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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 真正实现脱胎换骨的改进提高很难，而保住面子维持现状的顺水推舟则容易得多。
相对于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清王朝的灭亡似乎更具戏剧性和偶然性。虽然官修史书习惯将之归因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但诸多现象都表明，把清王朝送进历史垃圾堆的当事人远非同盟会或者振臂一呼的武昌新军，恰恰是那些稳居清廷核心的当权者。 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及至1902年初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清王朝已经意识到，如果再不推行新政施行改革，就很可能既被帝国主义抛弃，又被治下的百姓抛弃，把江山拱手送给流亡海外的革命党，所以从1902年到1911年这最后十年，恰是清王朝改革举措最多、自我改进提高力度最强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不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素有革新之风的大臣被拔擢重用，清王朝还废除科举制引进西方的考试制度，敕令各省按照西法编练新军，鼓励民间资本入股开办工厂乃至入股铁路轮船电报电话这些国家基础设施，改革官制增设外交部农工商部邮传部与国际惯例接轨，派“五大臣出国”学习西方国家经验，尤其在中央开设资政院在各省设立资议局，正式启动了君主立宪制的尝试。按照历史学者的研究，“晚清最后十年”恰是清王朝走出“庚子国难”阴影，努力建立近代化政府的振兴阶段。 反观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党，在同样的十年间虽然不断发动起义，却由于海外华侨人力物力无力支撑庞大的革命消耗、国内民众发动宣传不足、过分依靠策反新军和帮会力量等原因，“十次起义”均告失败。尤其是1911年初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回忆，是“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的摊牌式行动，而起义的失败和喻培伦、林觉民等大批骨干的牺牲，恰恰说明革命党元气大伤，短期内无法再组织起有效行动。
既然清政府的恢复实力与革命党的元气大伤对比如此鲜明，为何又会在半年后突然出现武昌起义成功和随后的各省纷纷独立及至“南北议和”与宣统皇帝下诏退位呢？根本原因就肇始于1909年诞生的“皇族内阁”。 自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8年驾崩之后，以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新一代清廷领导层就将盘踞中央的汉族官员和分割权力的地方实力派视为心腹大患。他们一方面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贬斥出京赋闲，组建起由清一色皇室亲贵组成的“皇族内阁”把持中央权力，同时宣布延长宪政过渡期，一方面约束地方大员，着手改变自长期形成的地方自主格局以收回财政权。这些举措既寒了施行新政各级官员的心，也寒了翘首期盼君主立宪制的各地立宪派的心。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皇族内阁”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暗中与英法美银行财团谈判，答应用交出铁路修筑权换取真金白银的贷款，而民间集资甚多的川汉、粤汉铁路则首当其冲，这才引发了1911年7月开始的“四川保路运动”。而四川总督弹压不力、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的危局，又迫使“皇族内阁”下令离四川较近的湖北新军抽调主力入川增援，这就为渗透新军多年的湖北同盟会员组织武昌起义创造出便利条件。 至于后来发生的历史，诸如起义成功后的湖北新军居然推举从无革命背景的黎元洪为大都督，诸如黎元洪在湖北资议局的鼓动下宣布独立，再如南方其他各省纷纷由立宪派领袖率领跟随独立，无不源于两个主因。一是“皇族内阁”灭了立宪派心中参与政治活动的希望，二是“皇族内阁”动了立宪派握在手里的现实经济利益。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辛亥革命”会最终出现清廷旧臣袁世凯与南方独立各省妥协谈判并联合恫吓清廷退位的局面。粗鄙浅薄的执政手腕断送大好局面，不留余地的行事手段葬送转圜空间，使“皇族内阁”成了清廷自取灭亡的导火索。
重提这段一百多年前的往事，在于当年“皇族内阁”成员的行事作风和逻辑缺陷，似乎并未被历史长河湮没殆尽，依旧在我们周遭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这就值得我们深思反思。 之所以清政府在它的最后十年能呈现出经济复苏、重拾人心的迹象，就在于它表现出了改革新政的决心并且真去实施了。虽然我们无法否认，清廷十年改革占了中国积贫积弱现状太差、稍事改革就能出效果的便利，但这种自上而下、由统治者自发提高改进的状态仍旧博得大多数国人包括立宪派的拥护。毕竟大家都知道，改朝换代意味着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更高。 但“皇族内阁”执政后的一系列作为，恰恰暴露出统治者最不该暴露的命门，那就是他们骨子里对其他阶层尤其是立宪派的轻视蔑视，对权力和财富的过度热衷，以至于在十年改革微弱成就的刺激下就轻易误判形势，釜底抽薪引发众怒。也就是说，“皇族内阁”的改进提高终究只是个短期有效的幌子，内里还是不改陈旧的统治观念，一门心思想维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局面，到头来一定会被历史潮流抛弃。 所以，我从这段往事里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一国一机构还是个人，改进提高的本质在于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最终实现脱胎换骨，而非顺水推舟趋炎附势最后原形毕露。拿着这个结论做框架，去套一套我们今天很多现实状况，就不难发现那些忙着改进提高的人们，究竟有多少是打算脱胎换骨与时俱进，又有多少人是在顺水推舟，等着最后原形毕露的。
比如中国足球就是这样的活典型。自从1993年“红山口会议”之后，中国足球到今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职业化改革，结果却从改革前的“只差一步到罗马”亚洲准一流水准败退到如今输泰国输越南输叙利亚的亚洲“准三流”档次。改进提高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越改越差越改丑闻毛病弊端越来越多呢？依我看就是中国足球的领导层掌权者并非打算与时俱进，更没想着要去经历脱胎换骨的痛苦，而是借花里胡哨的各种噱头表演改进提高，骨子里还是想保住自己长期不愿被撼动的利益基础。说白了，就是官本位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勾连，只要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改进提高不停止，中国足球下一步还会输缅甸输马尔代夫，一直输下去。 改进提高到底难不难？我认为理论上不难，但行动上很难。因为改进提高的动因出自比较，和自己的以前比或者和现在的别人比，因为比出了不足和短板，才会去想着改，继而在改的基础上实现水平的提升，这是改进提高的基本逻辑。但是，无论个人的改进提高还是机构乃至国家的优化改革，都具有时间漫长的渐进性和触及灵魂涉及利益的困难性，所以，真正实现脱胎换骨的改进提高很难，而保住面子维持现状的顺水推舟则容易得多。 于是那些忙着改进提高的人也就分成了两类。一类自是稳扎稳打，不以眼前利益为束缚，不以阶段性阵痛为障碍，始终想着设定的目标前进。面对这样真心实意改进提高的人们，我们应当身怀敬意，更应当保持信任与期待，比如我们国家正在不断深化的改革大业。
另一类则是上面提到的，重表面轻实际、重名声轻本质、沽名钓誉敷衍潦草的形式化改进提高。这种现象很多，比如有孩子在学习中就经常老错重犯、屡错屡犯，说到底是没把学习放在心上，总想着能蒙混过去；比如热力公司一年就重点忙活四个月的供暖季，但一到时间就各种状况层出不穷，各种理由摆起来没完，说到底是没把客户利益放在心上，也想着蒙混过关。因此，避重就轻、蒙混过关、多快好省才是这些形式化改进提高的本质，根本原因还是我反复絮叨的一句，不想尝试阵痛，不想割舍利益，所以才会一直蒙混下去，能混一天是一天，但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原形毕露，被时代抛弃。 END 小编其人 小皮流流（另一网名：皮皮中尉）：现为某主流媒体主任编辑，“天涯文学”签约作家，“360个人图书馆”原创达人；在本职中品味业务骨干的充实，在读书写作中聆听先哲的教诲，在陪伴妻子女儿的过程中体会最纯真的快乐。 历史推荐 每周一至周五晚20:00，咱们在“铭语铭言”不见不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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