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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青瓷——世界陶瓷的典范 景德镇陶瓷大学名誉校长 秦锡麟
陶瓷是人类文明的坐标。早在新石器时代，牛门岗遗迹就开启了龙泉的陶瓷文明发展史。在中国陶瓷史上，龙泉窑举足轻重，它融南北瓷业技术和瓷窑文化，在“官窑”和“民窑”不同文化层相互碰撞中，博采众长，集青瓷技艺之大成，在宋元之际把青瓷烧制技艺推上历史巅峰。虽然龙泉窑在清末、民国时期处于濒危，但在新中国周总理的关怀下，在当代又走向中兴。龙泉窑火历经1700年递代承传，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的生命力，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棵常青树、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和世界陶瓷的典范。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龙泉窑开创的“哥窑”“弟窑”青瓷，以鬼斧神工的传统技艺、如翠似玉的精美釉色、端庄典雅的精典造型影响着东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取向，在人类陶瓷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世界商贸文化交流史中对人类产生着至深的感召力。 从宋代庄绰《鸡肋编》所载的“制样需索”，《大明会典》所记的“定夺样制”，明人陆容《菽园杂记》所录的“……县官未尝见也”，以及清乾隆大量款题龙泉青瓷，可见早在宋代至明代，龙泉青瓷上等产品即被列为贡品，或按规定样式生产官器。在宫廷审美的带动下，龙泉青瓷工艺上的成就受到历代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宋代以来，在“市舶之利以助国用”的政策激励下，龙泉青瓷开始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从东非肯尼亚的古迹考古，新安沉船、南海一号水下考古，江苏太仓港口考古，遂宁金鱼村窖藏发现，以及海外各大博物馆的馆藏大量龙泉青瓷等，足以说明宋、元、明时期龙泉青瓷是我国瓷器外销的大宗产品，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主流产品。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和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于此多有记载。龙泉窑在元、明时期迅速扩张，大量出口，影响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甚至东南亚国家的瓷业发展。其窑业之盛、分布之广、技艺之精、产量之丰、延续之久、影响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龙泉青瓷的历史地位及影响，被学术界推崇为宋代五大名窑和宋代八大窑系。龙泉青瓷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青釉配制、多次施釉、厚釉烧成、开片控制四大独特传统烧制技艺。青釉配制从石灰釉到石灰碱釉的改进，成就了“粉青”“梅子青”的精美釉色；素烧和多次施釉的工艺技术，创造出质美如玉的青瓷而解决高品质的审美需求；厚釉青瓷烧成体现出肉眼判断窑内温度气氛的火控技术和经验；开片控制技术，使材质美、自然美、装饰美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原国际陶协主席珍妮特·曼斯非尔德女士曾说：“龙泉青瓷的唯美釉色是国际陶瓷的标杆。”以这种独特技艺生产出来的高品质青瓷产品倍受世人的推崇珍爱。 龙泉青瓷散发着温文尔雅、超凡脱俗的气质，形成了温润、沉静、典雅、清远的审美特征。亘古不衰的龙泉青瓷，其内在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于人文精神的有力支撑，其中凝聚了儒、道、禅传统文化思想，将中国传统自然观与人文精神高度地统一于一体，体现出典型的东方美学意境。 孔子云：“夫玉者，君子比德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具有仁、智、礼、义、信的完美人格意向，玉文化对我国的文化审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宋代，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青瓷之美，绚烂之极，又归于平淡，与玉的品质极为吻合。所以，比德尚玉是龙泉青瓷的核心审美价值取向。釉是龙泉青瓷之魂，釉色之中饱含着窑匠们对大自然独到的感悟，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纵观历代龙泉青瓷产品，器物造型流畅和谐，形体变化伸缩适度，上下呼应对照，左右对称均衡，主次明确，比例匀称，刚柔相间，体现着一种圆满中和的美。在审美活动的发生与审美境界的构成上，龙泉青瓷既注重材质本身的自然，同时也极为重视作为主体人的介入，平淡简约、如冰似玉的青瓷风格正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因此，龙泉青瓷品格一方面得益于龙泉的青绿山水和原真材料的秉性；另一方面得益于巧夺天工的青瓷技艺及人文精神的倡导。 作为“人类非遗”的龙泉青瓷，它填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陶瓷类的空白，彰显了中华文化，也标志着龙泉青瓷将背负更崇高的历史使命。龙泉举办世界青瓷大会体现了龙泉市委、市政府在“人类非遗”背景下的国际视野、公约履行和历史担当，希望龙泉青瓷在步入新的发展里程中，秉承传统，不断创新，推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保护，打造人类非遗质文化遗产传承典范。 陶瓷泰斗秦锡麟从事陶瓷艺术研究与创作逾半个世纪之久，其陶艺作品新颖、大方、豪放、凝重、独具一帜，具有浓郁的时代感和东方艺术特色。20世纪80年代，秦锡麟提出了“现代民间青花”的概念，创造性的将艺术与陶瓷相结合，在延续了国人数个世纪青花瓷文化的同时，大刀阔斧地以时代之风解放传统宫廷范式青花细腻之美，代之以阳刚、豪放、极具感染力的当代审美风格，标记了青花艺术在当代的历史注脚。
（注：后面部分介绍来源景德镇瓷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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