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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秦朝末年，统治者横征暴敛，朝野间百弊丛生，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喧嚣沸腾的民怨声中，陈胜、吴广率先举起了农民起义的大旗，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唤醒了长期遭受压迫的劳苦大众。 人们终于开始思考，凭什么那些得爵封侯之人可以骑在自己头上为所欲为？难道人真的生下来就有三六九等吗？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核心矛盾，而最先埋下这颗种子的，则是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分封爵禄制度。  一、“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爵”在古汉语中，是“秩序”的意思。所谓爵位制，就是一种用来规定社会等级秩序的制度，是帝王为了赏赐皇室亲属，或者表彰有功官员，授予的一种身份地位形式的嘉奖。爵位采取世袭制，一般采取父亡子替，子子孙孙永远延续下去。中国的封爵制度最早起源于西周奴隶社会，后经历代封建王朝沿用、发扬，最多可分为二十多个等级。  先秦时期，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贵族社会内部慢慢出现了等级分化，演变成自下而上严格的等级划分，政治权利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爵位。根据《礼记·王制》记载，爵位分封在诞生之初，主要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按血缘亲疏，二是按功劳大小。自王者以下，贵族阶层所有男性被分为诸侯和百官。诸侯分五个等级，分别是公、侯、伯、子、男；百官之内，也有卿、大夫、士之分。至于“王”，则是天子专属的爵号，比如周文王、周武王等，就属于这一类。  值得注意的是，爵位对于受封者来说，并不完全只是地位、权力的象征，同时也包含对道德操守的要求。《谷梁传》有言，仁义合为一体，天下众望所归，才是一位合格的王。而五大诸侯则应当忠于王上、公平正直、奉恩宣德、建功立业，每一个拥有爵位之人，都应该按照这些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依照爵位大小，天子会给每个人颁赏土地，是谓“分封制”。《王制》规定，天子之田方圆千里，公侯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诸侯以下的人，统称为“附庸”，其分封爵禄归所属各诸侯执掌。西周年间，爵位和官职是连为一体的，受封者往往也是封地内的地方行政长官。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爵位与官位逐渐发生分离，受封者只享有封地内的赋税财权，政治权力则名存实亡了。  主要诸侯的爵位分封，一般都由君主亲自完成，只有一些官职非常低的爵位，因为具备世袭的属性，所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前些年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大秦帝国Ⅱ》，就讲述了战国年间百家争鸣、英雄辈出的乱世局面，诸侯割据、战火连绵，日薄西山的周王室只剩下一张破幡。 但是，当齐威王、秦惠文王举行称王典礼之时，仍旧煞有介事地筑起高台，由周天子特使亲手加冕、赐胙，可见古人对于传统礼仪的重视程度是刻在骨子里的  西汉末年以前，爵位的继承以“实子”为原则，即只有爵位者的亲儿子拥有继承权，嗣子和孙子是被排除在外的。如果没有亲儿子，国家就会剥除其所封爵位。 东汉开始，继承范围逐渐扩大，只要有香火接续的，不论嫡庶嗣子，都可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依次继承。南北朝以后，甚至出现了兄弟、侄子继承爵位的情况。 总而言之，爵位制度是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满足了贵族阶级通过宗法血缘关系延续社会地位的需求，也从客观上体现了政治对于仁义公平的追求。 尽管与今天的民主平等相去甚远，但着眼于三千多年前的先秦社会，爵位制度确实是统治者稳定政权的最优解。  二、“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爵禄”在古代往往连称，因为大凡受封爵位者，必然会得到相应的俸禄。获得爵禄的人，不但可以获得封邑，还能够享受到免除赋税徭役、获得减刑、优先任官等多种优惠政策。 比如西周时期，公、侯是封国内的君主，上对周天子承担镇守国土、缴纳贡税的义务，下则享有封国内包括赋税在内的所有财政收入。 西周时，一位普通农夫在一百亩田上辛勤劳作，每年收入大约可以养活九个人。当时国家依此为一个单位，制定各等级诸侯的俸禄标准。 打比方说，如果一个农夫的年收入为1万块钱的话，那么一位下士不用劳作，也可以获得1万年薪；中士、上士为2万；下大夫为4万；卿为16万；一个封国的君主则为160万。  这种看似简单的分配方式，是《礼记·王制》中制定的授禄模板，具体实施起来难免会有出入，但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我们可以借此大致了解古代贵族阶级的经济分布状况。 讽刺的是，贵族阶级的所有收入，都是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级剥削而来，结果在讨论如何分配的问题上，还要以一位农民的年收入作为基准，反映了封建制度地主与农民之间持续千年的根本矛盾，生动揭露了旧社会“吃人”的本质。 只不过，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封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还不明显，所以社会矛盾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只有老百姓实在被逼急了的时候，才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起义斗争。 后世常讲的“税收”和“进贡”，也是从先秦时期开始出现的，从本质上讲，它们就是天子本人的俸禄。 《王制》规定，在天子下辖的县区内，天子相当于万民的地主，广大农民必须定期缴纳“田租”；在其他诸侯辖区内，则须挑选美物特产、瑰宝珍奇进贡天子，当作“田税”。  当然，诸侯辖下的子民，也须定期向管理他们的诸侯交纳赋税。按照封邑的范围大小，分为三千户、五千户、万户不等，伟人毛主席在《沁园春·长沙》一诗中写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就是将近代那些军阀官僚看作古代的贵族大地主阶级，在伟人眼中，这些人除了压迫百姓之外一无所能，如同粪土一般。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清六合，一统中原，并在建立秦朝后用“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将天下土地全部收归国有。从这以后，绝大多数封爵就只授予称号和俸禄，而不再给封邑，延续一千年之久的爵禄制度发生了质变。  三、农民阶级对爵禄制度的反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起源于先秦初期的爵位制度和俸禄制度，本质上体现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绵延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最核心的矛盾。 地主阶级凭什么始终将其他阶级踩在脚下？凭的就是老祖先传下来的这套爵禄制度。地主阶级掌握土地，就可以牢牢地将农民控制在土地之上，通过收取田租、雇佣佃户、放高利贷等方式榨取利益。 农民之上有地主，地主之上有诸侯，诸侯之上有天子，天子即为普天之下最大的地主，层层盘剥、等级森严，平头老百姓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社会矛盾积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英雄豪杰揭竿而起，哪怕以流血牺牲为代价，也要争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打倒落后陈腐的地主阶级，捍卫自己的平等和自由。公元前209年，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征发大量民力修筑长城及南方防线，共调集军民逾百万人，当长工的陈胜和贫苦农民吴广就在其中。  在前往工地的途中，天上突然下起瓢泼大雨，道路变得崎岖难行。眼看误了最后期限，陈胜、吴广已然犯下重罪，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亡命天涯，要么殊死一搏。 最终，他们选择了第二种，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泽乡起义。两人在队伍里威望很高，广大农民群众也饱受官府欺压之苦，因此起义大旗一举起来，众人纷纷响应、从者如流。他们奉陈胜、吴广为王，联合骊山七十万囚犯一道，逼近秦都咸阳，用头破血流为代价，为秦朝的覆灭敲响了丧钟。 结语： 尽管大泽乡起义以失败为结局，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警醒了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更唤醒了一千多年来遭受压迫、却敢怒不敢言的万千劳苦大众。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农民阶级对贵族阶级的集体反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伟人毛主席领导土地改革，树大根深的地主阶级才被斩草除根，延续三千多年的封建爵禄制度终于归于尘埃。 参考： 1、《礼记·王制》 2、《谷梁传》 3、《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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