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版图日益缩小，难以为克量内继。历代皇帝在登基河待之初都有志于中兴，但皆未能如愿。唐宪宗曾一度讨平藩镇，树立起了中央的权威，但他晚年迷恋僧道，无力兴复河湟失地，只能任其被吐蕃所蚕食。之后唐穆宗和他的三个儿子相继登上皇位，前旁却都不能有所作为，只有小儿子唐武宗在名相李德裕的辅佐下，击退回鹘、平定昭义，实现了短暂的“会昌中兴”。 会昌六年，唐武宗误食仙丹，暴崩于大明宫中。宦官们废掉了武宗的儿子，改立他的叔叔李忱为皇帝，是为唐宣宗。唐宣宗是唐朝的倒数第五位皇帝，在他统治的十四年里，朝野相安无事、天下太平。而在他驾崩的那年，裘甫发动了浙东农民起义，接着就出现了黄巢之乱、藩镇割据乃至五代十国等重大变局，一直到北宋建立之后，才结束了长达百年的残唐五代史。所以，生活在五代的人大多都很怀念唐宣宗，在他们的笔下，唐宣宗被描绘成了英明的帝王，获得“小太宗”的美誉。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
被《旧唐书》美化了的唐宣宗 《旧唐书宣宗纪》的末尾，史官写了一大段赞美唐宣宗的话，声称“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认为时人将唐宣宗统治的时代与贞观之治相媲美。《旧唐书》的史官还写道：“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献文皇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可知唐宣宗的明君形象是唐朝“黎老”们描绘出来的，他们认为宣宗有诸多奉献： 第一、唐宣宗时代结束了“中人擅权”和“豪右穷民”的弊政。在大中年间，那些搜刮百姓的富豪都自觉收敛，上下官员皆谨守法度，就连宦官也不敢专横跋扈。宣宗时代，唐朝还收复了河湟之地，版图重新扩大。在史官看来，那十四年真是“颂声载路”，他们说：“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当大中时，四海承平，百职修举，中外无粃政，府库有余赀，年谷屡登，封疆无扰”，简直是太平盛世； 第二、唐宣宗具有美好的私德，他勤俭节约，在宫中常穿清洗过多次的旧衣服，日常吃饭也只用几个碗盘而已。只要当年发生了饥荒，宣宗就会忧形于色，十分地关心民生；他十分爱护妃子与宫女，每当她们生病，宣宗都为其延请名医，并且亲自“袖金赐之”，告诫医生说：“勿令敕使知，谓予私于侍者。”可见他能够公私分明； 第三、唐宣宗非常勤政，君臣之间能够和谐共处。《旧唐书》说唐宣宗“与群臣言，俨然煦接，如待宾僚，或有所陈闻，虚襟听纳。”非常地尊重大臣们的意见。他不爱慕虚荣，不刻意显摆； 最后，《旧唐书》认为唐宣宗“帝道皇猷，始终无缺，虽汉文、景不足过也。惜乎简藉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吮墨挥翰，有所慊然。”在史官看来，唐朝衰败的祸首应是唐懿宗，而非其父唐宣宗，但因“简藉遗落”，史料缺少，所以无法展开详细议论。
唐宣宗真的英明之君吗？ 可是，《旧唐书》关于唐宣宗的史料是存在疑问的。《旧五代史》说唐朝末年因遭遇兵乱，所以武宗会昌年后的《实录》全部都失传了；为了重修《旧唐书》，五代的朝廷才下令史官到民间采访故老、记录传闻、收集资料，以便补充唐朝最后50年的历史。可见，关于唐宣宗的史料并非出自第一手，不是当时人所记录下来的东西，而是后人追忆的材料。后人在追忆历史的过程中，常会有美化的倾向。例如《清史稿》多出自满清遗老之手，他们怀有一种偏私的故国情怀，把清朝写得伟大光荣正确，而革命党却被污蔑为“叛贼”，辛亥革命在书中被写为“甲寅，革命党谋乱於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等等。 显然，根据唐朝遗老来书写的唐朝历史是不可靠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 “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 如果我们撇开史官的溢美之词，单单考察史料中的客观部分，就会知道《旧唐书》所描绘的大中之政，并非“治象”，而是“亡国之符”，是乱世之前的衰世！ 首先，李德裕是会昌中兴的奠基人，是一名能够与姚崇、宋璟比肩的名相。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宦官势力受到了压制，宰相能够行使职权，治国理政。唐宣宗则依靠宦官的拥护而得以继位，所以他对位高权重的李德裕非常忌惮，曾说：“（德裕）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然而李德裕并不像梁翼、周勃那样跋扈，也没有霍光废立君主的大权，宣宗之所以感到“毛发洒淅”，只是因为自己非法继位，担心不被宰相认可而已。为此，他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罢黜了李德裕，将其贬死于崖州。在武宗与德裕相继离世之后，会昌中兴也就结束了，而宦官的势力必然重新崛起。李德裕退出政坛标志着相权的衰落，当周墀将要入朝为相时，韦澳就告诫他说：“愿公无权。”认为宣宗将要搞一人独治，宰相最好“敛衽庙堂上”，以免引来猜忌。这样，武宗与李德裕君臣共治的模式让位给了宣宗的一人独治，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独治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皇帝又会允许宦官干政，故而王夫之说：“唐之亡亡于宦官，自此决矣。” 其次，史官说唐宣宗结束了“中人擅权”的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新唐书·韦澳传》记载，唐宣宗曾私底下召见韦澳，对他说：““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 韦澳回答说：“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 宣宗不以为然，闭目摇首道：“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在！”认为宦官的权势依然很强，需要想办法对付。 于是，韦澳说：“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 宣宗说：“此乃末策。朕已试之矣，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 可见此时的宦官已经结为一体，就连皇帝都拿他们毫无办法了。
宣宗日夜与大臣谋诛宦官，同时又猜忌大臣掌权过重，经常将奏疏泄露给宦官知道，使得唐末的“南北司之争”愈演愈烈。宣宗非但没有剔除宦官干政这一毒瘤，而且自己也深受其害，在他驾崩之时，宦官们就擅自更改了他的遗诏，另立懿宗为嗣，使得国是日非。 最后，唐宣宗的时候国家并未真正的富强。河湟地区虽然光复了，但那只是表面形象而已。《新唐书》说河湟十一州虽名义上归于唐朝，但“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朝廷既不向当地派官员，不驻军，也不从当地征收赋税，主权关系很模糊。就连小说家蔡东藩都在《唐史演义》中质疑说： “观宣宗之复河陇......岂不足雪累朝之耻，副万民之望？......然版籍徒隶强藩，田税未归司计，有克复之名，无克复之实......即如大中政治，亦不过粉饰承平，瑜不掩瑕，功难补过。” 其次，《新唐书食货志》说： “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余万，有司远取后年乃济。” 原来，所谓的“大中盛世”是一个入不敷出、饥荒的“盛世”。宣宗统治的十四年里，既无需对外征战，又无需对内平叛，每年却还是产生巨大的开支，这与关于他节俭的传说极不相符合。
为什么说“唐之亡，实亡于宣宗”？ 《明史》有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神宗长期不立太子，蓄疑群臣，贤奸杂用，又开征矿税、横征暴敛，所以在他的孙子们当皇帝时，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类似的，唐宣宗也长期不立太子，猜忌群臣，还把税收加征到了后年。在他的孙子唐僖宗和唐昭宗统治之时，大唐也果然发生了王黄之乱。 在唐宣宗之前，唐朝即使遭遇了安史之乱、奉天之难、三镇割据等变乱，但作乱的始终是上层贵族和将领，而非下层的平民百姓。当安禄山占领中原之时，江东父老们依然向远在西部的唐朝官军输送物资，支持平叛；第五琦、刘晏、韩滉等人才能够通过漕运来解除朝廷之忧。所以王夫之说： “安、史作逆以后，河北乱、淄青乱、朔方乱、汴宋乱、山南乱、泾原乱、淮西乱、河东乱、泽潞乱，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 就在唐宣宗统治的时期，底层百姓却开始叛乱，决定要推翻唐王朝了：大中九年，浙东发生兵变，东南地区不再太平；三年之后，岭南、湖南、江西、宣州都发生叛乱，唐朝的官吏被驱逐；大中十三年，就在唐宣宗病困于龙床之上的时候，唐朝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以买卖私盐为业的裘甫率领百余农民起义，攻克象山，屡次击败官军，导致天下震动。直到宣宗驾崩，叛乱始终未被平息。这场农民起义是黄巢起义的前奏，标志着大唐帝国已经步入了黄昏。
唐宣宗统治时期的大中之治实际上就是“衰世”，龚自珍说：“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但它始终不是治世。衰世之下，“人心混混而无口过”，这并非是人们满意于世道，没有抱怨之声，而是因他们饱受压迫，只能道路以目；衰世之下，“左无才相，右无才史”，这并非是因天下太平而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是因为权贵垄断、阶层固化，使得黄巢只能感叹“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衰世之下，各种矛盾暂时被压服，宦官收敛了、藩镇老实了、豪右低调了，然而一等到矛盾集中爆发的那天，他们又会粉墨登场，共同将衰世激化成乱世。 其实，唐宣宗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只是迫于压力不敢公开指出而已——王夫之说：“宣宗之世，上方津津然自以为治也。而韦澳谓其甥柳玭曰：'尔知时事浸不佳乎？皆吾曹贪名位所致耳。’”——宣宗在上面夸口盛世，群臣为了官俸名位而随声应承，自然没有人能意识到“时事浸不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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