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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亦藉此文祝各位新年快乐！
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铜质唾盂、钵盂一副（原系鎏金）此类器物的名称至今存在分歧，有的标为唾盂，有的注称渣斗，而这两个名称无疑代表不同用途。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认为是后者，但追溯宋代文献，以及宋画的佐证，称“唾盂”更符合史实。吕氏家族墓出土的铜渣斗和铜碗，实为“唾盂”、“钵盂”。另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2018年出版的《蓝田吕氏家族墓园》一书（文物出版社），同出的还有一件“铜盘”，唾盂和钵盂均置于盘内。此类铜盘，大概是宋人所称的“厮锣”。 厮锣，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程大昌《程氏演蕃露》（卷一）均有释义。赵彦卫认为厮锣即洗，其名源于军中，以锣为洗类似刁斗警夜吹饭之两用，取其便宜。程大昌认为厮锣即盆，其名源于产铜的新罗国（新罗，一名斯罗，厮者斯声之讹），且专指铜盆（后世奢者以金银为之），以别于中国古有的瓦盆。 （有兴趣的可查找原书来读，下附原文截图） 䤬鑼，銅器也。……宋志，駕前皆捧厮鑼。元志作水礶𨮭鑼。南宋市肆記亦言酒器沙鑼。蓋水盆，以金銀爲之，如今之銅面盆。沙、厮、𨮭皆䤬，音相近。一說䤬譌作厮、𨮭。今馬上急遞所擊者，似鑼而小，俗呼篩鑼，卽䤬鑼也。
画中的洗手盆与宋画中的厮锣非常相似，或在五代已趋流行。宋辽金时期，唾盂和钵盂成一副，与厮锣一面构成一组盥洗用器，厮锣类似于洗，净手之用，唾盂漱口，钵盂承接漱口水。此三事是皇室、达官显贵等上流阶层出行的“金银从物”。（参阅扬之水《镣子·厮锣与唾盂、钵盂一副——“金银从物”考》一文）（政和）六年五月十四日，诏赐太师蔡京出入金银从物：……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盖全……（五月或为正月之讹，正月十七为蔡京生日，正月十四徽宗派专官送礼）（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金国遣完颜晔、马谔等来贺。拟定给使者的赐物清单中也包括钞锣唾盂子一副 （绍兴十五年）十月三日，上遣中使赐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秦桧御书阁牌，曰“一德格天之阁”，就第赐御筵，仍赐金镀银钞锣唾盂……厮锣和唾盂、钵盂亦见诸宋画。如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春游晚归图》仆从手提编笼，以及李嵩《骷髅幻戏图》骷髅随身担子一端提匣提梁上拴的提笼中，皆可清楚见到侧置的厮锣和叠放的唾盂、钵盂。另有《胡笳十八拍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本（明摹宋本），也出现随从队伍中有仆从手捧唾盂、钵盂的场景。这些画面都是两宋社会生活细节的反映。
《春游晚归图》局部 
《骷髅幻戏图》局部 
《胡笳十八拍》第十四拍局部
墓葬资料更是丰富，例子很多。 
两器底部均有“樊二郎”铭文，应系成副打制，另有银洗碎片，或为配套的厮锣。
常州市周塘桥南宋纪年墓（景定5年，1264）出土银厮锣、银唾盂、银钵盂三件套若单独从洗（盆）、唾盂来看，均为古已有之，金属材质者牢固，不怕磕碰，出行适用。相比之下，陶瓷器更易得，更普遍，使用人群更广泛，应用也更为灵活。瓷质洗（盆）和唾盂、钵盂的组合使用在五代已有之，如吴越康陵出土器中就有越窑青瓷盆、唾盂、钵盂一组三件。瓷器系易碎品，此三事不一定外出使用，却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洗漱用具。
1996年浙江临安后晋天福四年十二月（940）钱元瓘王后马氏“康陵”出土瓷质唾盂的使用更为普遍。大口沿造型的唾盂在唐代已趋流行，无论宴饮、茶酒，这类唾盂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卫生用具。此可进一步参考河北宣化辽墓壁画，辽陈国公主墓壁画等。这些壁画里均有仆从手捧唾盂的场景，这些场景应是死者生前日常生活场面的反映。
另，宋代瓷质唾盂的造型风格很可能是受了金属器影响的结果。实物例子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宋定窑白釉划花唾盂等。上述吕氏家族墓出土的唾盂不仅有铜质的，也有耀州窑青瓷刻花唾盂，且有刻花盖碗与之相匹配。
吕氏家族墓出土耀州窑刻花唾盂、盖盂
北宋定窑白釉划花唾盂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式大口沿唾盂在宋代龙泉窑中非常非常罕见。龙泉窑更常见的是渣斗，大口，口颈硕大连成一体，腹部扁鼓而微垂，圈足。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特殊少见的造型，如下图的两例，或为从唾盂到渣斗两者间的过渡造型，用途上，或仍以承接浊水为主。
此件为残器，口部比例非常大，有划花装饰，腹部饰蕉叶纹，高圈足外撇，青釉局部泛黄，玻璃质感强，有细碎开片。其胎釉纹饰风格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北宋/南宋 龙泉窑黄釉渣斗
参考文献 1、扬之水《镣子·厮锣与唾盂、钵盂一副——“金银从物”考》 《南方文物》2015.4 2、吕海萍《东阳金交椅山宋墓出土文物》《东方博物》第三十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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