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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五台山台外地区佛教活动日益衰落，包括佛光寺和南禅寺在内的众多古寺逐渐被外人遗忘，沦落为乡村小庙。恰是由于不在台怀镇核心区范围内，台外寺院群保存下一批元代以前古建，历史和文化价值丝毫不逊色于台内。这里相对落寞清冷的氛围，与台怀的喧嚣相比，更贴近佛教亲近自然，潜心修行的理念。 去平遥的人很少拜访双林寺和镇国寺，同样，来五台山的访客中，前往佛光寺和南禅寺的比例也非常少。山西拥有中国现存最早木建筑——三座唐构，其中最有价值的佛光寺和南禅寺都在五台山台外寺院群范围。喜欢古建筑的人、喜欢林梁故事的人对佛光寺很熟悉。每当说到它的美好和“伟大”，都让人心中充满向往。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历史的见证。木结构建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主流建筑形式。木建筑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木构优势在于质量轻巧、成本相对低廉，但也有容易腐朽，时常要面对火灾的威胁。以明清建筑为代表的晚期木建筑与元代以前的早期木建筑，都是重要的建筑学、艺术学研究对象。但历代天灾人祸，使中华古国的早期木建筑存留甚少。所以能保存下来的每一件古建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物价值，都值得倍加珍惜。 发现佛光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学者在进行建筑历史研究时，以日本京都、奈良等古代都市存留的木建筑为标本，进而提出了亚洲的早期木建筑尽在日本的说法。在当时日本加紧侵略战争准备的情势下，日本学术界也深受军国主义影响。日本学者的论述完全无视了中国广大地区存在早期木建筑的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国学术界的爱国热情。 1937年6月26日，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和同伴们终于来到的现实中的佛光寺考察，梁思成在《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期）中写道:“1937年6月,我同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莫宗江、林徽因、纪玉堂四人到五台县城后，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俯瞰田陇……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定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息，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测绘摄影工作完毕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部图稿费尽周折终被带回北平。他们在梁架和殿前经幢上发现了确切的唐代纪年和东大殿当年创建的重要历史信息。同时，他们还考察了大殿内的唐代佛像群和壁画以及包括金代建筑文殊殿在内的佛光寺其他建筑文物。在沉寂多年后，佛光寺终于迎来了这次划时代的伟大“发现”。
佛光永存
从五台山台怀出发近1小时后，来到位于五台县豆村镇的佛光寺前。山门朝西，而不是常规的朝南。有人认为佛光寺原来也是坐北朝南的建筑模式，由于历代兴废才变成现在朝西的格局。一般认为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唐代寺内曾有一座高32米的弥勒大阁，唐武宗灭佛时，佛光寺大部被毁，只有一座祖师塔幸存。后来佛教复兴，佛光寺重建。如今半山坡上的佛光寺，东、南、北三面环山，建筑格局坐东朝西。全寺现有依山就势逐层上升的阶梯状三进院落。各类古建中东大殿为唐代建筑，文殊殿是金代建筑，其余为明清建筑。
古寺院落背靠青山，树木茂盛，芳草萋萋，山崖边高台上粗壮松树掩映下就是气势不凡的东大殿。殿前民国时期增建的窑洞中间开一很陡的石阶，登上去就看到稳稳端坐的东大殿。巍峨矗立的东大殿面宽七间，进深八椽，柱头斗拱双抄双昂七铺作，有隐刻华拱，有补间斗拱双抄五铺作。柱头卷杀，覆莲柱础巨大，外柱目测侧脚、生起等均明显。纵深宽18米，单檐庑殿顶，屋坡舒缓，青瓦铺就。脊兽用黄、绿琉璃烧制。居中五间开板门，两次间有直棱窗。内部梁架四椽袱接前后乳袱通檐用四柱。
大部分平綦（天花板）尚存，东大殿用材之大，等级之高，都显然是在精心谋划之下的重大营造工程，肯定是官方或半官方人士主导，选用了当时最上乘的工匠，才能建造起如此传世之杰作。
梁思成先生评价东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是唐代建筑的典型代表。东大殿斗拱断面尺寸是晚清时期斗拱断面的10倍；殿檐出探3.96米，宋以后的木建筑中再没有如此模式。整座殿宇外观稳重、古朴，巨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增添了雄浑的气势。硕果仅存的东大殿让我们依稀回想起盛唐文明的恢弘大气。 殿内有一圈内柱，佛坛后面有扇面墙保护。佛坛上30多尊佛像和罗汉相对完好。 建筑、塑像、斗栱、梁架、藻井、雕花柱础，这些1200前的晚唐遗物对每一个走进大殿的人都产生强烈的视觉和心理震撼。可以想像梁林二人当时的兴奋和激动。林徽因在一根大梁上发现了文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这个名字和殿前经幢上的施主名字一样。平台南侧一角，被巨大天王像挡住的谦逊贵族女性塑像被人们普遍认为就是出资建殿的施主宁公遇。能够出资捐建如此规模的大殿，宁公遇的家世一定不是普通人家。但传世文献里没有更多有关她的记载。 梁思成先生说，“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加在一起它们更是独一无二的。”
佛坛上35尊唐代彩塑：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和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和胁侍菩萨、金刚等塑像，这里的三佛不是三世佛系统。弥勒崇拜在中古时期流行，特别在唐代得到皇家尊崇。建殿施主宁公遇和建殿主持者愿诚和尚的两尊，比其他的33尊小，但形态生动。大殿两山明代500罗汉像，现存296尊。
东大殿的栱眼壁和佛座后残存唐代壁画十几平方米，内容取自佛教故事，众多的神明、人物，饰物、衣纹异常精细。 东大殿的设计和建造者对建筑与雕塑的比例关系有很细致的考虑，现存塑像高度和体量适中，同时照顾到信徒瞻仰的合适视角。 几十年前，文物工作者在门板墨书里看到多处唐人游记题字，据此认为现存的这些木门也是唐代遗物，1100年的木门应该也是中国之最了。殿内梁架上保存着多条唐人题记：“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功得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可见当年香火之盛。 殿内，定下心神，看梁架上的巨大构件，庄严的佛像，慢慢融入唐代佛教气场，这就是最真实的穿越过程……
东大殿南侧有座六角形砖塔。下层空心，西面开门；上层实心。梁思成认为这是建于北魏的祖师塔，在会昌灭佛时幸存下来，十分珍贵。
东大殿前的经幢刻于大中十一年(857年)，总高 3.2米，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尾部刻有“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与东大殿内大梁上的题记相印证，是确认大殿建造年代的珍贵证据。 据记载，公元9世纪初，法兴禅师建成一座三层九开间的弥勒阁，供奉72佛像、八大龙王，是当年的标志景观，敦煌壁画中的佛光寺形象里就是这座消失的大阁。现存东大殿已让人无限崇敬，难以想像当年佛光寺全盛时会是怎样的宏伟场面。对于大唐文明，我“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佛光寺的第二重量级国宝是北侧的金代建筑文殊殿，建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面宽七间，进深八椽，柱头斗拱单抄单下昂五铺作单檐悬山顶。耍头为下昂形。中间三间补间出斜拱。使用减柱法，内部金柱只有四根，内部空间十分开阔。中间三间为板门，次间直棱窗，稍间为墙。 当中佛坛上7尊塑像，居中的是骑青狮的文殊，两旁是胁侍菩萨。两山墙壁上原绘有五百罗汉，现已不全。塑像和壁画在明弘治年间都重装过。在其他地方，金代建筑肯定是第一保护对象，但在佛光寺，文殊殿面对东大殿的盛唐气象只能屈居第二。
文殊殿前的庭院中有唐乾符四年（877年）经幢，总高4.9米，幢身上也是陀罗尼经。 苍松翠柏间的寺院三面环山，寺前是朝向西面的平地，在寺后东山上俯瞰，视野开阔。在寺后东山坡上和寺西北面山前地区有多座历代和尚塔，以唐代的4座最为珍贵。
东山坡上的唐塔有3座：无垢净光塔——天宝十一年（752年）建，八角形，束腰须弥座，塔残坏，塔内曾出土汉白玉雕像，是建塔时原作。
志远和尚塔：会昌四年（844年）建，八角形基座，上砌圆形覆钵式塔身，西向辟门。这种形制的唐塔是国内孤例。
大德方便和尚塔：贞元十一年（795年）建，六角形，通高４米，西向辟门，塔刹残坏。门外北向有塔铭刻石，字迹依稀可辨，还是唐代旧物。
西北山坡上的解脱禅师塔建于唐长庆四年（824年），平面呈方形，两层，总高约10米。基座束腰须弥座式，塔中空，南面辟券拱门，塔顶宝珠不存。旁边还有坐漂亮的金代花塔。 此外在西北塔坪上还有其他几座古塔。
天空湛蓝，朵朵白云在东山背后升腾起来，好似壁画里的祥云，慢慢笼罩在雄伟东大殿上。佛光寺的访客很少，环境清幽，院里种植的花卉争奇斗艳，比50公里外的台怀镇不知安静了多少倍。只有亲临佛光才能更好体会盛唐时期的建筑文明和精神。1200年的木结构建筑仍然完好，本身已是人间奇迹。要穿越到大唐，在这最直接。佛光寺的清幽正符合佛教的修身要求，与五台山核心区的繁华相比，我更喜欢这样的环境，让人安静，思考些物质以外的人生意义。
2016年夏季，我带领老师和同学们晋北访古，来到佛光寺 让人高兴的是，近年来文化爱好者逐渐对山西古建，对佛光南禅等早期建筑有所了解，瞻礼佛光逐渐成为小圈子里的时尚，这个现象对传承传播传统文化遗产是有益的。 千年佛光，风骨独立，经典魅力，历久弥新。让我们永远珍惜这古代文明的遗世精华，期盼中华永续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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