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动荡的朝代，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也同样如此。
但是由于朱元璋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发展。
在这个时期内，百姓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并且国家也逐渐开始强盛起来。
但这一时期我国境内的天气却十分反常，在冬季时，甚至有一些地区会出现大雪覆盖的情况。
根据记载可知：明朝时期发生过多次大雪覆盖全国的情况，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再次出现“小冰河”的情况。
明朝的小冰期，因为极端恶劣的天气，导致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这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地方志中的气温变化
在1400年到1900年的五百年间，我们国家的寒气年份并不均匀，是按不同的顺序排列。
在这五百年里，最冷的时期是十七世纪，共十四个严寒冬日，尤其是公元1650-1700年，江西省的桔子和柑橘林，在1654到1676年的两次寒流中被彻底摧毁。
在这五十年里，太湖、汉水、淮河三次被冻住，洞庭湖被冻住了三次，鄱阳湖地处南方，也被冻成了冰块，在这五十年里，我国的冰雪非常多。
据谈迁所记载的北京气候，与今天北京的气候比较，也迟了一两周。
更值得指出的是，在十七世纪中期，天津的河床结冰时间要比今天更久，约在1653年，谈迁自杭州至北京，于阳历十八日抵达天津，当时的河床已经结冰了。
一六五五年，阳历三月五日，谈迁从京回杭，北京的运河就开始融化了。
据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北京的运河一年中，一年的冰冻周期为107天，而1930—1949年间运河平均每年冰冻只有56天，可见明朝时的冬季气温之低。
明朝的内忧——小冰河期致使“闯王”进京
明崇祯帝（1628—1644在位)，在1632—1641年的九年中，先后发生十次严重的旱灾，造成了巨大损失。
例如，1637—1643年，华北华北的降水较1956~1979年平均降水减少11%~47%，其中23个区域发生了4次以上的严重干旱。
历史上有记载，河北的一场干旱是在1628年，“夏朝，乾县干旱，千里之地”。
1633年，山西、陕西、西安、米脂等地发生了饥荒，粮食价格过高，造成了吃人的情况。
1638年，河南“春日，红风满地，白天似黑夜”。
1640年，山东连续干旱，灾民横行，安徽“四月天寒，草木皆损”。
1642年,安徽“春天，风雪，对视，生死相许”。
此外，还出现了浙江的嘉兴和绍兴等严重的旱情。
从1630年到1644年，河南境内连续九年发生干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白洋淀、梁山和安山湖等地的湖水逐步枯竭，黄河和其他河流的主干部分也发生了断裂。
《莘县志》中也有这样的记录：春夏季，大干旱，日夜有雾。
虽然经常出现干旱，但洪灾也非常严峻。
以陕北为代表，崇祯时期，洪涝灾害6次，平均2.83年一次，黄河的洪水淹没了延安和绥德两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洪水和干旱还在继续，蝗灾和鼠疫也是时有发生。
根据统计，明、清两代河南地区的蝗虫灾害平均为2.4年，在此期间，河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害。
《明史·五行志》中有一段关于鼠疫的记载：天行大病，在朝发夕亡，于万历七年八月。
到了晚上，所有人都被吓跑了，城里空无一人。
由此可见，由于天气的干燥，导致了瘟疫的传播速度很快，死亡率也很高，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但同时，由于旱灾、疫病等疾病的频繁出现和传播，促使中医对中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瘟疫”和“伤寒”和“温病”同属外感疾病，由“时运不正”所致，发病与人体的气血强度等相关。
干旱、水灾、蝗灾、鼠疫连年，造成了大量的人口减少，粮食产量下降，明朝朝廷的经济拮据，边境紧张，难民越来越多，百姓饿死，叛乱一次又一次地爆发。
为了渡过大灾，女真一直在与明朝交恶，最终导致了内忧外患。
1622年至1626年间，东北女真先后攻占了沈阳等110多座城市，山海关周围基本都是女真的地盘。
而在明代，由于灾情，人民饥饿，土匪横行，农民暴动。
崇祯年间，陕西至河南，武昌至成都，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暴动，到了1635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组织已经发展到十三个，七十二个营，总兵力三十万。
根据资料，从明朝1619年到1643年，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洛阳之战，襄阳之战（1641年），开封之战（1641-1643年）之战，成都之战等。
1644年，李自成带兵进攻北京，京城陷落，崇祯帝上吊自杀，宣告明朝灭亡。
明朝的外患——女真人受小冰期影响向南入侵
明代后期（1571~1644)，我国北部地区气温偏高，初霜、降雪期提前36次，终霜降雪期推迟。
由于冬季寒冷，导致了极寒天气的频繁出现，北方的农牧地带降水异常稀少，沙尘暴日盛，每年都有更多的干旱。
女真族以农耕为生，农牧生产严重，家畜死亡，人民困苦，饥馑遍地，民不聊生，为了生存，他们主动向明朝宣战，向南方进军，靠着掠夺粮食，渡过饥饿。
例如明朝1618年抚顺之役，萨尔浒战役（1619），辽沈和西平堡之役，广宁、锦宁之役（1626、1627年），明崇祯十二到十五年（1639~1642年）的“松金之役”，女真一脉为了渡过大灾，避免民心涣散，积极发动战争，进行经济上的劫掠。
战争和寒冷气候造成东北和华北大量的人口流失和大量的南方迁徙，使北方的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的阻碍，同时也加快了女真人的南下。
“小冰期”的真相和历史影响
“小冰期”这个词最初是1949年弗朗索瓦·艾米尔发明的，最初用于描绘“全新世”的最热时期，13、14世纪开始，世界温度在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间逐渐降低。
在国内，一般认为15-19世纪末期的低温循环是一个小型的冰期，当时正值明、清两代。
竺可桢在《中国5000年来的天气演变初步考察》一书中，对中国5000多年来的天气变化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的初步模式，并将其分为4个温热阶段和4个寒冷阶段，该模式还指出了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和天气变化：
在一个暖季，往往会有一个庞大的帝国，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广袤的土地；而到了严冬，中央皇朝的力量就会大幅度下降，边境的少数民族也会“兴盛”，异族的压迫也会随之增加，大部分的朝代，都会在气温较低的时候更替。
尽管我们不能说中央封建社会的盛衰只是天气变化所致，但是大部分的“更替”与“寒暑周期”的对应并不是偶然或巧合。
明代覆灭至今已有400多年，但关于明代覆灭的成因，学界仍有不同看法。
除政治腐败、吏治黑暗、农民起义、军事失利等因素的影响，气象变化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的主要天气特征为：气温和湿度的反常，冬天非常严寒，夏天非常干燥，水患频繁。
中国是一个以“小农”为主的农耕社会，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温度的不断下降，降水的变化，让庄稼生长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造成了大量的作物产量下降，这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明代中期和晚期，气候灾难的发生也是极其少见的，洪灾、旱灾、地震、蝗灾等天气灾难，都是在短期之内发生的，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气候灾害频发，不但造成了粮食减产，而且严重影响了畜牧业，造成了大批的灾荒。
频繁发生的天气灾祸，不但造成了明代中、晚期无法按时上缴赋税，又不得不进行救灾，使得本来就已很拮据的财政承受了很大的负担，因此，政府时常催征、增征赋税，使得农夫们更为痛苦。
特别在明代中期和晚期，因为政局的腐朽，以及土地的兼并，使得平民难以在当地生活，所以才会出现大批的难民。
在封建时代，“难民”始终是一个不安定的因子，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那么当“难民”与“饥民”的混合在一起，必然引起“农民”的暴动，从而引起“更替”。
“小冰时期”还导致了外来势力对中原的侵略，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北部的少数民族区域，由于处于放牧状态，所以他们只能依靠草地和草地为生，随着气温逐渐转凉、气温逐渐下降、持续干旱，牧草的生长发育和荒漠日益加剧。
由于中原的生态系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牧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向南方劫掠，以求一线生机，这对他们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努尔哈赤与明朝开战，就是想要抢夺资源，渡过这场大饥馑。
天气变化导致的天气灾难，不但对封建时代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在精神上也产生了深远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非常注重灾难的发生，这种灾难仿佛就是“天谴”，是天道对人类的一种惩戒，每一个王朝违反了天道意志，都会受到天地的影响，若有神迹从天而降，那就是改变王朝的预言。
所以每逢天灾之时，朝廷除救灾之外，常常还会降旨自责，表示自己的错误。
明代中晚期的频繁的气候灾害，对当时的人们的心态和心态都有直接的影响，加之当时的政治腐化，民众生活困顿，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些祸患归咎于封建王朝，并将其归咎于“天怒人怨”。
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历史都证明了，在工业革命到来以前，任何一个建立在农耕社会之上的封建帝国，都很难应付“小冰期”造成的巨大的气候变迁。
“小冰期”期间，世界上的饥荒、战争、更迭都是前所未有的，被西方学术界称作“十七世纪的世界危机”：英国内战、法国宗教战争、投石运动、德意志战争、宗教改革战争、三十年战争、俄国政权更迭、奥斯曼内部矛盾等。
结语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灭亡并非单纯地由特定的朝代范式所致，尤其是与17世纪的世界史相联系，明代中叶，即《大明王朝1566》所描绘的“光与影”，并非唯一，也并非没有前车之鉴。
在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小冰期”促使中国古代农业文化走到了尽头，并证明中国的“小农化”在封建制度下难以抵抗极端的自然破坏。
这种独特天气，使明代的消亡速度加快，同时也使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缺陷空前扩大，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冲击，即使是“康乾盛世”，也无法消除这种精神上的伤痛，直到20世纪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