段，还不具有真正的理解能力。由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可以作为典型例子促进人类自我认识深化的，除了阿尔法系列，还有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翻译。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语言翻译效果大大提升，远非基于自然语言理解的传统机器翻译可比，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差异可谓是基本理念甚至某种层次的范式区别。新一代智能翻译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理解”能力的突破，主要是将大数据纳入人类语境造就的。由于在大数据运用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新一代智能翻译本身就表明，正是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发展，使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有惊世之举。
通过机器学习在大数据基础上自己生成知识，新一代人工智能获得重大进步，因此有了不基于人类知识的Alpha Zero战胜基于人类知识的Alpha Go的历史性事件。可以说，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不仅使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知识之外第一次出现的机器知识，看到更具合理性的机器知识存在的事实，而且将使人类知识论研究面临必须考虑自己知识之外的机器知识的发展形势，从而认识到人类知识发展和知识论研究的范围、局限以及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不仅具有强大无比的计算搜索功能，而且可以（依靠机器学习）在数据基础上生成知识，因而可以在棋类等形式化语境的领域内完胜人类。由于可以利用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显然相对于人类智能具有特定优势；但由于只是基于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又具有特定局限，因此有“数据智能”的概括。
数据智能从基于符号主义进路发展到基于联结主义进路，而联结主义进路甚至深度学习的意义则都有赖于大数据的发展。由数据智能回顾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展望机器智能发展的未来，不仅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更深的理解，而且对人类自身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明确人类智能相对于数据智能的优势和局限。
在创造数据智能的对象化过程中，通过与机器智能的对照，人类不仅认识到自身智能完全不同于作为高级自动化的人工智能，具有智慧特征，而且也认识到类人理解的独特之处。正是由于有了人类认识自己的这一更高层次对象化产物及其相应机制，由数据智能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知识的生成，而且有了机器知识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知识。数据智能让人类见识了人类理解和机器理解、有生命的人类智能和无生命的机器智能，甚至人和机器之间的更深层次的区别和联系，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自身生命智能及其理解性质的认识。
（三）基于信息的机器智能层次
在基于人类知识的人工智能和数据智能的基础上，人类通过将自己的创造力对象化为通用机器智能，在通用机器智能核心机制基础上生成信息而不是作为信息编码的数据处理能力，进一步将人类信息处理能力对象化为类人机器智能。这是人类认识自己整体对象化的最高层次——信息层次，对象化的产物将是通用机器智能。
人工智能特别是其通用化发展，凸显了一个以往不太关注的事实：人类个体可以生产（复制）新的个体，却不能将这样的人类个体制造出来。我们不仅不知道如何制造，而且对自己智能的核心机制还知之甚少。这与人们关于哲学和归纳之间关系的说法好有一比。
关于归纳法，哲学至今仍然不得不面对这个说法：
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
而关于通用智能，则由此可以有一个同样性质的类比：
通用智能是人类进化的荣耀，却是人类自我认识的羞赧。
人自己就拥有通用智能，但仍不能理解通用智能的核心机制。我们应当到何处找寻人类进一步深入认识自己的支点？正是这一问题，深入涉及意识之谜和生命之谜。作为这一层次的对象化产物，通用机器智能的生成因而成了人类认识自己本性更现实、更具体、更有效——目前看来甚至是唯一可能的途径，从而在根本上涉及人类对自己理解机制的认识。通用机器智能核心机制研究的突破与生命之谜和意识之谜的破解，将在人类创造力整体对象化过程中同时发生，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机制。而人类之所以要通过人工智能特别是其通用化探索来更到位地认识自己，是因为要真正认识一个对象，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在费曼临终在黑板上给学生留下的遗言中，他甚至说：“对于我所不能创造的，我没有理解（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 not understand）。”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用人工智能的创造意味着人对自己真正到位的认识。创造通用机器智能的过程，就是人类认识作为自然人的自己整体对象化的完成过程，因此，对人工智能及其发展的更到位理解，就是人类认识作为自然人的自己整体对象化的实现。
由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层次可见，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在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过程中走进了一个历史性的关键阶段。从基于人类知识的人工智能到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智能，作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过程，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从基于人类知识到基于大数据，再进一步到基于更深层次信息的关键性突破。
关于信息的当代研究表明，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感受性关系；信息具有创生性、涌现性和相互性等基本特性。把信息理解为感受性关系，就不仅可以使关于数据和知识等的理解更合理，并由此可以对信息编码及其与信息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可以让我们看到两方面的基本事实。一方面，数据是信息编码。信息编码有两种基本类型：信息的物能编码（如物理信号和DNA）和信息的观念编码[如作为自然类（natural kinds）概括产物的概念和符号]。就计算机和人工智能而言，信息的符号编码有一种特殊的方式，那就是信息的数字编码（bit）。另一方面，知识是在信息编码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关系体系，数据比知识更基本，比数据更基本的是信息，智能层次的进一步提升，必须深入到信息层次，因此，关于信息理解的深化就涉及通用人工智能研究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这就意味着，只有当机器智能向直接基于信息的智能发展，人类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认识自己的信息本性，从而更到位地理解自己。
正是从基于人类知识到基于数据再到直接基于信息，或者更简单地说，从知识到数据再到信息，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类自我认识提供了一面系统的镜子，构成了人类认识自己整体对象化的整个进程。正是在通用人工智能创造这一人类创造力对象化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到位地理解自身所蕴含的生命之谜和意识之谜，这也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更高层次。正是在作为人类认识自己整体对象化的人工智能层次，我们才可以看到对象性活动的重要蕴含：人类通过对象化理解世界和认识自己的双向循环机制。
在人工智能层次，对象化和非对象化不仅可以得到更到位的认识，而且人类认识自己的机制也可以得到深层次的理解。
关于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关系，甚至关于非对象化，目前学界的研究还很不够，这与未能深入其所涉及的具体机制层次密切相关。在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秘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将对象化产物作为对象的机制这一倾向。“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就是说，“由于实体与其对象、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的同类、同构的关系，彼此互为存在前提，互为表现形式，互为证明的根据”。由于宗教学说的局限，费尔巴哈在这方面的思考不可能涉及现实的社会实践。有研究从更一般意义上的实践入手，将实践范畴划分为对象化实践和非对象化实践两种类型。“所谓非对象化实践是指那种不直接改造客体对象，无法在活动的客体对象上物化出成果的感性生活实践。”这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只是把实践划分为两种类型，显然割裂了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关系。对象化和非对象化之间的关系涉及人类认识自己对象化活动的重要机制，因此关于非对象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对非对象化的研究，得到了“非对象化活动是对象化活动的归宿和起点”的认识，但关于二者的关系，也只是得出了“对象化和非对象化互相渗透”的结论，未能深入机制层次来理解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关系。其中的客观历史局限，只有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才能避免。
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核心奥秘，就在创造活动中。创造一方面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对象化，另一方面又隐含着非对象化。作为最典型的例子，艺术创作包含非对象化活动。作为艺术品，如雕塑，无疑是对象化的产物，但将艺术活动理解为非对象化的，显然包含更深层次的道理，因为艺术活动的方式不是对象性的。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是非对象性的。与西方哲学相比，一般认为中国哲学更是非对象性的。有的美学专家甚至认为，人类更高级的、更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主要是非对象性的，也就是说，在创造活动中，由于不是主客二分的，本身是非对象性活动，但艺术品又是对象化的产物，因此，非对象化与对象化在艺术活动中具有某种统一的关系。“虽然人类的对象性的劳动中已隐含了非对象性的创造活动，但人类更高级、更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则主要是非对象性的。”创造活动的这种特殊性，可以从艺术创作中典型地体现出来。“'作品’是非对象性的意象存在，它不是一个现存对象，即不是实体物，它是'归于无’的。”的确，这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内在相关：“在作品中根本就没有作品质料的痕迹。”这里的“归于无”，特别是“无”，在艺术品中根本没有质料意味着什么？
当代信息科技的发展为这一问题的理解提供了时代条件，作为感受性关系，信息是创生的；而信息创构正是无中生有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将对象化与信息物化、非对象化与物信息化相联系，甚至可以建立起重要的内在关联：对象化对应于信息物化，非对象化对应于物信息化。作为在机制上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对象化和非对象化正构成了人类活动发展的历史；只是唯有发展到人工智能阶段，关于对象化和非对象化及其相互关系，才可能有一个机制性的理解。
人工智能特别是直接基于信息的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表明，从对象性到对象化以及对象化和非对象化所呈现的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双向循环机制。
双向循环机制涉及信息反馈，从而涉及信息。由此可见，弗洛里迪将人类自我理解的第四次革命定位为“信息革命”的用意颇深。弗洛里迪认为，“信息革命”是“我们自我理解的第四次革命”。在他的感觉中，“信息革命”就人类自我理解的更新而言，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第四次革命，而就创造财富而言，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革命。“信息革命——无论是从创造财富的角度将其理解为第三次革命，还是从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角度将其理解为第四次革命——都同样引人注目。”中译本《第四次革命》将弗洛里迪的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译为“图灵革命”有其根据，甚至有诱人之处，因为书中不仅讨论信息也讨论人工智能，而且“智能”最早曾经用information一词表示，图灵正好是二者的集中代表。而前三次革命分别以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命名，则既可以是将“信息革命”译为“图灵革命”的根据，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既然弗洛里迪本人在书中没有这样用，显然表明他感觉不合适。从学理上讲，弗洛里迪不用“图灵革命”而用“信息革命”有更充分的根据。一个相对表层的原因明显与图灵有关，他无疑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双重代表，但显然不是信息研究的重要标志；而与此相关的一个更深层次原因，则关系到人类对于信息理解的发展。
人类对于信息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弗洛里迪是信息研究最重要的专家之一，在他那里，信息的内涵非常深邃，涉及面很广，如果将信息理解为狭义的，那么作为人类自我理解的第四次革命，“信息革命”可能反而不尽确切。弗洛里迪所关注的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特别是信息的数字编码和通信技术。正是由于不仅有通信技术，更有信息，所以图灵显然不足以代表人类认识自己的第四次革命。事实上，在第三次革命的阐述中，弗洛里迪就不仅仅用弗洛伊德来代表，还加上了神经科学，关于信息革命就更不可能由一人来代表了。尽管弗洛里迪对信息的理解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比如在digital ICTs这一表述中，明显表现出把信息理解为信息编码的倾向，但是关于信息的理解，他无疑是最深刻的学者之一。把人类认识自己的第四次革命概括为“信息革命”，已足以表明他对信息非同寻常重要性的充分意识。从作为感受性关系的信息层次，我们可以对人类认识自己的对象化有更到位的理解和把握，包括了从对象性和对象化的理解到对象化所隐含的重要机制的理解。
现在看来，在作为感受性关系的信息层次，对象就是信源，作为信源的对象与意识并不是一个层次的并列概念。与信宿和信源间的关系不同，意识和对象不是对称的并列关系。与对象并列的概念是作为信宿的信息体（agent），信息体和作为信源的对象之间建立起感受性关系才构成更合理的概念构架。在这一概念构架中，对象和信息体并不是二分的产物，因而不是对立关系。作为人类认识自己对象化的产物，技术的发展在人类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人越来越是技术化的产物，而技术则日益信息化，这些只有从作为感受性关系的信息层次才能得到更清晰的理解。
人类发展是一个由主要作为物能存在到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的过程。作为随着发展越来越凸显的信息方式的存在，人类的感受性关系的丰富和深化，正是人通过对象化（在这里是技术发展）不断创构自身的过程。由此可见“信息革命”之于人类认识自己的基础地位。
在信息革命的最高发展阶段，我们对弗洛里迪关于人类自我理解的四次革命的不同性质，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整体观照。作为人类的自我认识，哥白尼革命还只是关于世界的认识，主要涉及人类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达尔文进化论也还只是关于作为生物存在的人类怎么在世界中生成发展，这些都主要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层面间接认识人自己；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是人类自我认识直接以人类自身为对象的重要发展阶段，但两个领域的性质显然完全不同；而信息革命则孕育了人类认识自己的两个对称面，其中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自我认识，而且是以自己创造力的整体对象化方式进行的，在性质上与前三种完全不同。在第四次革命中，人类认识自己的两个对称面不仅有集中体现，而且在其中明显分化。正是由此，我们可以在更深层次上看到，将人类自我理解的第四次革命理解为“信息革命”而不是“图灵革命”更为合理，弗洛里迪将人类自我理解的第四次革命定位于信息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人类自我认识的两个对称面的分化正是在信息层次上进行的，人工智能则是这一分化的最高层次完成。事实上，这就涉及从专用人工智能到通用机器智能发展的信息机制和方式。由于信息及其机制的涌现性，关于这种信息机制，我们甚至不能通过解剖分析其内部结构进行解释（explanation），而必须根据其外部表现或功能进行诠释（interpretation）。由此可见，解释的对象是物能机制，诠释的对象是信息机制。
物能机制的解释和信息机制的诠释，不仅意味着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方法论上的融通，而且隐含着一种重要机制。物能机制总是可以解释的，但信息机制只能诠释；由于信息不能脱离物能，二者总是构成双向循环机制。
由当代相关观念和思想的展开可以看到，从对象性到对象化，从对象性关系到对象性活动，从对象化到非对象化，这些发展实际上正走向揭示一种至关重要的双向循环机制。无论以外部世界或人类自身为对象，还是人类自身创造力的对象化，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双向循环机制。正是由这种双向循环机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解释和诠释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将其所构成的理解机制作为这种双向循环机制的典型体现：一方面根据外部表现进行诠释，由此推进对内部结构的解释；另一方面根据内部结构的解释，进一步深化对外部表现的诠释，由此不断交替构成双向循环，这是典型的对象性活动的理解机制。而在对象化活动中，人类自身创造力的对象化则在对象性活动的双向循环机制上，添了一个更高的整体层次，一方面构成了更复杂的双向循环，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创造力的对象化，进一步得以将这一双向循环方向颠倒过来：先进行制造，因而先有了解释——解释成了不成问题的前提；再使其进入进化，因而后有诠释——由于进化的透明性随复杂化而递减，诠释越来越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两个方面构成两个方向相对且互补的双向循环。这既涉及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机制，同时又直接涉及人类认识自己的两个最大谜题：生命之谜和意识之谜。
正是在人工智能层次可以看到，作为以生物体为载体而归根结底是信息体的存在，人类的自我认识相应由两个方面实现：一是在人和世界的物能关系中认识作为生物存在的人，因此，从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进化论直至神经科学，在人类自我认识中具有基础意义；二是通过自身创造力的对象化认识作为信息体存在的人，虽然也可以通过内省等方式进行某些方面的自我认识，但由于信息的涌现性，作为信息存在方式，人类的自我认识在根本上只能通过自身创造力的对象化实现，并通过整体对象化达到自然人意义上的完成。作为人类自我认识的整体对象化，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意味着人类这一意义上的最深层次自我认识。正是在这一整体对象化过程中，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关于双向循环机制的更具体理解。
人工智能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这是对象化过程，而作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这一过程还有返回人类自身的一面，也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对象性活动中同时认识自己。人类在人工智能的对象化过程中认识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对象化而是非对象化过程，正是由此构成了具有对象化和非对象化两个方面的双向循环机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层次清晰地呈现了人类认识自己的对象化机制。
人类最初的活动是非对象化的，主要是在感性实践中认识对象的过程，即主要是物信息化的过程，动物就完全处于与环境建立感受性关系的过程中。随着人类开始打造石器，就可以看到原初的非对象化活动是对象化活动发生的原始基础，即认识对象的物信息化，使作为对象化活动的工具制造这一信息物化成为可能。在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上，人类活动发展出更高层次的非对象化活动，对象化活动成了更高层次非对象化活动的基础，由此构成物信息化和信息物化两个方向相对的双向循环机制。在人类认识自己的意义上，人工智能是这种对象化和非对象化活动双向循环机制发展到最高层次的结果。从其存在看，人工智能是对象化的产物；从其产生过程看，则可以看到对象化活动和非对象化活动的双向循环机制。而作为人类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人工智能又是更高层次非对象化活动的基础。因此作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人类创造人工智能的过程事实上就包括对象化和非对象化两个相对过程的双向循环机制。
由此可见，正是在达到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体对象化层次的人工智能中，才可以在整体对象化层次构成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对象化和非对象化活动之间的关系。非对象化活动是人类认识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最终目的。通用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具有同样的基本机制，只有通过自己创造力的整体对象化，才能完成自然人意义上人类认识自己的任务，也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才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整体对象化。人类的自我认识必须在创造自身的对等存在中完成，从而由此实现从作为自然进化表现的生产自身飞升到创造自身的更高发展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