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在房中用剃刀割破脖子和手腕，喝下煤油，选择自尽而死。 堂弟张中和恰巧来访，发现门从里面顶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沈从文随后被家人送往医院急救，脱险后又被转入精神病防治院。 一代文学大家沈从文，为什么要在建国前夕，用他那双写下《边城》的绝妙双手自寻短见？被抢救过来后，家人为什么又把他转送进了精神病院？  沈从文之所以被逼成了“疯子”，直接原因是一年前郭沫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政治上给沈从文判了死刑，并宣告了他作家身份的终结。沈从文认为这是郭沫若对他的报复，是对18年前他批评郭沫若那句话的回应！ 沈从文和郭沫若，两个近现代文化大家，何以结怨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两人之间到底是私仇还是公仇，又或是沈从文所认为的公报私仇？下面就请跟随我的讲述，拨开历史迷雾，还原这段恩怨的始末。 政治上和文学上都判了死刑1948年3月，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一篇檄文《斥反动文艺》，文章斥责沈从文是桃红色的反动作家，作文字上的裸体画，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郭沫若一锤定音，给沈从文扣了一顶反动派的帽子，在政治上判了他死刑。 而时任北大教授的沈从文，刚刚拒绝了北大校方送来的南下机票，选择留在北平，他没有料到郭沫若恰在此时对他发难。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之而来的是四面八方的批判和围攻，再加上时局动荡不安，沈从文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 在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他无奈的写道：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沈从文素来不怕文学批判，而是怕文学批判后的政治批判，事已至此，他感到一种绝望。 或许是预感到了被清算的结局，1948年最后一天，沈从文在给同事周定的条幅落款时，写下了“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 封笔二字，也就意味着沈从文自此停止了文学创作，也意味着新中国即将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 更让沈从文感到心寒和惊惶的是，到了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北大校园赫然贴出了全文抄录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教学楼上也挂出了打倒“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沈从文还收到了恐吓信。 而誊抄檄文，挂大幅标语的正是沈从文的学生，他所称赞的的“北大进步学子”。 心灰意冷的沈从文只能在日记中哀叹：“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这个得罪人多矣，所指的自然是郭沫若了，郭沫若对沈从文反动作家的定性，无疑为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厚到难以消除的阴影。  处于新旧时代交替中的沈从文，感到前所未有的彷徨和孤独。 四周的人，包括家人，都在热烈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沈从文被家人视为落后分子和累赘，他感到自己被家人抛弃了，更被时代抛弃了。 融入不了的沈从文，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只能无奈地对朋友说：“台W骂我是反动文人，共CD说我是反G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 极度痛苦的沈从文，陷入了迷乱的 “狂人” 状态，常说有人要迫害他。精神失常的沈从文写道：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经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所指的休息是指自尽而死，永久地沉睡。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用剃刀割破脖子和手腕，喝下煤油，选择自尽而死，幸被救下，送去医院。 然而被抢救过来后不久，沈从文又被家人转送到了精神病防治院，在家人眼中，此时的沈从文已经成了一个精神病，和疯子没有什么两样。 一代大家落到如此生不如死的地步， 起因不过是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沈从文心中苦闷，认为这是郭沫若的对他18年前那句批评的报复，自然也情有可原。 到底18年前，沈从文批评了郭沫若什么？郭沫若又是否真的会因为18年前的一句批评而公报私仇？要弄清这一切，只能翻开历史，在史料的细节中寻找答案。  沈从文和郭沫若的“骂战”沈从文是现代作家中公开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的人，让文学避免成为政治的附庸，而获得“独立”的地位，是他毕生的梦想。 他的这一梦想因为过于纯粹，从而显得单纯，单纯到他直接把枪口对准了文坛前辈郭沫若。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发起人，是知名的诗人、学者和剧作家；一部诗集《女神》让他被公认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 郭沫若也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被尊为甲骨学四堂之一；同时，郭沫若更是一位参与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革命家。 因此郭沫若的创作中，难免有政治和革命色彩，而这恰恰是沈从文所极力反对的。  1930年，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沈从文，便发表了《论郭沫若》一文。 他先是肯定了郭沫若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接着尖锐地指出“郭沫若并不适合写小说，其创作是失败的，空话太多。” 并毫不客气地说郭沫若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并直言郭沫若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 毫无疑问，在沈从文眼中，郭沫若成了投机分子和政客型文人。 平心而论，沈从文对郭沫若文学成就的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 郭沫若的小说比起他的诗歌和历史剧作，确实稍显平庸，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至于对郭沫若政治性写作的揶揄，就有待商榷了。 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一切自然要服务于政治和革命，为了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政治性和革命性文和创作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可能会过于激进，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 沈从文要把文学独立出来的主张，在那个时候是不合时宜的。第二年，在论及郭沫若、郁达夫和张资平三人的小说时，沈从文说“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 单纯的沈从文仍没有意识到自己捅了马蜂窝，这一次，郭沫若终于不再沉默。  青年沈从文 1932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中，如此回应沈从文： “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kimo（爱斯基摩人）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 郭沫若的此番回应其实已经把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当成了个人恩怨，他以文坛前辈的口吻，称呼小他十岁的文坛新秀沈从文为大小说家，顺带把与他有骂战的鲁迅“恭维”了一番。 不谙政治的沈从文还以为自己的批判不过是文学主张的不同，却不曾想已经深陷政治风暴。接下来几年，郭沫若针锋相对，接连对沈从文发动政治攻势，让他苦不堪言。 矛盾激化，直至爆发1936年，沈从文发表文章《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等文，目的依然是反对文学与政治结合，反对作家从政。 当时多数文学青年都走上了只关心时代的道路，作品形同八股文，都“差不多”。他希望作家们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含蓄地表明可以写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 沈从文所指的时代，正是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大时代。因此，他“与抗战无关”的论调一出，迅速遭到文艺界的一致反对。 郭沫若直言沈从文的观点是“嫌抗敌理论过于单纯，反正都差不多”，更是直接指明沈从文“有为虎作伥的嫌疑”。  沈从文的出发点是为了文学创作，但明显和全民抗战的大背景相冲突，郭沫若因此认为沈从文是嫌抗敌理论过于单纯，把他归到敌人阵营，沈从文俨然成了卖国通敌的叛徒，由此更加深陷政治风暴，难以抽身。 1943年1月，在《文艺政策检讨》一文中，沈从文对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经费使用产生了质疑，按规定，每月有一百万经费，但落到实处不及十分之一。 沈从文只是质疑经费的使用问题，陈述事实，没有不当的言辞，似乎合情合理。 但郭沫若闻言却颇为愤怒，指责沈从文造谣： “有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沈从文之流，曾经造过三厅的谣言，说三厅领着庞大的经费，没有做出什么工作。”需要指出的是，三厅者，乃gmd体制下之三厅，郭沫若只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参与领导工作而已。  其实抗战时期，gmd的贪f世人皆知，沈从文质疑经费使用也并非故意和郭沫若作对。但是，郭沫若的愤怒亦非不可理喻。 沈从文所说的一百万经费，是时任政治部长的陈诚曾经许诺过的，但其实是空头支票，并没有兑现。这其中的内情，沈从文自然不知。 因此，当不明真相的他断定“若不是这笔钱在当局认为用不得当，就是主持者钱用不了”的时候，郭沫自然要反戈一击了。 屡次被郭沫若诋毁和中伤，沈从文湘西山民的血性不免被激发了出来。  1946年10月23日，沈从文在接受《益世报》记者采访时，记者拿巴金、矛盾和郭沫若等人作比较，沈从文对巴金和矛盾颇多赞许。 而提到郭沫若，沈从文则从文学突然谈到政治，讥讽道：茅盾不像郭沫若一般地飞往莫斯科，我沈从文本湘西一介草民，却看不起别的文化人趋时讨功...... 1947年1月27日，郭沫若发表了题为《拙劣的犯罪》一文，指名道姓批判沈从文冒充文坛长老捏造事实，蒙蔽真相，是一种拙劣的犯罪。 面对郭沫若的口诛笔伐，沈从文自然要反驳，但他先后起笔了四篇文章，但四篇都未完稿，自然也谈不上发表和反驳。 在郭沫若的强烈攻势下，沈从文这次似乎败下阵来，欲辨已废言了。但两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这短暂的熄火而缓和，反而愈演愈烈，终于给沈从文带来了灭顶之灾。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6年到1948年，针对时局，沈从文先后发表了《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和《中国往何处去》等多篇文章，把解放战争时期的国 g 双方都说成是“ 用 武 力 推 销 主 义 寄食 于 上 层 统 治 的人 物” ， 无论“ 在 朝 在 野 都 毫无 对 人 民 的 爱 和 同 情” 认为内战是“ 民 族 自杀 的 悲 剧，将 带 中 国 走 向 毁 灭。” 同时对企图居中调停的各民主党派，沈从文更是毫不留情的讥讽他们调停是假，为了日后做官是真。 再把国g，和民主d派这三方 势力都得罪完以后，沈从文指出唯一的的希望是建立第四党，走第三条道路。 在政治上单纯幼稚的沈从文，殊不知亲手将自己推入了火坑，成为了各方共同的敌人。  沈从文和张兆和 1948年3月，针对沈从文的上述种种，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发表了檄文《斥反动文艺》，斥责沈从文是桃红色的反动作家，作文字上的裸体画，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这篇檄文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压向沈从文，沈从文自此被戴上了反动作家的帽子。当年年底，他决定封笔，在政治上和文学创作上，他双双被判了死刑。 1949年，沈从文自杀未遂。康复后，沈从文先后被安排到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 有人问他在革命大学有意义的事是什么，他则回答说“一是打扫茅房，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二是到厨房里坐坐，帮帮忙。 1950年12月，沈从文从革命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组织上建议他重回作家队伍，沈从文表示“自己丧了气，头脑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 一句”恐怕出差错“把沈从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展露无遗。 后来的事实证明，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的决定是正确的，不然凭他那支笔和一身傲骨，不知要惹出多少麻烦出来，到时就不再是去革命大学学习那么简单了，而是攸关性命了。  根据沈从文本人的意愿，组织上安排他继续回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名分是设计员，做研究。 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沈从文在博物馆除了鉴定收藏文物外，还经常自愿给观众当解说员。后来有人为他打抱不平，而当时的沈从文却认为那是最有意义的事，他希望用自己的热情来感染青年人，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 在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中他写道：你年青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 而在众多的年青观众中，一位名叫孙机的人果然受到沈从文的感召，多年以后成了著名的文物专家。 但是在博物馆内部，沈从文是不受待见的，领导认为他是来避祸的，文物界有他没他都没关系。沈从文要的东西，统统不给，当时有很多空房间，沈从文想要一间办公室，但馆里就是不批。 在这种处处掣肘，事事不顺心的情况下，沈从文开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编著。后来在上层的关照下，沈从文的研究工作受到重视，馆里受命全力支持，这为他写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964年，沈从文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 一次宴会，沈从文与郭沫若邻座，谈到这本书，郭沫若主动说：我给你写个序言吧！ 并很快就送过来了用毛笔写下的200手书序言。 沈从文的理解，郭沫若“是用这个方式表示一点歉意吧。 ”然而这本书差点胎死腹中。 全书完稿后，严格的审查和修改意见，让这本书的出版一拖再拖，一直拖到1966年，动乱开始，沈从文和这本书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沈从文被禁止工作，博物馆资料室里的几万张卡片一律当成牛鬼蛇神处理。抄家时，他出版的旧作和编写服饰研究的资料，统统被当做废纸烧成了灰，剩余的资料则以每公斤七分钱的价格当成废纸卖掉。 直到1976年，沈从文才拿到完整的书稿，开始修订和补充工作，到1981年，历时21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终于出版，全书从殷商跨越到清朝，对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探讨，共计图像700幅，25万字。 该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被称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荣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 这本书的出版，让沈从文悬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此后数年，沈从文接连生了几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享年86岁。 而郭沫若早在1978年6月12日，就在北京逝世。两位文化名人，笔墨官司数十年，前半生论战不休，后半生际遇各异。 然而，值得玩味的的是，郭沫若大沈从文十岁，而沈从文刚好又比郭沫若晚死十年，两人逝世时恰好都为86岁。根据遗嘱，郭沫若的骨灰洒在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而沈从文的骨灰，一半洒入绕城而过的沱江清流，另一半埋进听涛山中。 互相攻讦半生的两人，竟然在死亡这一层明上达成了难得的一致，一时竟分不清到底是老天戏弄还是天公作美了! 沈郭两人的恩怨，既有个人原因，又有历史原因，而个人是无法和时代潮流抗衡的，势必要受到大环境影响。 所以在两人的恩怨中，历史原因所占的比重大于私人恩怨，公仇大于私仇、这种说法是相对客观的。 【参考资料】 《沈从文全传》张新颖 《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陈徒手 《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王兆骞 《民国的背影》王凯 《1949 年沈从文之“疯”的前前后后》于泽 《历史必然，还是私人恩怨？——怎样理解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陈占彪 《郭沫若和沈从文 的文字恩怨》糜华菱 《郭沫若怎样应对沈从文的“挑战”》王锦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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