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承诺的艺术： 和平时期撤回联盟承诺的代价  作者：Dov H. Levin，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Tetsuro Kobayashi，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 来源：Dov H. Levin and Tetsuro Kobayashi, “The Art of Uncommitment: the Costs of Peacetime Withdrawals from Alliance Commit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8, No. 3, 2022, pp. 589-615. 导读 是否存在沉重的国内政治代价阻碍领导人脱离（disengagement）长期联盟？在非危机情况下，大国领导人有时会根据联盟条约或承诺（commitment）中规定的法律程序，脱离对其他国家的一些长期承诺。然而，他们有时也会担心这种退出的国内政治代价，例如，国内公众支持率下降。为了检验这种担忧是否合理，本文在美国公众的代表性样本中进行了两次调查实验，调查总统决定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终止联盟承诺的影响。作者发现，脱离成本普遍存在，而且有关国家的一些特征会增加成本，并使其更持久，例如，从被认为在某些关键标准上与美国相似的国家的忠诚盟友联盟中退出，或者专家普遍反对退出。对美国领导人来说，于和平时期决定退出现有联盟虽然看似合理，但在政治上往往是赔本买卖（losing proposition），这可能是美国的一些联盟能够持久的原因之一。 问题的提出：大国为何不在和平时期收回承诺 许多大国对其他国家作出了长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承诺。这些承诺有时要求他们持续付出巨大的成本，或者接受在各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严重潜在成本。因此，当这些承诺的成本被认为超过其总体利益时，领导人有时会试图放弃其中的一些承诺，或者减少承诺的数量。因此，国家在和平时期通过其预先商定的终止程序（termination procedures）退出是终结联盟的一种常见方式。 美国也不例外，近几任美国总统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结束与某些长期盟友的关系。例如，一些高级民选官员和美国外交政策界的知名人士最近提议取消或大幅减少对美国一个长期盟友——沙特的承诺。然而，现代的领导人经常认为国内因素是脱离联盟的一个重要障碍，其中公众支持是他们的重要考虑。同样，这些国家的一些盟友出于对未来这种退出的恐惧，经常投入大量资源在大国内部促进一般公众或精英认可这段盟友关系，产生此类国内成本。例如，在“9·11”事件后的17年里，沙特政府在与美国的公共关系中投资了1亿多美元来购买这种影响力。 然而，由于选择性偏差的存在（当领导人预期国内公众反对时，会避免退出联盟），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观察和数据分析产生的推论可能是有偏的。不过，如果采用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的方式，对比退出联盟或维持联盟的假设情境，也许能够有效研究这一问题。 文献回顾：联盟的观众成本 尽管在国际关系中，对终止联盟及其国内后果的担心是常见的，但相关的专题研究却很少。谢林（Schelling）开创的关于昂贵承诺的研究重点是国家如何能够对其他国家作出可信的承诺，并进一步加强这些承诺，而不是如何收回这些承诺。对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s）的研究则关注到了撤回承诺的国内政治成本，例如一个国家承诺在某一危机中进行军事介入，然后又没有这样做的情况。然而，观众成本的研究忽视了两个重要的方面，首先是背弃长期承诺的国内政治成本可能与背弃最近的公开声明不同；其次，过去的公共行为（public acts）可能在和平时期给决策者带来国内政治成本。毕竟，大多数国家间关系都发生在非危机情况下。 第二个相关的领域为探讨国家为何遵守（compliance）国际条约，其中声誉通常是国家的重要考虑。然而，联盟条约，像大多数其他条约一样，有一些退出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这些机制退出而不违反其义务。从条约设计上来说，这不违反国际法，也应该不会导致国内或国际声誉上的损失。如果承诺是非正式的，那么收回它应该更加简单，至多是提前公开放弃这一非正式承诺。同样，目前仍不清楚在联盟条约中是否以及为什么会出现国内社会化。 脱离成本：影响公众反对脱离联盟的程度的关键因素 本文认为，国内认可度（domestic approbation）是领导人根据中止机制退出联盟的重要障碍。根据心理学研究，人们有维持长期事务状态的偏好（如现状偏见），即使在他们看来现状远非完美。一般来说，以下四个因素能够影响国内脱离成本的总量：被抛弃盟友的关键特征（例如忠诚与否），联盟关系的特征（承诺的正式性和美国军事伤亡的预期成本），对偏好相似性（语言和政体性质）的感知，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反应（常常受盟友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不同的假设可供检验。 H1a：按照适当的程序撤回与其他国家的联盟承诺的总统，将遭受支持率的大幅下降； H1b：总统退出联盟后，无论联盟的具体性质如何（如正式或非正式），其支持率都会大幅下降。 H2：当被抛弃的盟友是美国的正式盟友时，与非正式盟友相比，公众对总统脱离联盟的认可度会更低。 H3：当公众认为美国为保卫有关盟友而付出的伤亡代价高于“合理”水平时，总统退出联盟的决定将得到更多的支持。 H4：与其他国家相比，对于总统决定脱离与那些英语越来越流利的国家的联盟，将会有更多的不赞成。 H5a：被抛弃的盟友是部分民主国家或完全民主的国家时，会比非民主国家得到更多的反对。 H5b：当被抛弃的盟友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时，比被抛弃的盟友是一个部分的民主国家时，会有更多的不赞成。 H6：被抛弃的盟友对美国强烈忠诚的表现导致对终止联盟更多的反对。 H7：专家广泛反对总统与某一盟友脱离关系的决定时，将导致更多反对。 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这七个假设，本文在2020年8-9月进行了两次调查。第一次在3465名18-69岁的美国成年人中测试了假设2-7；第二次对568名18-69岁的美国成年人，测试了脱离成本的总体存在（假设1）。这两项调查都是由国际调查抽样公司（SSI）进行的，采用配额抽样系统，建立在性别、种族/族裔、年龄和地理区域上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口样本之上。 受访者接受到的情景设定在2026年，总统在与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后，决定终止美国对一个名为阿达尼亚的国家的军事承诺（已经生效了25年），原因是因为代价太大，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第一次询问受访者是否赞同总统的决定后，进一步告知受访者，两年后阿尔达尼亚突然遭到一个邻国的攻击，美国仍然没有参与，而进攻国赢得了冲突，并在当年晚些时候接管了阿尔达尼亚，此时再次询问是否赞同总统对阿尔达尼亚的政策。在实验中，通过控制承诺的正式性、阿尔达尼亚的国家特征等变量检验上述四个因素的影响。 结果显示，平均而言，某种类型的联盟承诺的存在使总统在决定终止联盟后的支持率降低了8%。然而，当受访者被告知阿尔达尼亚后来的负面后果（如被邻国征服），这些影响就变得不明显了。这些结果似乎表明，在没有任何因素促使公众对被抛弃的盟友产生重大留恋的情况下，总统的脱离成本只存在于决定作出后不久。四个关键因素中的三个（文化及民主政体、盟友忠诚度和专家意见）和六个后续假设中的四个都得到了支持，盟友关系特点（正式和非正式联盟之间的差异）作为脱离成本在统计上不显著。   虽然四个重要因素没有一个单独产生了很大的实质性影响，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经常相互叠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总统的支持率将受到约24.5%的打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影响。 为了检查这些结果的强度，文章建立了一个更全面的模型，加入了关键的人口统计协变量（如性别、教育水平和种族）、政党认同，以及对联盟和鹰派的总体支持。鉴于调查时美国政治的性质，文章还研究了其他潜在的重要因素对支持率的影响——比如受访者（或他们的近亲和朋友）是否被诊断出患有COVID-19或他们的就业状况是否受到大流行病的影响，以及是否是注册选民（受访者的观点可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这些因素都没有对原先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结论 本文发现，盟友的一些特征可以增加大国撤回联盟承诺的国内成本，并使联盟更加持久。被抛弃的盟友被认为是忠诚的，并且与美国相似（通过增加英语的使用或国内民主），分别增加了3.5%、2.5%和6.7%的脱离成本。同样，专家对退出的广泛反对也会使领导人的脱离成本增加约3.8%。相比之下，履行该联盟承诺的可能军事成本和有关承诺的确切水平都不重要。 因此，国内脱离成本这一因素为某些法律承诺的持续存在提供了一个新的国内解释，它与声誉或国内对国际法看法等类似问题无关，也与其他被广泛认可的、在相关地缘政治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后使联盟持续存在的可能原因无关，如路径依赖或官僚主义的惰性（无法用这里使用的工具进行实证研究）。这也许可以解释，至少部分解释自冷战结束以来现实主义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难题——即使在冷战结束等重大地缘政治变化之后，美国的联盟体系仍然非常稳定。 在这一课题上，未来可以尝试研究领导人想脱离联盟时，可以做些什么以预先减少国内的脱离成本。以及对于有重要联盟网络的非西方国家，类似的因素是否构成非西方国家的脱离成本，或者某些其他因素可以导致类似的对脱离联盟的阻力。对脱离联盟的总统的党派，或经历民主倒退而被抛弃的盟友，也应加以研究，以进一步确定其他可能的调节因素。同样，研究日本或韩国等国家的现实情况也有助于了解这些因素在特定情况下的影响。最后，研究公众对不太极端的脱钩的看法，如停止武器销售或其他关键的军事援助形式，也将具有重要价值。 词汇积累 赔本买卖 losing proposition 观众成本 audience costs 国内认可 domestic approbation 终止程序 termination procedures 调查实验 survey experiment 译者：罗洁，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理论。 校对 | 聂涵琳 赵怡雯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廖文君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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