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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理知·自我认知》，陈嘉映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郑岩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第一版《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张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第一版《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金观涛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3月第一版《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刘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第一版《生命的厚度：江绪林文集》，江绪林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运》，谌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罗新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史记的读法》，阮芝生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葛兆光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第一版
山东济南长清区方山灵岩寺中有一块巨大的铸铁，名曰铁袈裟，“世传定公建寺时，有铁自地涌出，高可五六尺，重可数千斤，天然水田纹，与袈裟无异，故名”（马大相《灵岩志》）。郑岩通过重重考证，指出所谓铁袈裟本是一尊金刚力士像的残块。然而，金刚力士像何以残缺，其残块何以被后世指认为铁袈裟，这才是考证的重点，以及最大看点。书名副题云“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实则此书已经远远超出艺术史的范畴，而侵入宗教史、思想史的领地。那一袭被误认的铁袈裟，不仅承载了一座千年古刹的兴衰，还承载了佛教与禅宗在古代中国的嬗变。以前曾称誉一些考证著作，如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石川祯浩《“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澤東的？》，剥茧抽丝、旁求博考，读之如一流侦探小说。如今这一书单，似可加入郑岩《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
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的主题，可以两句话总结。一是封底杨铨（杏佛）之言：“我辈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此书讲述了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这四个学术机构在近代中国的盛衰与兴亡，诚可谓于乱世求研究，不过虽属逆流，却非妄举，飘摇的书斋与倔强的学者，及其手中的笔与纸上的思想，何尝不在承担山河破碎的国运；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背后苦撑的道德感，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与虚妄无关，反而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二是封面上方的警句：“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此言在书中原是两句：“风雨、天险、疾病、匪患、战争……任何一点变故，随时都可能将他们吞噬。近代中国的学人们，却在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这既回应了杨铨的感慨，同时可视为关于黄金时代的最佳诠释。阅读金观涛新书《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期间，恰巧见到一份网络投票，评选中国大陆四十年来杰出学者，不用看选项，我的第一个答案也是金观涛。以四十年或1978年至今为期限，金观涛可能是唯一一个从头至尾都对激变时代保持了巨大影响力的学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思考和研究，与其说追随时代，与时俱进，不如说针对自我，反复拷问，梁启超所云“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思想姿态，在他身上得到了忠实的印证——当然，他的自我之战，不是否定，而是超越。职是之故，他在古稀之年，依然有勇气（书中谦称“从康德那里获得勇气”）直面挑战新问题。这个新问题，乃是现代性的元问题，即现代社会的真实性问题。坦白说，此书之论述，我未能全部读懂，不敢贸然下断语。不过，作者在序言结尾呼唤道：“我们用一生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部分答案，会随着自己这一代人的消失而中止吗？我希望从青年一代中听到回答。”这正构成了我们推荐此书的最大理由。另说一句，人有老少，思想则不分老少，愿思想家金观涛的头脑永远年轻，思想之树长青。
《生命的厚度：江绪林文集》是江绪林的遗作。书中一些文字，如第三辑收录的微博，在他生前与死后，阅读感受竟大不相同。死亡加重了思想的分量：他在生前屡屡谈及死亡，有时未免显得自怨自艾，然而当他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告别了这个冷酷的世界，那些死亡书写忽然重若千钧，不仅展示了生命的痛苦，还指向命运的荒谬。由此来说书名“生命的厚度”，这是十年前作者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所提炼的说法：“无论我们的脆弱处境如何艰难，我们都有必要像梁漱溟那样拥有思想和生命的厚度，才能够豁达地委身于政治理解或事业而不至于为其所伤。只有从丰厚的思想和生命中汲取能量，才能豁达而充满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射历史和政治的幽暗之处。并且，脆弱的处境并不绝望。”需要注意，与生命的厚度相应，还有思想的厚度。二者互相成就却不容混淆。拥有思想的厚度未必代表拥有生命的厚度，反之亦然。如果思想的厚度匹配不了生命的厚度，生命将趋向混沌；如果生命的厚度匹配不了思想的厚度，思想者将愈发痛苦。不幸的是，江绪林属于后者，最终困于绝望，自缢身亡。他留下的这本书、这些思索，充分呈现了一个虔诚的独行者在生命与思想的落差之间的彷徨与决断。 1980年，李明骏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大二那年，听阮芝生讲《史记》课，受益良深。若干年后，李明骏以笔名杨照行世，也曾开讲《史记》，讲稿精编，成书《<史记>的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此书出版后三年，又一同名著作在大陆面世，腰封赫然写道“著名历史学者杨照、吕世浩的导师阮芝生先生……”。以学生的名望为老师加持，不无先例，此中师承关系，势必促使一些好奇心重的读者去对比二者作品，考量师生差距。要言之，若谓杨照讲《史记》是一道开胃菜，阮芝生的《史记》研究则可比大餐。无论从宏观研究《史记》的特质，如论《史记》与《春秋》的关系，将其定位为“百王大法”，还是从微观研究《史记》的细节，如解析留侯世家、伯夷列传等篇章，足见老辈学者功力之深，更有后继无人之叹。犹记十余年前，有人借鉴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方法论研读《史记》，实则中国本有微言大义的读法，何必假手西人——阮芝生此书便是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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