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观点
题目 | 个人书写与集体记忆建构：日记出版价值的社会学考察 来源 |《出版与印刷》2022年第5期 作者 | 张学科 作者单位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Doi |10.19619/j.issn.1007-1938.2022.00.04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教科书阅读与集体记忆建构研究”（编号21CTQ007）。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张学科. 个人书写与集体记忆建构：日记出版价值的社会学考察[J]. 出版与印刷, 2022(5): 93-100. 摘要 | 日记是一种独特的私人物品，是具有私密性的记录。文章基于日记出版从私到公的视角，探讨了日记在出版过程中发生的三重性质转变，即从私产到公物、从私密到公开、从私人记述到公共记忆建构，并着重指出作为个人书写的日记，通过对个人与群体、学术与社会、国家与历史等的记录，勾连起个体与群体、社会、国家、历史的关系，从而将个人书写转化为集体历史记忆，揭示了日记出版的学术价值和深层动因。 关键词 | 日记出版；私密与公开；个人书写；历史记忆；历史叙事 → 查看HTML全文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原本属于私密性物品的家谱、书信、日记、笔记、奏牍、评点本、契约文件等被公开出版，其中日记尤其受到读者追捧。与其他类型出版物不同，日记具有私密性、真实性、广泛性、趣味性等特征。[1]其或侧重记事，或侧重抒情，写法多种多样，记录的内容也往往因作者的背景、经历或兴趣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日记既有属于个人范畴的，也有属于非个人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兼具记录现实事件并呈现内心世界的特点，使其成为别具魅力的关注对象。 我国素来重视历史记载。流风所及，记录个人生命史的日记形式也出现并繁盛起来。千余年来，文人骚客所留存的日记卷帙浩繁，自晚清民国以来更是浩如烟海。据《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编者虞坤林统计，仅其所经眼的20世纪的各种日记就达1200余种，并坦言几乎不可能“收全20世纪的日记”[2]。在雕版与活字印刷时代，技术条件相对限制了日记出版的数量与规模。随着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与发展，印刷技术的便利使原本属于私人物品而秘不示人的日记被越来越多地公开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日记出版活动尤为繁盛，尤其是多种大部头日记相继出版，各种日记丛书也相继问世（见表1），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的日记报刊与工具书，涌现了一批专注日记研究与推广的学者，如被誉为“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的陈左高研究日记40余年；《日记报》《日记杂志》的创办者古农、自牧等人也沉浸日记编撰有年。这些对日记研究颇深的学者们甚至呼吁要创建独立的“日记学”。可以说，日记整理与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和学术增长点，不断推陈出新的日记出版也已成为当前出版界引人瞩目的景观。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日记丛书略表
前所未有的日记出版盛景不禁引人遐想：为什么原本属于私人记录的日记在近代以来会被大量出版？出版单位热衷于日记出版的动力何在？为何属于个人书写的日记会有“公域”价值？为解答以上问题，本文将从物理层面、内容层面与叙述层面三个维度阐释日记文献由私到公的变迁，探讨其从个人书写文本到公共历史建构的社会学角色转换。 一、从私产到公物 日记的撰写者基本上都是作者本人，因此日记属个人私产，供个人使用。将其归为一种私产，着眼点当然是从法律角度。不论是洛克的“劳动理论”还是黑格尔的“个性理论”，这些对知识产权产生根由的论证都确认了作者对作品所具有的自然权利——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因此，日记作者天然对日记拥有私有产权。 然而，日记一旦出版，就同时有了大量相同的印本，成为一种“公共物品”。当然，这里所指的公共物品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免费获得并使用的物品，作者对日记所享有的著作权并未发生变化。它是指日记成为人人都可以购买、占有的一部复制“公物”，而不再是未出版前独一无二的一己之私、一家之藏。除了可获得权的变化，出版后的日记开始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消费意义上的公物，即成为人人都可阅读、分享的文化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众多私家日记正是通过出版这一形式从家藏、图书馆或档案馆走到了大众面前，实现了从私产到公物的性质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日记作者，作者的委托人、亲属好友，日记收藏者或机构、研究者，以及出版单位等均可能是日记出版的推动力量。根据日记出版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作者意愿与出版时间，本文将日记出版分为以下四种情形：一是作者生前已出版；二是作者生前未出版，但有出版意愿；三是作者生前明确表示不出版，但被后人出版；四是作者未对出版与否表达明确意见。日记出版的推动者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各异。总体看，通过由私到公的这一出版历程，日记文献主要实现了四种社会价值：史料价值、文献保存、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换言之，从私产到公物的转变不仅是日记出版实现这些价值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其最终的价值所归。 1. 从“一家之言”到公共资料的跃升 未出版前的日记基本属于私有秘藏的“一家之言”。日记的出版则彻底改变了其原有性质，实现了向公共资料的质变，进而发挥独特的史料价值。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日记能“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现作者的个性”[3]，且从个人视角出发，具有独特的一面；其次，日记一般都是逐日排记，记录的是当天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事后的追忆，因此其内容比较准确，日记中所记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情况可与其他文献互相关联、参照比较。而且“日记中的资料，有的为通行文献所不载，有的可与通行文献相互印证、补充，有的可以订正通行文献中的讹误”[4]。因此，大量处于秘藏、边缘、零散、尘蒙状态的日记经过出版而公开出来，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完备、可靠的基本资料。这是大部分日记得以出版的核心因素。陈左高在《中国日记史略》一书中提出，日记可以为自然科学史提供可靠依据，为政治史保留原始记录，为经济史提供原始材料（如币值、物价、日常生活）等。[5]279-291对于不同类型日记的史料价值，相关论著多有胪列。总体而言，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都肯定了日记的史料价值。 与此同时，将私产变为公物，孤本便可“化身千万”，留存人间。正如杨绛所说：“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6]近代以来，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许多日记在战乱、水火、转藏、外借中或遗失或遭销蚀，从此消失于人间。处于私藏状态的日记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孤本，一旦丧失便无法挽回。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越缦堂日记》（李慈铭），其光绪十五年的八册曾一度久寻未见，不知所终。经过学者们的经年努力，失稿复得，由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将残缺的部分影印出版。[7]能将日记找回固然是幸事，但常态却是一旦丢失即湮没无闻。因此，对私藏日记而言，出版同时意味着一种存续人间的保障。 2.艺术及经济价值的发现与发掘 从出版的表现形式来看，日记可以分为影印出版与整理出版两种。不同形式的选择暗含了在投入的时间、资源等方面的差别，也显示了出版者对日记价值的不同侧重。近现代名人日记手稿不乏以毛笔写者，这样的日记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同时兼具较高的书法价值，故而这类日记多以影印方式出版。200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根据手稿本影印出版的《缘督庐日记》（叶昌炽），所载内容涉及数十年间“学术兴衰，政治得失，风俗变迁”[8]，兼具史料学术价值和书法珍赏价值。凤凰出版社出版的12册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更是如此，有人赞誉曾国藩近130万字的《手书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当然，并非所有影印本日记均有艺术价值，出版影印手稿本日记固然有存其真实原貌的考虑，也不无规避整理日记成本耗资巨大的经济风险。 一些日记尤其是名人日记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也促使出版单位尽心搜罗与发掘，以不同形式加以出版。以《曾国藩日记》为例，自2002年，凤凰出版社、岳麓书社、京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曾国藩日记》，如三卷本、四卷本、最全本、精装本、线装本、平装本、类钞本、评点本、超值版、典籍版等，不一而足。此外，另有包括日记在内的各种《曾国藩全集》《曾国藩全书》，同时还有一些“家书日记”“冰鉴日记”等混装本。又如影印本《周作人日记》首印2000册全部售罄，出版社打算重新断句、标点以后再印5000册[9]。而对于那些经济效益不确定、部头大却有很高价值的日记，出版社往往会通过出版全集或利用专项出版基金的形式推动出版。 二、从私密到公开 毋庸讳言，很多作者对日记有一种特殊情感，往往将其视为私密物品，其中记录的诸多肺腑之言也常被作者视为“秘密”。列夫·托尔斯泰坦言，婚后要将日记交给妻子阅读——“我就不会再有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秘密了，她将看到我写的一切”。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作者对日记私密性的珍视。因此，很多日记作者生前往往不同意将日记公开发表。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作者本人，日记的流传、阅读范围也就仅限于其家人、收藏者或专门研究者等有限范围。 日记出版之后，它从个人的私产变成了一种公物，与之相伴的是日记私密内容的公开，成为被众人围观的私语[10]，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日记的出版，这种状态的改变对后世研究者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日记从私密到公开便意味着接受外界的审视与讨论，其产生的压力常常会转化为出版主体对文献的“自我压抑”——这种巨大压力会如毛细管一样作用于私密心灵深处，致使文献中的敏感内容有被删窜处理的可能。[11]鉴于作者生前的出版意愿对日记书写、出版及内容处理具有重大影响，下文对日记的私密性叙事分为作者有意与无意公开两种情形加以分析。 1.作者有意公开 凡有意愿公开或知道未来自己的日记将会被出版者均可划为这一类型。这类作者在主观上有公开日记的意图，因此在写作上便经常带有苦心“经营”的痕迹，甚至还难逃做作之嫌。比如，在近代写作了大量日记的朱峙三便期望掌权者能采集自己1893—1919年所记日记“列为稗官野史而代为印行”，因而在日记写作中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内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献，君后之败废荒淫，官吏昏庸贪墨，以及国家贫弱缘由，革命党会潜伏，内政外交，邸钞文告，凡可纪者，即民间轶闻亦悉载之”，此外“诗文书画之品评，音乐戏剧之观听，亦间有类载。五十余年中，国体政治之变更递嬗，因益改革，凡具有历史性者无不搜罗”[12]。胡适也“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批判他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档”[13]。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若作者有意在日记中为同代及后世保留材料当然无可厚非，虽失却了部分坦率的特质，但毕竟具有一定的价值。令学者们颇有微词的是对本真日记的删改涂抹，这种行为或是在日记公开前对敏感内容进行调整，或是由于情势变化对日记内容“自我压抑”。前者如上文提及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以日记为著述，“当写好了半年或一年日记，就装订起来，准备旁人来借抄”，但日记里“常常会遇到大片大片用墨笔涂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可见作者“在借出以前，曾经仔细地检查过一番”[14]。“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派，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15]325这种“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状态正说明了在日记的私密与公开之间作者小心翼翼、遮掩藏掖、半隐半现的态度。后者如“晚清四大日记”中的《翁同龢日记》，学者通过对其稿本及刊本进行研究与比较，发现日记“由翁同龢本人自行挖补删改者共七处”[16]46-49，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初九日所载：“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李莼客即李慈铭，已于记载前一年去世，据考证，该处记载的来访人应是康有为。戊戌政变以后，翁同龢出于顾忌对此做了删改。另外，其日记中有时“故意空三格，或用笔涂去三字，似指李鸿章，意者出于回避时忌之缘故”[5]158。不管是出于何种顾虑而调整日记内容，均来源于作者忌惮日记有些私密内容不宜被他人阅读的心理。从这种意义上说，出版即意味着对隐秘所思所想的曝露与公开。 为避免隐私曝露，涂抹删削仅为“良策”之一。如果作者有意公开日记，那么在书写时便可避免隐患内容。当然，也有作者有意向外界展示私密内容。另外，有的日记即使不涉及敏感话题，或已时过境迁，无伤大雅，因而为保存原貌起见，这样的日记也往往会不加删改而直接整理出版，以“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17]。 2. 作者无意出版 无意公开的日记作品是指作者生前本来不打算公开，仅留作己用或藏之于家，但最后被公开出版的日记。作者在写作时少有顾虑，直抒胸臆，不加遮掩，能更真实地面对自我与时代，记录最真实的情感与认知。鲁迅形容这种“写给自己看”“不摆空架子”“显露真面目”的日记才是“日记的正宗嫡派”[15]325。由此可见，作者对于日记书写及出版的态度，从根本上将日记划分为不同类型。换言之，正是作者对日记公开与否的意愿造成了日记正宗嫡派与非正宗嫡派之间的分殊。 对于作者无意公开的日记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作者明确表示不出版与未明确表明意见两种情况。朱自清曾明确表示他的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18]，故其去世30多年间夫人陈竹隐一直遵循其遗愿未将日记发表。1978年以后，在各方推动下，陈竹隐经过慎重考虑才同意将朱自清的日记予以出版。未明确表示出版意愿而被整理出版的日记则更多。这些“正宗嫡派”的日记无论是在写作上还是阅读上，都更具私密性。 对于重要历史人物而言，其日记往往成为重要历史进程与转折的解读钥匙，对历史细节考证与人物活动探寻具有重要价值，因而为世人所珍视。但由于作者在记录时并无意要公开，因此日记中会偶涉敏感内容，读者经常可以从中窥见一些私闻秘事。不过，“正宗嫡派”的日记在写作时的言语无忌并不意味着其出版时会百分之百存真。出于为尊者讳，或为避免碰触敏感话题的考虑，作者的后代亲属、日记的整理者或编纂者及出版机构等也常会对这些内容进行调整。如1925年翁同龢的后人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翁同龢日记》时，曾遮掩了少量涉及挖眼之类的荒唐言语。[16]49王季烈在编辑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钞》时将“米盐凌杂，往还酬酢之言，以及不顾告人之事，咸加删节”[5]197。有些日记会将“个别不宜公开的人名编者以×××替代”[19]。“不顾告人之事”“不宜公开之名”等说法生动证明了日记的私密状态，以及从私密到公开转变中所做的谨慎考量。 三、 从私人记述到建构公共记忆 历史的过往是一种客观陈迹。人们通过对历史的书写建构对往昔的认知与记忆。生动地记载着个体对逝去时光及事件鲜活记忆的日记经由私产到公物、私密到公开的转变，实现从私人记述到参与公共历史记忆的建构。这里所指的建构公共历史记忆可以从两层含义上理解：一是读者通过阅读相同的日记，而对作者所记载的时代、人情世故产生认知与记忆；二是研究者可以通过对众多日记的研究并参考其他资料，建构一种相对严谨客观的历史公共记忆。前者重在读者个人，即读者自主地阅读与理解日记内容，形塑历史认知与记忆；后者重在学术研究，即将日记以史料视之，引证日记内容并参与学术性的历史建构。 1. 形塑个体历史记忆 读者能通过阅读获得对一个时代的认知，而通过阅读日记等极具日常化的私人记述则可以形成具体而微的历史认知。由于日记作者的所想所做所感都受历史情景的限制，因此日记内容通常具有较深的时代印记，读者因而能通过阅读日记更容易地体知历史。 作为私人记述的日记如何形塑个体认知，这涉及作者与读者的具体关系。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作者是什么？》一文中极力肯定了作者对文本的作用。他认为，作者的名字具有各种各样的意义，“扮演了与叙述话语相关的一种特定角色，确保了一种分类功能。这样一个名字能够把一定数量的文本汇集在一起，定义它们，把它们与其他文本相区别、相对照”，并且“在文本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20]。换言之，作者角色与功能的最大关键即在于它为书写的文本设定了解读阈限，即作者本身是具有独特意义的角色，且对其所表达的意图有一种固化功能，读者对文本的解释不会与其相差太远。从日记来说，虽然其记录的是作者当时的细微日常，或风物掌故与风土人情，但读者（不论是作者的同代人还是后世人）都能通过阅读日记来体验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与情感，真实地感受历史的温度，而很少会与作者所写所感大相径庭。从这种意义上讲，记录翔实且真实细微的日记可以真实地保存一段历史现场与日常，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日记重返历史现场。这种读者与日记文本之间的阅读张力与黏合力，赋予了日记出版源源不断的市场吸引力。 2. 参与公共历史叙事 除了读者直接阅读日记可以获得相对一致的历史认知与记忆，学术界也可以利用日记材料完善历史研究，将其用于严肃的学术考证与历史建构中，从而形成更具权威的话语，以重建、修正或恢复某些历史叙事。 我国古代官方修史一直有采集民间笔记、方志等材料的传统。近代以来，私人笔记的兴盛更繁荣了这部分档案资料。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原先不被注意的日记材料正被大量挖掘出来，参与恢复历史记忆、重构历史叙事。利用日记不仅可以在宏大叙事之外提供更具体细微、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也可以将历史研究视角从传统的上层、精英转换到下层、个人。尤其是晚清以来所留存的日记，“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思想资源的流动等等问题，使得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探讨思想家的言论，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21]。 应当指出，史学界的这种转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近年来欧美史学界新文化史研究转向的影响。在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史学家从“阁楼”重返“地窖”的研究中，不论是研究领域还是史料利用，都得到了极大扩展。“从仪式、个人的口述史、小报、民间传说、戏剧、小说、绘画、流行歌曲到服饰，都可以成为史料。”[22]日记材料当然也包括在内。他们已经利用日记、财产清单等以往不太被关注的材料，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阅读史为例，“许多历史学家很早就试着从个人收藏、遗产清册、拍卖目录、订购清单中，试图找出书籍流通的线索”，但是“要了解这些书籍收藏者怎么利用这些书，便需要诸如收藏者的日记、书信、回忆录、读书笔记、在书上或目录上的注记等数据”[23]。英国书史学家罗斯（Jonathan Rose）正是利用将近2000种普通工人阶层的日记等自传性资料，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智识生活》一书中重构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阅读生活与阅读世界。[24] 近年来的日记出版热正是出版界对以上学术研究新动向的因应。通过日记出版，出版社为学术界提供了完备、细致、可靠的一手材料；而学术研究对日记材料的“刚性需求”也正满足了出版单位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目标。因此，大量日记被影印或整理出版，而国内学者获此新宝，不仅越来越重视对日记材料的应用，也切实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孔祥吉对清人日记的研究、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及张高杰对现代作家日记的研究等。日记研究从文献考订、文学书写到心态分析、阅读史研究等[25]，体现出日记本身具有的学术价值潜力。 四、结语 著名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叙述就是从意识内部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遗忘中产生的，“从这种疏隔之中产生了一种关于人格的概念，也就是因为不能被'记忆’而必须被叙述地认同这个概念”[26]。历史著作与历史话语的形成，其本质是一种叙述的构建，这种构建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对历史的共同认同。 日记是历史与时代的记录者，载录着时代的震动与个人的心声。通过公开出版的方式，日记实现了“从私到公”的性质转变，其基因中所勾连的对群体、社会、国家的记述随之被释放出来，并在更广阔的阅读天地中将日记文本本身带回至时代的共振中，为学术研究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 参考文献 Title : Personal Records and Public Memory Construction: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Values of Diary Publishing Author ：ZHANG Xueke Author Affiliation :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 Diary is the most unique personal thing, which is the secret records of an individu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ry publishing from personal to public, this article discusses its three nature-changing during the publishing process, that is, from the private belongings to the public assets, from the secret states to the public states, and from the private records to the public memory construction. It emphasizes that as the personal records, diaries can connect the individuals with the groups, the society, the state and the history by recording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groups, the academy and the society, the state and the history, so as to transform the personal records into the public historical memory. It also reveals the academic values and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of diary publishing. Keywords : diary publishing；private and public；personal writing；history memory；historical narrative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 期刊简介 《出版与印刷》于1990年创刊，是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主办，经国家出版主管部门批准的学术性期刊。本刊专注现代出版与印刷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出版与印刷产业转型发展，促进出版与印刷领域的产教研深度融合。读者对象主要为出版与印刷领域教育、科研及从业人员。主要栏目设有本期聚焦、研究与观察、出版实务、期刊研究、印刷与包装、出版融合、专业人才培养、出版史话等，内容注重学术性、专业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出版与印刷》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ACD）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全文收录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引文数据库等。2021年入选第七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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