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 2022年阅读清单

岁月倥偬，2023年就这样来了。赓续“法意读书”的传统，我们今年重新开始为读者们制作“2022年法意书单”专辑，并力求使之恒常化，以期将其打造成为本公号年终岁末的永久保留节目。我们特邀的荐书人，既有成名许久的资深教授，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学人，请他们为我们回顾、品鉴2022年读过的经典好书。

业已过去的2022年，无疑是跌宕起伏的一年。围绕这些公共事件，社交平台上过载的信息，更是令人眼花缭乱，难辨真假。这或许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常态：这些平台逐渐成为多数人日常获取知识的主要甚至唯一渠道，而腾出时间用心读完一本书却愈发成为了一种难得的奢侈。形格势禁，很难做出什么谋求实质更易，但这并不妨碍可以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其实，制作“2022年法意书单”专辑的初衷便在于此。

新的一年，寒暖不一，祈愿大家在多多珍重之余：Happy Reading!

吕德文 | 2022年阅读清单

作者简介：吕德文，1981年生，福建武平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专注基层治理研究，出版《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大国底色：巨变时代的基层治理》《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国家基石：基层社会治理图景与乡村振兴》等著作，亦有社会观察作品见诸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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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近日电视剧《县委大院》有一定的关注度。我和一些基层干部有过交流，他们看这部剧，大都觉得不过瘾，有些也觉得不真实。其实，这部剧算是“真实”，它揭示了基层政治生态的某些现象，比如环保、扶贫、拆迁等领域的形式主义问题，基层干部避责或积极应对的行为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是近些年来基层最为突出，却也很是无奈的问题。但它确实不“深刻”，并没有解释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源。甚至于，在基层干部的群像里面，也有先天缺陷。比如，这部剧只表现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以及几个乡镇党委书记，还有一个村书记，但对乡镇的普通基层干部、以及部门及部门的干部缺乏呈现，县域治理中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如何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如何处理条块关系等，就没法呈现。此外，县域治理等另一个侧面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无论是县委县政府还是乡镇党委政府，都有外务和内务之分，主要领导的主要职责其实主要是“协调”上下级关系，而其他副职领导则关键是抓落实——班子内部的配合，也是基层政治运作的基本面，这部剧也未把这方面的复杂性呈现出来。

《县乡中国》可以算作是《县委大院》的辅助读物。这本书好就好在，它不仅仅有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动现象，还有对县域政治的机制分析。如何看待基层政治？这本书提供了一些基本角度，比如干部、组织、领导、关系、激励、问责等。《县乡中国》和《县委大院》都是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后的基层政治。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政治，其实也存在一个十年一“周期”的规律。比如，1980年代基层政治还比较有序，也有活力，彼时人民公社的一些政治遗产还在发挥作用，但村民自治等新的制度活力在发挥作用。1990年代基层政治有活力，却比较混乱。这个时期，基层做了很多大事要事，如税费征收、计划生育、修路架桥、兴办教育等，但干群关系紧张，农民负担重，基层腐败现象也比较常见。2000年代算是休养生息的时期，基层政治虽然有序却无活力，农业税取消了，计划生育任务也不重了，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也主要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基层也无事可干，都在维持，干群关系很是疏离。2010年代，基层政治规范有序却负担重，活力不足。基层做了很多大事要事，如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治理、防范社会风险等三大攻坚战，也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被约束许多，基层普遍面临既要又要还要的困境。

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走出2010年代。三年疫情防控是一个典型，经验很多，教训也不少。但总归而言，这是县域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要理解基层政治的大转型，这本书不失为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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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张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美丽也是有标价的，这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常识。但“美丽”如何制造出来，并通过媒体、商业的机，通过经纪人等操盘手，将其标价，并交换出去，却是一个复杂经济行为。而“美丽”通常是社会的产物，如不同的肤色、出身、身材，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形”，甚至性别意识等，都会影响其标价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美丽”是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揭示了现代社会运转的某个隐蔽机制。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学校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拍一部关于“网红”的纪录片，他们请我指导，我推荐他们去看看这本书。在数字时代，传统模特行业所表现出的一些社会机制，已经扩散到了更广泛的行业，更为广泛的人群。比如，如今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在看抖音，“网红”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如果说过去的模特行业吸引的主要吸引的是商业机构的话，那么，以“网红”为代表的“眼球”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殖民了日常生活。他们看似相距甚远，却都以“博眼球”，让人知道为基本准则。

当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和人群，而是被虚无或遥远的某一个“点”所吸引，且这个“点”在不断制造生产，永不衰竭时，这个社会便从地方性走向了全球性，从单中心走向了多中心，甚至是无中心。人之为人不再是依靠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来确认，而是由一系列的隐蔽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市场技术在控制。

一个普通模特，入行时都幻想自己终有一天会成为明星，但绝大多数模特也就是一个收入不高还不稳定的临时工而已。而那些成为明星的模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成为明星的，明星制造的规律就是不确定、意外。一个“网红”，当他真的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时，他大概也是惶恐不安的，因为太意外了。这很符合现代社会的特质，不确定、意外，任何可能性都有，但一个人如果要生活得安定，最好还是把意外当做意外，把地方性、日常当做实在，其它都是可遇不可求。

这本书的作者自己就是一名模特，通过自我民族志的方式对模特行业进行了内部观察。也因此，她可以对模特行业内部进行准确描述，比如模特也是分类分层的，大多数模特就是一份普通工作，且是“临时工”，离外部视角中的“明星”想象相去甚远。这种自我民族志，在学术伦理和方法上，其实是一个挑战。她说过一个意思，其田野工作上在“灰色地带”展开，是确定的研究议题和不确定的议题之间穿梭，这倒是很符合田野工作的真谛。

我自己在做田野时，也有这个深切体会。某种意义上，学术伦理并不是一种“规范”，而是一种内心的道德法则，什么时候应该坦白自己的身份，什么情况下需要把调查所得的阴暗面公布，都需要有道德判断。而田野发现，完全不可能是一种规划的结果，它只能是经验的“意外”。在这个意义上，千万别信把社会调查方法教科书当做教条，尤其不要相信那些专门上研究方法的课，自己却几乎不做田野的人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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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无缘社会》，高培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这本书是日本NHK电视台关于日本社会中部分老人“无缘死”（死了没人知道），以及与脱离关系的中青年人越来越多的社会现象的纪录片的文字记录。在我看来，“无缘社会”的表面意思是社会的原子化和个体化，但深层意思其实是社会解体，社会运行失去了动力。一个社会最可怕的不是社会负担过重，而是社会福利支持无效，如老年人的高福利却让部分年轻人有了“宅”家里啃老的条件；一个社会最可怕的不是政府无能无力为民众提供帮助，而是政府使出所有努力，也无法唤起人们的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比如，很多人哪怕是失业了流落街头，也不愿意去需求帮助——甚至于，“流浪”本身也成为了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日本社会有东亚社会的底色，又是一个现代化已经完成的“成熟社会”，其社会问题对中国社会有一定镜鉴作用。上面列举的老人独居、年轻人“宅”、流浪人员对“自由”的表白，在中国社会也甚为常见。这些年，中国社会也面临独居老人养老问题，少子化现象，结婚率下降等问题，人们也习惯于拿日本社会的问题作为参照。客观上，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而言，“无缘社会”的滋生着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避免它的泛滥。

在描述中国社会底色时，“乡土社会”一度是最合适的概念。但如今，构成乡土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都已经不存在，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上看，人们之间确实在越来越“无缘”。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一些残留的人际关系机制，也逐渐异化。比如，这几年部分农村地区的人情负担越来越重，“吃席”不再是联络感情、加强关系的方式，而是一种敛财手段。其结果是，人情走得越多，人际关系也越凉薄。

我有位朋友，城市的独生子女，她说她和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都是AA制了。两姐妹一起吃饭，一个人结账，但另一个人得将一半的餐费转给结账的人。我妹妹在农村老家工作生活，她和我留在老家的堂兄弟也常常聚餐，但都是相互请客。我们外出的回老家时，大抵也要相互请吃饭的。这说明，城市已经接近“无缘社会”，婚丧嫁娶都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我那位朋友的父亲今年春天去世了，去世前住院和去世后的丧事，基本是都是自己操办的。但农村还有保留社会关系的需要，婚丧嫁娶还是有一定的互助，人们也有一定的预期。只不过，很多农村地区的农民，恰恰是因为这种需求而陷入人情异化的痛苦中不可自拔。他们回不到原来的互惠性的人情交往中，也无法真正实行AA制式的交换式的“无缘”关系，只能任由社会关系的不断扭曲——大家维持表面上的功能性交往，但已经不付出感情，也不相互期待。

在社会学中，社会关系通常也是社会资本。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社会资本往往是比较丰厚的。客观上，社会的有效运转，少不得“有缘”社会的维系。至今为止，中国社会还有很多社会文化资源，而在农村地区，市场机制还不发达，多数人也没有条件来完全依靠市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因此，保留一个有缘的社会形态，对社会保持有序和活力就至关重要——否则，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少子化问题等，几乎是无解的。

中国式的“现代社会”，不能是无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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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史景迁：《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温洽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现代语言，除了毛主席著作，史景迁的著作也许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文字。一个外国的汉学家，竟然有如此精炼优美的汉语（这也得益于高水平的翻译），很是让人惊叹。而更让人佩服的是，他成功地将历史资料转译为具有鲜活人物形象和经验场景的“故事”。

据说，史学界对史景迁的著作也有批评，有些还是史实上的错误。这方面我不专业，也无法做判断。但仅就经验研究而言，史景迁的著作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大多数社会科学其实都是经验科学，真要做好经验，并不容易。其中，最关键也最难做到的是经验质感——对经验材料有直觉和感悟能力。很多做社会学研究的人，都把调查视作一个体力活和技术活，讨论比较多的是如何获取全面而客观的材料。社会研究方法之类的教科书，也主要是讨论调查技术。但实际上，调查首先是服务于经验质感的形成，调查的核心并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这其实很像历史学。所谓“十年冷板凳”，说的就是要经过长期的看材料，看出感觉来，才能形成对材料的理解。而如果没有悟性和理解能力，占有再多的材料，也是枉然。史景迁的著作，尤其是《康熙》，竟然可以通过史料重构一个皇帝的内心世界，这是何等的魄力！这也说明，他对自己的经验质感高度自信。至少，从我这个历史学的“外行”，但对经验研究也高度自信的“内行”来看，他构筑经验场景的努力非常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引人入胜。尤其是，他将清代政治制度的理解，对清代社会生活研究，对人物事件的看法，都融汇到了康熙的内心世界里，他的经验是“通”的。

经验表述是一门技术，但如果有了经验质感，那就是“流淌”的产物。在社会科学规范化的今天，文字已经越来越失去了本真，“术语”离经验世界越来越远，写作越来越干瘪，这是一个悲剧。文风其实是学风，是不是立足于经验学科的本质，以经验为本位，其实是学术路径问题。我个人觉得，经验科学不应该是智力游戏，更不是文字游戏，它就是描述、解释经验现象，专门设置条条框框的门槛是不对的。

学者们一般关心自己的理论创新，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也是“理论水平”。但实际上，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把经验现象准确描述出来，逻辑自洽地揭示，甚至还能发现一些新的角度，就算是成功了。好比上面提及的《美丽的标价》，我不觉得它有多大的理论创新，很多基本的结论，也许一百年前的齐美尔就说过了。但这并不影响这是一本好书，因为它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某一个行业的“内幕”，给人见识。还有，《无缘社会》并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它描述和解释了现实问题，让人眼前一亮，就很了不起。我和中国纪录片的一些知名导演和从业人员有过不少交流，发现纪录片差不多就是民族志，他们也要有扎实的田野，也要努力实现内部视角，也试图去呈现经验的“意外”。只不过，一般的经验科学是以文字来构建经验场景，而纪录片是通过影像和声音，殊途同归。《县乡中国》之所以值得看，就在于它一开始就不是出于理论创作写写的，而是田野调查的“随笔”——这反而保留了经验现场的原汁原味以及作者思考的灵动真实。

这么说来，在经验场景的构筑上，历史学还真的不容易。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经验科学，乃至于纪录片等艺术创作，因为可以直达经验现场，反倒是容易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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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丘成桐、史蒂夫·纳迪斯：《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夏木清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

丘成桐的祖籍地广东蕉岭县和我家乡福建武平县互为邻县。我老家村子到他老家村子不到20公里。丘成桐的祖父曾经做过著名抗日护台志士丘逢甲的幕僚，我祖上曾定居于丘逢甲故居附近的村子，至今那里还有我家祖坟。2022年春节期间，我去蕉岭姐夫家做客的时候，还专门去参观了丘成桐国际会议中心。这个中心，可以理解为是地方政府借用丘成桐的名人效应建设的一个文化项目。2021年11月，丘成桐还在这里主持了一个国际数学大会。

作为一部学术传记，这本书堪比《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丘成桐和杨振宁都是著名科学家，也都和科学、政治和社会有非常密切的互动。有些看似是学术争论，却难免有利益和政策之争。尤其是丘成桐，他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数学家，却也是棱角分明，有鲜明个性的人。他和其他一些科学家的人事纠纷，至今还影响着数学界的“江湖”。这两部传记好就好在，虽然都得到了传主的认可，却不回避这些人事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科学公案中的非曲直如何，但科学家对求真和求实原则的遵循，却难能可贵。这让我想起疫情期间，某著名科学家和一帮文人写手之间的争论。我对这些争论一个词总结：鸡同鸭讲。一方讲科学，另一方讲政治；一方讲证据，另一方则映射；一方就事论事，另一方则要讲大政方针；一边说不要造神，另一方则非要用饭圈逻辑。

其实，丘成桐和杨振宁的案例都表明，科学主义有限度，科学至上主义更可能变成另一种宗教，但现代社会没有了科学精神，却很可怕。他们对这方面都有清醒的认识。丘成桐自传里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九十年代初申请回家乡的时候，家乡一直拖延时间。直到回去了才知道，地方政府拖延原来是为了更好的准备，比如，把他老家的路新修了一番。而回去以后，他家乡的亲戚都把他想象成是“富亲戚”，想他资助的人是不少的。他从小在香港长大，其实并不能一下子体会这种乡土之情。但他理解后，还是坚持了我在《无缘社会》评论中讲的AA制关系原则，不太愿意有太多人情牵绊。我小时候，家乡也有不少从海外和香港台湾回乡省亲的海外同胞，由于他们回来多少会带些礼物，甚至给一些现金资助，某家有个台胞，生活还真可以改善不少。故而，乡亲们把海外亲戚回乡形象称作“刮台风”。彼时，多数国人并不知道亲戚之间可以分彼此，丘成桐的分彼此行为，他的亲戚想必会不理解吧。

丘成桐自己说他是很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但对于那些从未在国内生活过，也没有什么实际交往的科学家而言，这只是文化意义上的。而实践中的“乡情”，其实是要通过长期交往而来的。从他支持丘成桐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建设，还亲自召集会议为家乡站台来看，他其实又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所谓“纯粹”的科学家。所谓“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换成“科学无人情，但科学家有情怀”，也说得过去。

丘成桐传和杨振宁传都是非常好的职业社会学研究的素材，两部著作都描述了华人科学家在美国学术界是如何奋斗，而他们又是如何在中美科学界架起桥梁的，他们回国之后又是如何积极介入中国科技政策，如何与各方交往，并亲自推动科学发展的。传记总归是要把传主的人生写得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好。但这么精彩的故事，往往源自于个体生命与大历史的同频共振，源自于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科学界是有“江湖”的，每一个科学观点的争论，其实都牵扯到科学发展的方向，而这又对科学研究资金的投入、人事关系有关键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江湖”，水更深。所谓门户之见，文人相轻，都是常见现象。更可怕的是，很多学科的学术活动，都蜕化成了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的利益交易的平台。科学研究活动成了粉饰利益分赃的机制，这本身就是很值得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