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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从遵义会议结束以后，就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我党军队上的领导地位，此后十余年，毛主席以超凡的政治、军事智慧带领我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就在建国前一天的政协会议上，与会代表对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进行了选举，毛主席当选为国家主席自然是众望所归，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毛主席居然差了一票没有全票当选。 负责计票的工作人员还以为是自己的工作疏忽，便又重新记了一次票，结果还是少了一票，他们起初觉得是毛主席比较谦虚，没有给自己投票，但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有人投了反对票！
毛主席 工作人员觉得事关重大，便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也不好做决定，就向毛主席说及了此事，毛主席从容地说道：“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 于是，政协会议继续进行，会议主持人公开宣布了投票结果：“毛泽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此言一出，全场顿时爆发了激烈的掌声。 毛主席的当选是人心所向，那么到底是谁投的反对票呢？他究竟有何特殊身份？又为何要这么做？这件事又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建国后的他又做了哪些事呢？
张东荪 这位特立独行坚持投反对票的就是近代著名民主人士张东荪，关于他为何这么做的原因还要从他早年时的思想开始讲起。 一个身在朝市的哲学家张东荪，于1886年12月9日出生在浙江杭县（今杭州市）县城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家境优渥，他的父亲在晚清当了一个县官，为人公正清廉，后来有感于政治的腐败，弃官从文，安心治学，在学术研究上颇有造诣，在父亲的影响下，张东荪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 19岁那年，张东荪在家里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但这种思想却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别。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旧照 基尔特社会主义强调的是在政治上采取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在经济上实行马克思主义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两者的主要服务对象都放在了工人身上。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东荪为了救亡图存毅然离开学校回到了中国，开始主编《时事新报》，传播新的思想，启发民智，五四运动爆发前后，张东荪积极地传播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了国内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批人之一。
因为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存在一些相通的部分，加上当时国内思想家对这两种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认知还没有十分清晰，所以张东荪经常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一起聚会谈论时事。 但当陈独秀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张东荪却明确地表示了拒绝，因为他和当时的很多学者一样，妄图只通过思想传播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而对政治不主张干涉的态度。
陈独秀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直截了当地写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其中就包括学界人士，张东荪和胡适便是代表……” 而张东荪也对陈独秀建党的行为表示了批驳，他一心认定只有建立基尔特式的调和社会主义体制才能救中国，而对采取暴力革命推翻现有体制的行为始终抱有否定的态度。 这是张东荪作为单纯的学者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不成熟，而就是这种缺乏远见卓识的思想影响着他的后半生，也是他在日后给毛主席投反对票的根源所在。
陈独秀 张东荪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此后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面对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开始把更多地经历放在治学上面，在哲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不过张东荪虽然主张不参与政治，但他骨子里还是有着传统文人士大夫爱国保民的思想，所以当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并试图进犯华北的时候，张东荪便立即从书斋里走了出来，在抗战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北平的张东荪逐渐加强了与我党的联系，因为他发现我党有着极大的抗日决心，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表现却不尽人意。 作为一名颇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积极利用自己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为抗日活动提供帮助，而当抗战结束后，他又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主张实现永久的和平。
蒋介石 可蒋介石却打破了张东荪的幻想，不顾民众反对，公然发动了内战，解放战争前期，张东荪又和以前一样开始了治学，此时他在《理性与民主》一书中谈及了自己对做官的看法。 张东荪指出：“士之为官乃是无权之官，士只能辅佐别人去治天 下，而不能自己做政治上的主人，士'没有力量 自作主人’，所以士 的使用就是做人与讲理。”这句话同样表明了他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单纯与不成熟。 但满怀爱国之心的张东荪还是为后来的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早在1948年春的时候，张东荪就预感到了共产党的胜利，他主动写信给身在延安的毛主席，向毛主席说明自己愿意为日后新中国的成立尽一些绵薄之力，毛主席对此也向他表示了感谢。
傅作义 这年年底，北平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为了保存城内的历史文化遗产，毛主席当即指示一定要尽可能地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而傅作义在我党地下党员傅冬菊（傅作义长女）等人的劝说下，也产生了和平协商的想法。 于是，傅作义准备派代表前往中共驻地与毛主席协商相关事宜，而张东荪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自然就成为了代表人选之一，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与傅作义最终在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毛主席后来提及此事时还专门说道：“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然而，张东荪信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毕竟与我党遵循的马克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在大的方向上难免会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谈中，张东荪便和毛主席产生了争执。
毛主席 唯一的反对票1949年1月下旬，为了处理好北平解放后的事宜，张东荪、费孝通等民主人士再次来到西柏坡与毛主席进行会谈，不过这次张东荪的心情却有些沉重，因为不久前他就听说了毛主席对自己主张的看法。 此时的张东荪依然坚持中间路线，即在政治上学习西方，向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靠拢，而在经济上学习苏联的计划体制，他觉得美苏两国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不是彻底倒向苏联。 果不其然，在进行会谈的时候，毛主席对张东荪立场的不坚定提出了反对，批驳了他的不成熟观点，这让他心里感到有些不悦。
毛主席 张东荪作为民主人士，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他没有顾及其它，直接向毛主席争辩道：“我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 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 单纯的张东荪没有考虑到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当时我国面临的严峻环境，对此，毛主席再次批评了他的观点，这让他有些无法接受，而就在不久后，当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表示未来的新中国将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张东荪不满情绪更加浓厚。 张东荪片面地认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就是彻底地倒向苏联，他觉得这样做很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而且无法获得美国的帮助，殊不知毛主席所说的“一边倒”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的应有之义，毛主席同时还表示这个政策的前提就是不损害我国的原则和底线。
首届政协代表 渡江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统治逐渐土崩瓦解，新中国首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指日可待，张东荪作为民盟的中央常委自然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邀请在北京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此期间，他又和毛主席互相谈论了各自的观点，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张东荪虽然感到不解，但眼看着新中国就要建立，他的心里还是十分高兴。 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正式在京召开，包括我党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近600名社会各界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讨论了新中国的国体和国家性质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议题，张东荪在会议召开期间一直在积极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9月30日，全体代表进行了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而对于谁来当新中国的第一任主席，大家心中早就有了认定，因为只有毛主席才能享此最高荣誉，而毛主席为了国家和人民考虑，也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投了一票。
毛主席 所以，选举主席的投票很快就完成了，大家本以为马上就能出来结果，都在等待着毛主席就任的好消息，可却迟迟不见会议主持人就投票结果进行宣布，顿时产生了疑惑。 原来就在计票的工作人员统计票数的时候，震惊地发现毛主席竟然少了一票，于是便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这一票自然是张东荪投的，他还是对自己与毛主席的观点分歧无法释怀，便给毛主席投了一张全场唯一的反对票。 尽管毛主席对此十分大度，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也顺利完成，但在事后，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是查到了此事是张东荪所为，负责调查的人员当即将此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 毛主席再次重复了那句话：“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张先生投了也没有关系，要尊重他的意愿。” 有关部门见毛主席都没多说什么，也不好再追究，不仅如此，毛主席还让张东荪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 张东荪也对毛主席十分敬仰，但他毕竟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一件事只要自己认定便要坚持到底，所以，他在尽心尽力为国家工作的同时，还是没有放弃自己对建设祖国的一些想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边倒”政策的实行，我国获得了苏联的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加大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力度，给我国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苏联对我国的援助 张东荪越来越觉得这个政策十分地不合理，他也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说服毛主席改变外交方针，于是，一心想要同时学习美国和苏联的他逐渐产生了借助个人名望、利用民间组织向美国靠拢的错误思想，从而走上了不归路。 心存幻想，误入歧途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为了维护和攫取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主动以联合国军的名义邀请其他一些国家出兵入侵朝鲜，战火很快就烧到了鸭绿江畔。 彼时的美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掌握着核武器这一战略性武器，与此同时，苏联方面显然没有摆出直接出兵援助朝鲜的意图，这让我国顿时压力倍增，因为过了鸭绿江就是东北地区，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国人民和领土的安全。
抗美援朝 毛主席在充分分析了世界的局势以后，当机立断，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争随即爆发，而在国内仍然存在一些反对与美国人开战的言论。 张东荪就是反对者中的一个，他和当时国内很多患有“恐美症”的人一样，觉得美国的实力实在太过强大，仅凭志愿军的现有力量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其实早在战争爆发前夕，张东荪就开始凭借个人名望积极联系其他一些患有“恐美症”的官员，试图说服他们一起通过民间渠道向美国政府表达诉求。 当时，由于中美之间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的私人往来极其困难，但张东荪还是找到了一个声称能与美国取得联系的人，此人名叫王志奇。
被捕的特务，非王志奇 王志奇说与美国取得联系是为了曲线救国，政治经验匮乏的张东荪便对其寄予了厚望，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人竟是美国人早在蒋介石还没有撤往台湾时就安排好的特务。 王志奇利用张东荪的恐惧心理，多次向他渲染美国的强大，在王志奇的影响下，张东荪的“恐美”心理愈发加重，他曾焦虑地对王志奇说道：“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
张东荪 为了向美国人表现诚意，张东荪还为王志奇提供了一份政协人员的名单，里面提及的人多少都是有着和他一样心理的，直到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一个原则上的错误。 那就是身为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竟然试图利用个人名望打通中美关系，甚至还将官员名单私自泄露给身份尚未查实的陌生人。
被捕的特务，非王志奇 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要受到相应的制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确保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国内随即开展了打击敌特的行动，王志奇也被公安机关逮捕，他主动供出了张东荪的名字。 张东荪因此接受了审问，尽管他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尽管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国家和人民遭受灾难，但他还是要为自己这种不合理、不合法、不恰当的爱国行为负责。 1952年10月，民盟正式将张东荪开除并在全国通报，他的声望一下子跌倒了低谷，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向毛主席建议将其逮捕法办，但毛主席考虑到他曾经的贡献，只是撤销了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份，然后缓缓地说道：“张东荪这种人以后不能和我们坐在一起开会了。” 张东荪没有了权力以后，便又回到家中继续研究哲学，在往后几年时间里写了很多的学术文章，而在闲暇之余，他开始回顾其往事的种种，此时的他依旧很是固执，他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1960年的一天，张东荪感慨地写道：“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这既体现了他的自嘲，同时又表明他仍没有放弃执念，他觉得自己始终都是爱国的。 晚年的张东荪依旧时不时地发表自己最初的言论，这种充满书生气的幼稚也使他受到了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联合公报》之后，躺在床上已经病入膏肓的张东荪居然说出了四个字：“还是我对。”由此可见，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认清自己的思想错误。 张东荪的一生代表了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幻想着通过学习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制度来挽救国家的存亡，但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张东荪等人为了错误思想而采取的种种做法到最后只能是失败的，或许他们从一开始就真的只适合做一名学者。
俞颂华 正像张东荪的好友俞颂华在《论张东荪》一文中说得那样：“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与长处。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立言上有所贡献，而他的学术成就也做到了这一点，至于让他参政，充满书生气的他是必然不会有所作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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