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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选秀制度自顺治朝开始定型，一直到清末，每三年举行一次，几乎从未间断。 从顺治十年到光绪三十二年的二百五十余年间，共计举行了八十余次选秀，即使在皇帝大丧期间也施行不误。 选秀分为外八旗选秀和内务府三旗选秀。外八旗选秀主要是为皇帝挑选嫔妃或由皇帝指派给皇室王宫作为妻妾，内务府三旗选秀是为皇宫挑选宫女，但宫女入宫后也有可能受到皇帝的赏识，升级为妃嫔。
选秀活动除了具有为皇室服务的作用以外，也是清帝加强对八旗掌控，并借此对旗人女性灌输族群观念，增强其民族向心力的重要契机；对于旗人女性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也有很重大的影响；另外，形成后宫的内外和上下流动也是选秀的一个重要意义。 首先，通过选秀，皇帝向年轻的旗人女性灌输皇族的选婚优先权，检视旗人女性的民族认同，并且对其进行族群教育、加强族群意识。 皇帝对选秀时秀女的服饰、装束相当在意，以此检验旗人女性是否被汉化。 《壸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中指出，乾隆四十三年选秀女时，皇帝发现“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乾隆帝认为这无疑是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与“旗妇一耳带三钳”的“满洲旧风”相悖；嘉庆九年，黄旗都统奏报，“该旗汉军秀女内有 十九人俱经缠足”。嘉庆帝当即斥责此举“甚属错谬”，“一旗既有十九人，其余七旗汉军想亦不免”。
由此来看，阅选秀女的过程也成为皇帝检验旗人女性是否汉化的最佳时机。从乾隆至道光朝，皇帝都在选秀女时反复申饬、严厉惩戒，力图通过选秀活动纠正旗人女性的汉化倾向。一旦发现“各旗满洲蒙古秀女内有衣袖宽大，汉军秀女内仍有裹足者”，其父兄及所属都统章京都要受到严惩。 除服饰外，清帝还通过在选秀活动中强调满人的姓氏来加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按照满洲习俗，一般人只称呼名字，而很少提及姓氏，对于女性的姓氏，则更少被提及。后来竟有满人为了方便，舍弃自己原本的姓氏，而改汉姓。比如“钮钴禄”就多改为“郎”姓。 乾隆二十五年规定，选秀时必须在绿头牌上写清秀女的姓氏。《壸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一书认为，“不少对姓名没有明晰概念的旗人女孩，应该是通过阅选秀女的环节才开始了解自己家族姓氏的”。 通过选秀活动，旗人女性有机会进入宫廷、见到皇帝，切身体验到帝王的威严和关怀，并且通过对服饰和姓氏的强调，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族群概念。
选秀活动对旗人女性的第二个影响是她们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得到改变，她们的眼界得到开拓。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朱子彦指出，八旗女子在选秀之前既不能婚配，也不能对任何长辈或他人行跪拜大礼。《清稗类钞》载：“小姑之在家庭，虽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称之为姑奶奶。” 清朝时的满人很少有机会离开他们出生的驻防旗营，北京作为朝廷和首都，对满人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量。旗人女子可以通过选秀的机会来到京城、进入宫廷、甚至见到皇帝，这是一次极其难得的开拓眼界的机会。尽管绝大多数秀女最终被“撂牌”，各自回家婚嫁，但她们亲往面圣的宫廷之旅无疑在其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象。 选秀活动的第三个重要作用是形成后宫的内外和上下流动。《壸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一书提到：”多数宫廷女性，包括后妃与宫女，都是十几岁时通过选秀而进入宫廷，不同的是后妃为东西六宫的'主子’，宫女则系为其服务的仆役群体；后妃从此将终老宫中，宫女在服役期满之后则可归家婚嫁。但二者的身份差异并非固定不变，宫女一旦受到皇帝临幸，即可能步入妃嫔行列，清代不少妃嫔甚至皇后都是包衣出身。”一部分旗人女子通过选秀，就此进入皇室，改变人生。
从这方面来讲，选秀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相通之处，都是寒门得以改变命运的途径。 《壸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力图揭开清代宫廷女性群体的神秘面纱，呈现她们的具体面貌、群体特征、相互关系、在宫廷上下和内外的流动，是一本小众且颇有趣味的书，可以借此了解到不少有意思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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