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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义姑姊》故事源流考辨 作者：魏伯河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国学研究所 山东济南 250031）
魏伯河老师 编者按 魏伯河（1953—），山东宁阳人，曾任宁阳一中语文教师、校长兼党总支书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7年离岗后受聘于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原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任党委宣传部长、国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传承，侧重于《文心雕龙》和齐鲁文化研究。对宁阳历史文化亦有较广泛深入的研究，曾主编《泰安区域文化通览·宁阳卷》，点校整理清代各版《宁阳县志》，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本公众号将选择若干篇陆续发布，以飨读者。 本次推出其论文《<鲁义姑姊>故事考辨》。 【摘要】《鲁义姑姊》是刘向《列女传》中一个著名故事，也是我们应该珍视的文化遗产。因其不见于其他典籍，其真伪及发生的时间、地点等长期以来颇有争议。研究证明：这一故事并非无根之谈，其发生时间应为春秋后期，发生地为山东宁阳。探讨其故事源流，发掘其丰富内涵，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关键词】鲁义姑姊；列女传；故事源流；人文精神
（鲁义姑壁画 网络配图） 刘向（约前77-前6）《列女传》（一称《古列女传》）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记载妇女生活为对象的“杂传”类史籍。它记载了先秦至西汉104位女性的故事，以正面形象为主体（89篇），也有少数反面形象（15篇），直接目的是为汉成帝及其后妃提供借鉴。但作为传世名著，其社会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刘向的初衷。书中不少故事影响深远，《鲁义姑姊》“弃子抱侄”感动齐军保全鲁国的故事（载《列女传·节义卷》）[1](p212)即其中显例之一。 可能连刘向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这则简短的故事却产生了出乎预料的巨大影响，两千多年来传诵不衰，几乎可与《列女传》中最著名的孟母故事媲美。 但这一故事是否真实？如果真实，它发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它在后世的传播经由了哪些路径、有哪些形式？这一故事在当今时代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试对此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鲁义姑姊故事的真实性 与《列女传》中其他大多数故事不同，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女主角其实是没有姓名的：“鲁”，只是表明了她所在的国度；“义姑姊”则是鲁君赐给她的荣誉称号。她娘家、婆家各是什么姓氏，都不得而知，这很可能与那时一般平民大多没有姓氏有关。她生活的地方，只笼统地说是“鲁郊”，具体方位却不得其详，更不要说准确的地名了。而故事发生的时间，人们只能大致知道是在春秋时期，却无法确定具体的年代，因为其中的鲁君、齐君都没有出现名讳或谥号，人们无法确认他们是哪一代国君。而更重要的，是其他故事大多能在别的先秦或西汉文献中找到旁证，而这篇《鲁义姑姊》，除在同为刘向所作的《说苑》一书中有简略记载②外，却似卒愕异物，莫知其由来。 那么，这一故事会不会是出自刘向的杜撰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古往今来的学者普遍认为《列女传》的资料来自于前代史料。 刘向的《列女传》与《新序》、《说苑》，在历代目录学著作中尽管一直被列入史部，但对其真实性并不乏质疑之声。 《隋书·经籍志序》：“刘向点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原，盖亦史官之末事也。今取其现存者部而类之，谓之杂传。[2](p982)此说把《列女传》等从正史中区别出来，指出其内容有实有虚、有真有伪，称之为“杂传”，别为一体，颇有道理。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在其名作《史通》中列举数例，痛诋刘向《列女传》“广陈虚事，多构伪词”[3](p482)，严重违背作史之“实录”原则，这是把此书当作正史来要求了。清代学者黄恩彤（1801-1883）在考证鲁义姑姊故事时则认为：“至义姑姊之事不见于他传记，子政（按：刘向字）为西京通博巨儒，其言必有所受。”[4](p1026)这是相信故事真实性的意见。也有人对书中的某些虚诞怪妄内容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如近人余嘉锡（1884-1955）就认为：刘向“博极群书，尤熟于《左传》”，即便书中部分故事内容有出入，而“所以采之者，取其'以善以为宝’之意耳。”[5](p554) 综合以观，尽管大家都认为刘向《列女传》并非“正史”和“信史”，其中有一些看似荒诞的内容，但都基本认可一点：刘向所作，是根据前代史料改编而成，尽管有的材料未必可靠，但绝非无中生有的向壁虚构。今人邢培顺认为：刘向三书（《列女传》、《新序》、《说苑》）都是取自前人的资料，其中与史料不符的部分，源于刘向在校书过程中积累的异文传说，而刘向做的最多的工作是对材料的加工润色。[6]这样的说法，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还可以从刘向撰述《列女传》的动机和用途来考察。班固《汉书·楚元王附刘向传》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7](p1958)按：传本《列女传》共分七卷，依次为《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原来《颂》诗单独作为一卷，合为八卷。班固称“八篇”，因当时“卷”、“篇”通称，所以并无区别。至于称刘向所做工作为“序次”，似乎仅仅是编辑工作，这样理解也不准确。因为那时尚没有明确的著作权概念，称为“著”、“作”、“编”、“撰”、“述”以及“序次”并无严格区分，“序次”过程中同样可以进行改写和增删等再创作行为。这一记载还说明，刘向的《列女传》，最初只有一个特定的读者对象，那就是汉成帝。其目的，是为了规劝其规范宫闱生活。其性质，则属于另类的“谏书”。 《列女传》既然是献给皇帝的另类“谏书”，刘向虽为宗室老臣，但他敢凭空杜撰以犯“欺君之罪”吗？当然不会。尽管为了写作目的和体例的需要，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文字有所改编，甚至变换主题，但对于其中的每一个故事，即便是在后人看来未免荒诞的内容，也必须言之有据才行。何况《鲁义姑姊》的故事尽管令人称奇，却绝非荒诞。 因此，尽管我们在现存的刘向之前的古籍中没有发现关于鲁义姑姊故事的记载，但可以相信历史上确有其事，不过原书已经失传，无从查考了而已。 二、鲁义姑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鲁义姑姊》既然记载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就应该有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一）关于故事发生的时间 鲁义姑姊故事无疑发生于春秋时期。但整个春秋时期历时约三百年（前770-前476），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那么故事究竟发生于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清代学者黄恩彤曾对此有过推测。咸丰版《宁阳县志·艺文》迻录《鲁义姑姊传》后，有黄恩彤所加按语云：“以时势揆之，当在春秋以前。盖是时齐鲁兵争方始，鲁之国势尚未为齐所窥，故骤闻义姑姊一言，即敛兵而退。若春秋之时，则齐之加兵于鲁者不一，而鲁之君弱臣强，其士大夫背公向私闻于邻国，恐百义姑姊亦未必能退齐师也。”[4](p1026)他认为应发生于春秋之前，理由是当时齐国对鲁国的综合实力（国势）尚不清楚，故能闻义姑姊一言而退兵回国。这当然可以言之成理，但细品原文，刘向强调的是义姑姊的凛然大义感动了齐国将领，其他因素例如国力强弱在故事中已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就齐鲁两国实力而论，齐强鲁弱人所共知，春秋之前亦然；齐军退兵，其实质是不义为正义所折服，因此不可拘泥于国势强弱的因素。 借以推测故事发生年代的依据，应该是《列女传》篇章安排的顺序。我们看到，刘向在本书各卷中都是按年代先后编次故事的。《节义传·鲁义姑姊》篇前有五篇，分别是《鲁孝义保》、《楚成郑瞀》、《晋圉怀嬴》、《楚昭越姬》和《盖将之妻》。前几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有鲁孝公（前795-前769在位）、楚成王（前671-前626在位）、秦穆公（前659-前621在位）、楚昭王（前516-前489在位），可以明显看出其先后次序。《鲁义姑姊》排列于其后，当不会出现于此前。而本篇之后依次排列的是《代赵夫人》，出现的历史人物为赵简子（？-前475在世），其余八篇更在其后。这说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也不应晚于赵简子时期。《列女传》在流传中虽然出现过不同版本，但其区别主要是篇章的分合，例如把“颂”单列一卷则为八卷，将“颂”分附于各篇则为七卷；增加注释后每卷分为上、下，再加独立成卷的“颂”则为十五卷，而其篇章安排的顺序并无变化。据此可以确定，故事发生的时间应为春秋后期。 （二）关于故事发生的地点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鲁义姑姊庙”分布于全国13个省、43个县，其中大多是因为敬仰鲁义姑姊之义举，为瞻仰纪念而修建。但也有关于鲁义姑姊故里在何处的争议，例如山东的宁阳和茌平，河北的武邑、南宫和临城，河南的长垣和巩义等，都有人认为他们那里是鲁义姑姊的故里。按照原文中“攻鲁至郊”的记载，山东省外建有鲁义姑姊庙的各处自当排除，而对山东省内的宁阳和茌平，则需要做一番辨析。 茌平所说鲁义姑故里在今韩屯镇罗屯村。此地历史上属于博平县，至1956年始合并于茌平。而博平，历史上一直属于齐国疆域的西鄙（边界）。考康熙三年及道光十五年《博平县志》，其“地理志”记载：“大堤之东，鸣犊古河之阳，有邑曰博陵，博平之旧治也。邑傍大堤东隈，因堤取义，号博陵焉。……是邑也，在昔禹迹为摄国地，春秋时地入齐境，其内曾筑重耳台。晏子云：'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则是邑之在摄疆者，固于齐为西鄙也。’”这里明确了博平在春秋时属于齐国。这与传文中“鲁郊”的地理位置及归属明显不合。《说文》：“距国百里为郊。”《周礼·地官·载师》：郊有“近郊，远郊。”杜子春（约前30—58）注：“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可知所谓“鲁郊”，距其国都曲阜最远不会超出百里。而茌平韩屯镇罗屯村却远在百里之外，其不属鲁郊，无须多辨。 又，茌平之“鲁义姑姊故里”附近除了一座不大的土丘外，并没有山，而且茌平全境也没有山，当初名“博陵”时，也只是“因堤取义”，与传文中所记“弃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于山”的地貌记载也不相符，因此，认定其为鲁义姑故里是难以服人的。当然，这并不影响当地民众保持对鲁义姑姊的信仰，也不妨碍当地政府以鲁义姑姊为主题开展各种文化旅游活动。 宁阳县则与鲁国故都曲阜相邻，春秋时期一直属于鲁国疆域，为其“北鄙”（至今当地仍有村名曰“北鄙”）。清咸丰版《宁阳县志·人物·列女》“贤淑”门“鲁义姑姊”条：“义姑姊，鲁人，史佚其姓字。齐伐鲁，姑姊弃子抱侄，齐将高其义，为之退师。详刘向《列女传》。至今犹称其故里曰'南义村’。” 南义又称“南驿”，系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在此开设驿站，因“义”与“驿”谐音，故有此称。该村历史上为宁阳著名集镇，1949年后曾先后作为人民公社和乡镇驻地，今属宁阳县磁窑镇，距曲阜约80里，正值“鲁郊”。考该地地貌，则为丘陵地带，有爵山、邢家山、凤屏山、簸箕山等连绵诸山，海拔在100-300米之间，森林茂密。其中邢家山又名“鲁姑山”。咸丰版《宁阳县志》卷二“山川”载：“邢家山，在爵山西（一名三台山），上有鲁姑祠，鲁义姑姊抱侄弃子即此地，故又名鲁姑山。”卷十一“古迹”：“鲁义姑姊退齐师处在县东七十里南义社，义姑姊故里在县东八十里南义集东。”至于祭祀鲁义姑姊的祠宇，明万历版《兖州府志》卷二十四“祠庙志”之“宁阳县”云：“鲁义姑庙，旧在县东北八十里，创始于宋，天顺间重修，学士许彬有记。嘉靖十八年，主事张文凤以不便享祀改创于南郭门外。”许彬（1392-1461）所作《重建鲁义姑姊庙记》及张文凤（生卒不详，时任工部都水分司主事）《新建南关鲁义姑姊祠记》均载于明清以来各版《宁阳县志》。 历代宁阳人一直笃信鲁义姑姊是他们当地人，自己是鲁义姑姊的后人，并一直以家乡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先贤而自豪。各方面证据表明，宁阳南义（南驿）为鲁义姑姊故里应无疑义。 三、鲁义姑姊故事的主题 在《列女传》中，还有几篇与《鲁义姑姊》情节、主题相近的故事。例如《鲁孝义保》：国家危乱时，作为鲁公子称保姆的一位普通女性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保全了公子称，使他后来得以继位，即鲁孝公，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齐义继母》：当两个儿子面临冤狱而争相领罪赴死时，继母毅然舍弃自己的亲生儿子（弟）以保全前妻之子（兄），最后兄弟均得保全，是一个与《鲁义姑姊》一样的喜剧结局；《梁节姑姊》：大火中，节姑姊本欲舍弃亲子而保全其兄之子，仓促中发现救出的是自己的儿子，而再救侄子已经不可能了，这位女性“遂赴火而死”，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悲剧故事，等等。这些发生在平民妇女身上的动人故事，与那些发生在后妃等贵族妇女身上的故事相比，更为难能可贵，令人震撼。例如《梁节姑姊》与《宋恭伯姬》的主人公同样死于火灾，给人的感觉却大不相同。 母亲爱自己的儿子，乃天性使然。能够促使她做出牺牲自己儿子这种选择的，必定有比亲子之爱更为重大的理由。这一理由就是私爱必须服从公义。鲁义姑姊说：“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弃者，妾之子也。见军之至，力不能两护，故弃妾之子。……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子虽痛乎，独谓义何？故忍弃子而行义，不能无义而视鲁国。”[1](p212) 说明在其心目中，公义是远远高于私爱的，当公义与私爱不能两全时，为了公义而放弃私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齐义继母》中的继母对相国说：“少者，妾之子也；长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时，属之于妾曰：'善养视之。’妾曰：'诺。’今既受人之托，许人以诺，岂可以忘人之托而不信其诺耶？且杀兄活弟，是以私爱废公义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约束，已诺不分，何以居于世哉！子虽痛乎，独谓行何？”[1](p217)说明在其心目中，恪守诺言、诚信不欺，是必须遵从的道德和公义，为此情愿付出包括牺牲亲子在内的惨痛代价。 综合来看，刘向通过这些故事，提倡的是一种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思想。这里的“公”，似乎并没有出乎家庭的范畴，因为不管是儿子、侄子还是前妻之子，本来都应该属于保护的对象，但当一位女性无法两全时，能够为维护公义而舍亲救疏，就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甚至像鲁义姑姊故事的结局那样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因为，仅仅爱自己的孩子，是母鸡也会做的；爱自己的孩子也兼爱其他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孩子，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而舍弃自己的孩子来保护别人的孩子，则是极少有人能做到的。论者普遍认可，刘向大力褒扬这类典型，“具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和目的性”[8]：对上，固然是为了讽谏汉成帝用以约束后妃；对下，则是为了教化士民好德向善，实现儒家思想对全社会的引领和教化。历史地看，这样的故事对形成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及其一贯的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这一整体精神展开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强调整体高于个体，强调国家—家庭—个人永远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当发生利益冲突时，个人应服从家庭，家庭则应服从国家；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并经过严格的道德教化和伦理规范，最终升华为一种爱国主义和重义轻利、急公好义的民族性格。强调整体高于个人，是产生民族凝聚力的根基”[9]，也是我国与西方人文传统根本区别的标志之一。 当然，在刘向的描述中，似乎这样的观念当时已经为全社会所接受，所以乡野村妇亦能急公好义，而不能做到的话，就会为社会所不容，乃至于“鲁君不吾畜，大夫不吾养，庶民国人不吾与也。夫如是，则胁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1][p212]其理想化成分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没有文化的普通妇女都能讲出一大套符合儒家教义的说辞，以常理推测也是不可能的。但这些，都是为了突出主题，出于作者代言，以实现其写作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因而未可深责。 在鲁义姑姊故事后来的流传中，鲁义姑姊又被作为“孝妇”的典型，宋金元时期一度被列入“二十四孝”。说明在礼教盛行后人们的眼光里，所看重的主要是主人公保全侄子可以延续其娘家的香火这一效果，即掺杂进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故事“义”的主题和刘向的用意。 四、鲁义姑姊故事的传播 鲁义姑姊故事发生后，即曾载于书传，为人传诵，虽原书失传，但借刘向《列女传》得以保存。刘向之后，鲁义姑姊故事除以书籍文字的形式广为传播之外，还以多种形式流传，范围由士大夫阶层拓展到乡野百姓，其影响更遍及全国各地，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里的一朵奇葩。 事实上，鲁义姑姊故事从开始就是与图画相辅而行的。据《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有班固自注云：“《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7](p1727)可见《列女传》又称《列女传颂图》，它与一般纯文字作品不同，是有传、有颂、有图的。这一点，还可通过《太平御览》所载《七录别传》遗文得到证明。刘向在这篇奏疏中说：“臣与黄门侍郎歆以《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10](p326)这种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不仅对汉成帝来说明晓易懂，对其在后世的传播也极为有利。当时的画，应为帛画。到了东晋时，原画失传，著名画家顾恺之（348-409）又据传文作《列女图》（该图宋人摹本今存故宫博物院），进一步扩大了包括《鲁义姑姊》在内的《列女传》故事的影响。 同样作为美术作品，盛行于两汉、以砖石为材料的画像砖、画像石艺术，也把鲁义姑姊作为常用的题材。汉画像砖是两汉时期主要装饰在古建筑物上的一种模制、模印、雕刻和彩绘的艺术创作，分布于今天的河南、四川、江苏、陕西、山东等省。而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现存各地、数以千计的东汉至金代画像砖、画像石以及砖雕、石雕作品，就有不少是以“鲁义姑姊弃子抱侄”为题材的，其中有的作品人物形象逼真，气韵生动，堪称杰作。 此外还有壁画。我国壁画起源很早，长盛不衰。在河南林州发现的7座宋金墓葬的“二十四孝图”以及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孝义图》中，都有以“鲁义姑舍子救侄”为题材的壁画，可知在当时的“二十四孝”故事中，鲁义姑姊是名列其中的。墓室中既然常见，那么祠宇中的壁画应该更多，不过因处于暴露状态，未能保存下来而已。 历代诗人文士歌颂鲁义姑姊的诗文很多，不必多作列举。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明代天顺年间，时任顺天府尹的宁阳人王贤（1385—1467）发起过一次以鲁义姑姊为题材的征诗活动，当时的朝中重臣如户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萧鎡（1393-1464）、礼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许彬、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珝（1426-1490）等均热情应征，留下佳作。这次征诗活动的作品结集为《鲁义姑姊诗》，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薛瑄（1389-1464）为之作序[4](p997)，影响波及全国。 元人钟嗣成（约1279——约1360）《录鬼簿》增补本中载录有元代济南杂剧作家武汉臣创作的题为《弃子全侄鲁义姑》的杂剧，说明鲁义姑姊故事早已进入戏剧题材。 至于各地修建的奉祠鲁义姑的庙宇，更是不可胜计，这对故事的传播和鲁义姑姊精神深入民间深层文化心理，其作用尤不可低估。鲁义姑姊被信奉者尊称为“鲁姑奶奶”，在泰山周边地区，还把她和“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牵合起来。在山东茌平，每年农历二月初六被认为是鲁义姑姊的生日，都要在罗屯村举行盛大的庙会，吸引了数量众多的游客。2014年初，当地重建了鲁义姑姊庙宇，打造了重达一吨的鲁义姑姊铜像安放庙中，供人瞻仰。在各地信众对塑像顶礼膜拜的过程中，本为乡野村妇的鲁义姑姊逐渐被神化，一些迷信、荒诞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于其中了。 以鲁义姑故事为原型，还派生了大量的民间传说。王焰安《对“鲁义姑姊”型传说的考察》一文列举了10种流传于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地区的传说，分为解释风俗的样本、解释地名来历的样本、解释植物来历的样本、解释神主来历的样本等六种样本[11]。虽然各种传说发生、流传的地点、时代、样貌差距甚大，主人公也不再是鲁义姑，但其故事的核心情节却无不出于鲁义姑姊“舍子抱侄”的原典。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鲁义姑姊故事影响的广博和深远。 五、鲁义姑姊故事的当代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就物质丰富程度而言，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乃至过去不敢想象的水平。但得与失往往是相伴而来的，传统文化的堙没、精神领域的荒芜、人际关系的扭曲和义利关系的颠倒，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以致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在这种现实面前，我们亟需重续中国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充分发挥其道德教化、精神维系和社会整合等不可替代的强大功能，从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2]并且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13]这是完全正确的。即以鲁义姑姊故事而论，其丰富的内涵对如何处理人己关系、公私关系、家国关系、义利关系都是富有启发性的，无疑属于我们应该珍视的优秀文化遗产；而鲁义姑姊本人，作为古代平民妇女重义爱国的典型，也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 注释 ①刘向《列女传》问世后，在流传中版本屡次出现变异，至宋王回整理此书时“以《颂》证之，删为八篇，号《古列女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以后来掺入、没有《颂》者为《续列女传》（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今传本即《古列女传》。 ②这一内容今传本《说苑》佚，见于《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二引，及《全汉文》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向宗鲁校证本已作为佚文辑补于书后。其文为：“齐遣兵攻鲁，见一妇人，将两小儿走，抱小而挈大；顾见大军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问之。妇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义也；妾之子者，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耶？’使者怅然，贤其辞，即罢军还，对齐王说之，曰：'鲁未可攻也，匹妇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内容与《列女传》略同，不过文字较为简略而已。 参考文献 [1]绿净.《古列女传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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