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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纵队在始兴  王作尧将军△ 一九四四年五月，接到中央指示：东纵要向北发展。于是我们决定派出两个武工队，一个由邬强同志负责，到英德去；一个由邓国良同志（现在佛山工作）负责，到我省西北方的连县、连山。六月份，邬强同志到了英德鱼子湾、清塘一带；邓国良同志刚到清远，便碰上了比我大数倍的国民党军队，打了几次仗，始终进不去，便回来了。邬强同志在英德呆了二、三个月，也因国民党调兵围剿而不能立足，退回到东江以北的山区。向北发展的计划因此受到了挫折。 一九四五年，中央又决定：在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的边界地区建立五岭根据地，并决定派两王（王震、王首道）部队南下去领导这一工作，同时指示东纵派出部队配合，开展五岭地区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广东省委派出了部分工作人员到始兴、仁化、连县、连山、英德等地开展工作，同时恢复了一九四二年粤北党委遭到破坏时而停止了的组织生活。我当时带着一个 支队在罗 浮山、增城、博罗一带，打了几仗，局面有所好转。 一九四五年三月，两王部队由陕北出发了。他们在陕南停留了一个时期，然后经河南、湖南到达江西。这时，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韶关，中央便催我们尽早派部队北上与两王部队在五岭会师。于是我们便抽调了东纵第三支队、第五支队及部分政工人员共一千三百多人，由我（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编者）兼任指挥员，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同志兼副指挥员，东纵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同志兼政治委员三人组成东纵粤北指挥部，准备北上。走前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布置好，同时又要为广东区党委（包括广西）及两王部队搜集地图（他们都没有当地地图），因此拖延了一段时间，到七月初才开会动员，会后再布置了一些具体工作，结果便拖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 八月十日，获悉国际舆论开始讨论日本投降问题。当时我们考虑到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不知道中央对我们北上行动有无变动。到了八月十三日，收到了中央关于继续北上的电报，我们便立即用电台与两王部队联系。但那时的电台，机旧质差，又用密码，经常耽误时间，直到第二天（十四日）晚上才与两王部队联系上，翌日——正好日本鬼子宣布投降的那天才从博罗出发，北上五岭。  由于当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差，并考虑到粤北又比博罗冷得多，我们便在行军途中乘机打敌人的仓库，在新丰打了一个仓库，在佛岗又打了一个仓库，为部队补充了粮食、蚊帐、衣物和弹药。 原来，我们与珠纵约定在始兴会合。我们走得很快，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便爬过了翁源的天平架到达了始兴隘子和始兴的风度队会师。但是从珠纵抽调来的郑少康支队和区昌支队还不见来，我们就在当地等待，当时电台又与两王部队 失去联系，加上经过一个星期的急行军，病员增加了不少，特别是女同志病得更多，因此便在隘子住了三天，并就近指导始兴风度队的工作。（当时的始兴县委书记兼风度大队政委是王若潮同志）。在隘子打了伪区政府，占领了张发奎的老家彩岭，缴获10多条枪，几十瓶法国“三星牌”白兰地（估计是张发奎准备回家时饮用的）。我们将这些名酒，一部分给部队洗尘，留下一部分准备在会师时送给两王部队。事后传说，张发奎对失去的枪弹毫无所谓，而对失去了这几十瓶“三星牌”大为恼火。 三天之后，我们继续出发。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向沈所的瑶山进军，既像是前往韶关，但又可以在江口渡江北去。在往瑶山的头一天便碰上了从枫湾开来的国民党部队。他们听说张发奎的老家被我们占领了，打算去“营救”。结果被我们全部消灭，缴了二十几条枪，俘虏十几个人（后来人都放了）。到了瑶山，人家很少，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仅有的几家瑶民也跑光了。我们没有粮食，见瑶民留有玉米，但我们必须遵守群众纪律，主人不在也不敢动，只好挨饿。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瑶民，向他做了许多工作，才帮我们买了米送进山来。 因为部队要通过浈江到北山去，一些伤病员渡江有困难，便留下来了。夜间，风度大队的同志准备好一条大绳，拴在浈江两岸的大树上，我们抓住大绳，鱼贯地安全通过了浈江。但后来听说留下的十几个伤病员中有的却被饿死了。（一部分转移到始兴，在地下党带领下送回家乡。--编者！） 为了部队的需要，我们在奇心洞住定以后，派出一个大队去仁化水源打了一个大地主，这家地主是开当铺的，家里有人在外面做比县长更大的官，叫什么名记不清了，结果激获十多条枪，三斤多金砖和成子，还有皮袄衣物等共十多担。我们将衣物分给战士御寒。 然而， 到底人多物少，仍有不少同志穿着单衣，于是我们便着手进行整顿，精减了部分非战斗人员，并且一方面将伤病员安置到奇心洞竹林里的纸厂隐威下来，另一方面派员寻找两王部队。（我们在过江前早已听到隐隐枪声，估计是两王部队，现在离我们大概不会很远了）。又派人到仁化长江圩买米，买米的同志一到仁化就遇上了国民党部队，连我爱人也被国民党捉去，押往始兴伪一五七师。后来通过梁培基的女儿才保释出来，粮食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差，无吃无穿，东纵同志不适应粤北气候，病员日增。一次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伤病员在奇心洞牺牲了30多人。 我们找了好几天，一直没有与两王部队联系上，后来得知，原来该部在日本投降后几天，中央电令他们回师大别山区，去接受日本投降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以后我们到了南雄帽子峰，那时活动在九连山的第三支队处境也非常困难，向我部求援，我们便跟邱特同志带了一个班，携带缴获的金砖支援他们。经过奇心洞时，遇到奄奄一息的何维同志。以后又听说珠纵的郑少康支队也到了浈江边，据说他们情况不明，既不敢过江，又不敢出来活动，没有饭吃。我们得知后又立即派曾春联大队到南山去找风度大队的同志一起去找到他们。因此当时南山变成了我们和翁源等地联系的交通站，风度大队便成了我们的交通员。 东纵粤北指挥部在粤北活动了约十个月左右，所指挥的部队计有：活动于和平、连平、江西三南一带的原东纵第三支队；活动于南雄、大庾、仁化一带的原东纵第五支队；活动于英德一带的北江支队；活动于翁源、始兴一带的西北江支队（后改为几个武工队）；活动于新丰、翁源、英德边界一带的何通独立大队；活动于南雄、始兴一带的风度大队。东纵北撤以后，留下了几个武工队，那便是北一支和北二支，但那时已不存在指挥部了。  东纵北撤山东烟台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取得的协议决定：我长江以南部队北撤山东烟台。我部属广东第八执行小组粤北支组。由我方的杨康华同志和国民党军的一个上校、美国的一个少校三人组成“三人小组”在南雄谈判。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在谈判过程中要无赖，而且处心积虑，企图在北撤过程中清灭我部并暗杀我，他们规定，“中共部队在南雄集中后，三天之内，王作尧一定要和我们见面，东纵北撤，王作尧一定要随军撤退；珠纵北辙，林锵云一定要随军撤退”，并指定我们，北撤时要到南雄浈江以北的一个小村庄集中。 我们觉察到里面有问题，谈判既然定了经始兴方向的撤退路线，为什么又要我们到浈江以北集中呢？而且那个小村庄地势险要，三面是挺拔的高山，一面是咫尺雄江，经过分析，这分明是个阴谋。于是我们便俏俏地开到翁源坝子，并突然出现在新江圩，与从连县那边撤来的第三支队他们会合之后才通知国民党。但是为了执行协议，刘培炎、林锵云他们还是警惕地到了浈江北岸。 敌人的诡计失败后，又企图在途中暗杀我。他们在我行军中途安排给我住的房子隔邻，埋伏了两名带有手枪的凶手，幸亏我地下党同志发觉及时报告我们，便将凶手扭送到执行小组，提出强烈抗议；蛮不讲理的国民党代表想借机闹事，不但不承认，反诬我绑架他方人员。我方义正词严，据理反驳，他们才不 得不认账。总之，在整个撤退过程中，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比如：我军撤退时不准放哨；我军行军线路两旁五华里左右，一直有国民党部队把守。我们得知这一情报后，一面提高警惕以防万一，一面要美方保证我方的通讯联络畅通无阻；另外，我们把包括美方代表在内的执行小组人员，安插在我军行列的中间。由于我们及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随时提高警惕，才保证了这次北撤的安全，终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乘坐美国军舰撤往山东烟台。 北撤时，我们留下了以黄业同志为总负责人的五个武装工作队 和一个叶昌大队，南雄留下该县县委书记陈中夫同志；始兴留下邓文礼同志；翁源留下何俊才同志，九连山留下王招同志。并把最好的枪留给了他们。   王作尧（1913年4月25日－19907月3日） 王作尧将军生平：广东省东莞县厚街人。1931年考入广东军政学校，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家乡组建抗日武装，后任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参谋长，防空司令部司令员，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顾问。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0年7月3日，在广州逝世，享年7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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