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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日军难以忍耐朝鲜严寒的天气：“闻王城四面皆大河，时将冱寒，割冰涉水，人马恐冻死。不如引退，俟春阳攻王城，败之不难。今犯寒徒死，无益也。”
（鸣梁海战中李舜臣的影视形象） 1597年9月，当南原之战失利的消息传到北京，万历愤怒了，他把气撒向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力主册封、坚持与日本议和、已被拘押审讯的前兵部尚书石星，被万历直接下狱论罪，并将他的妻儿发配到南方瘴气之地，两年后石星竟然死于牢狱中。 另一个，就是南原之战的主将杨元。杨元在这一战中本就“死中得生，幸则大矣”，但是按照明朝之军法，“败军则诛”，杨元因此被斩首，其首级还被传到朝鲜游街。 但光凭怒火，无法阻挡日军的侵略步伐。 日军很快拿下全罗道，朝鲜官员望风而逃。朝鲜司宪府报告：“南原败没之后，两湖人民望风溃散，列邑守令在在逃窜，直路数百里之地尽为无人之境。”朝鲜备边司则说：“南原、全州陷败之后，贼兵未至，而守令亲自奔窜。土崩瓦解之势，不可收拾。” 9月3日，经理朝鲜军务的明朝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镐为镇定人心，从平壤驰赴王京。而为防止日军一路北上直捣王京，此时还在辽东的朝鲜战场最高指挥官、御倭经略邢玠命令提督麻贵扼守忠清道的天安、稷山，在王京前线堵截日军。 麻贵接到命令后，命解生、颇贵、杨登山、牛伯英4名骁将率领2000精锐南下迎战日军。 这一支队伍在稷山以南4公里、稷山与天安之间设下埋伏。 9月7日，日军右军黑田长政部的先锋部队穿着朝鲜人的白色衣服，伪装成朝鲜军从天安北上，抵达稷山地界时发现了埋伏的明军，但明军却以为眼前这些人是朝鲜人，日军因此发动突然攻击，明军稍稍后退后也知道这是日军，于是厮杀起来，而日军的援军也迅速赶到战场，混战中，两军往来冲突，但整体上还是明军占了上风。 战至下午，日军右军大将毛利秀元率领的大军团自天安驰援而来，日军总兵力达到3万人左右，而明军只有区区2000人。 解生、杨登山、颇贵、牛伯英四将纵然再骁勇善战，也无法抵抗人数众多的日军，于是驱驰快马撤离战场，一路退到稷山以北的振威，而日军也不敢追击，于是结束了战斗。 解生、杨登山、颇贵、牛伯英四将从稷山撤出以后，先是来到稷山北部的振威，之后又一路北遁，赶到水原，这里是明军的最前线。 此时提督麻贵坐镇王京，为防日军渡过汉江直取王京，他立即出动明军各营，扼守汉江。 朝鲜也调动平安、黄海、京畿、咸镜四道的1万兵力，听凭经理杨镐、提督麻贵调遣，协同明军共同防守汉江诸滩。 麻贵主动北上出击，从稷山打到水原，又下令大同游击摆赛抄领2500精兵迎击日军于通往水原的大路。 明军前线的兵力此时达到了4000人左右，但不知为何，日军并没有进攻水原，因此明军也没有和日军再次交战，史料中缺失了这一环。 这样两军就在汉江两岸形成了对峙状态。 明朝联军十分担心日军强渡汉江北上王京，但蹊跷的是，几天后，日军突然南撤。 原来，是丰臣秀吉从日本发出指令，要求日军退往釜山，坚守沿海一线诸城。 丰臣秀吉为何发出这一指令？ 有一种说法是日军难以忍耐朝鲜严寒的天气：“闻王城四面皆大河，时将冱寒，割冰涉水，人马恐冻死。不如引退，俟春阳攻王城，败之不难。今犯寒徒死，无益也。” 《明神宗实录》也提到，日军退兵原因是“倭性畏寒”，“倭贼焚舍弃寨，退守釜山。部议倭奴进退诡秘，或因冬寒暂示蛰伏”。 同时或许是丰臣秀吉考虑到日军的兵粮终究有限，纵深推入过长，恐怕难以支撑，他吸取了第一次侵朝战争的惨痛教训，将日军兵力集中在补给稳定的后方以被动换主动，步步为营。 日军撤退，明军则展开了追击，9月16日，明军游击摆赛、柴登科与参将彭友德在提督麻贵的命令下南下追击日军右军，一直追到了忠清道的锦江之边，发生了小规划战斗，随后又追到了荆江流域的文义，之后没有再继续追击。 10月8日，军右军完成了从忠清道撤向朝鲜沿海的计划，一路杀害了大量朝鲜人，道路上堆积了大量尸体。 日军撤退，使朝鲜在陆路上的威胁暂时得以解除，但在海上的威胁并没有解除。朝鲜水军统领李舜臣领导了惨烈的鸣梁海战，使日水军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一共击毁了31艘日军船只，剩下的日军船只退避而去，但朝鲜水军也损失颇多，李舜臣顾虑到“水势险极，风且逆吹，势亦孤危”，退兵到了后方的唐笥岛，并在日记中写道“实天幸也”，可见也是心有余悸。 李舜臣在战后因为兵力不足，被迫率朝鲜水军退避到后方，而日本水军则继续北进，使得日本水军压制了全罗道西部海域。 九月底，明军派出一支先锋队自王京南下到达全罗道全州，随后一路南下，于10月5日收复南原城。 10月6日，经理杨镐再派遣5名将官、5000兵马南下，提督麻贵也在随后亲自出兵全罗道，之后一路追击南下。 抗日援朝，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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