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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以来的发展：淡水渔业与渔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近代以来，渔业在战乱频仍中陷入混乱，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大量鱼塘被改种粮食或丢荒，渔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渔民谋生无路。抗日战争胜利后，渔业恢复缓慢。1948年渔业人口仅剩100万人，比抗战前减少几十万人，渔船总数比抗战前减少近一半。淡水渔业也在战争中损失巨大。例如，洞庭湖区的渔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湖区渔船损失达80%以上，渔具损失达60%以上，渔民生产生活均受到极大影响。1946 年-1949 年，洞庭湖鱼类年产约在10 万市担以上。而在1934年鱼产总量在39 万担左右，据《湖南实业志》记载，“捐税之负担，渔民贷款之高利，渔业技术之幼稚，经营资本之薄弱”，渔业恢复发展困难重重。 新中国建立前，水产供销几乎全部操纵在渔霸、鱼行手中，他们凭着政权的支持和黑社会关系，对渔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在旧中国，广大渔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渔民挨冻受饥、流离失所。1934年上映影片《渔光曲》就是渔民生活的真实反映，电影同名主题曲《渔光曲》以凄婉的笔调描写了当时渔民的苦难生活，对渔民所遭受的苦难寄予深厚同情。渔民也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前，不少渔民参加了舟山群岛的东海游击总队、海南岛的琼崖纵队，以及洪湖赤卫队，经历了多次战斗，威名远扬。在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舟山、解放海南岛等著名战役中，广大渔民为部队运输大量物资、装备和战士，要船出船，要人出人，许多渔民还参加了战斗，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落水官兵，为新中国的诞生，以及解放沿海岛屿做出了贡献。1961年上映的电影《洪湖赤卫队》讲述了1930年夏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方革命武装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艰苦斗争，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故事。“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唱响了洪湖鱼米之乡的渔业风光，也唱出了对家乡美好生活的期盼。由此，渔文化还融入了反映人民疾苦、弘扬革命精神、开展伟大斗争、歌颂美好生活的情感要素，与红色旅游资源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渔业生产由恢复走向了发展，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对全国渔业资源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党和政府采取了有力举措，改变了渔业积贫积弱的面貌。淡水渔业上大力发展水产养殖，淡水养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水产品购销实行多种经济并存、自由购销政策，活跃了市场、繁荣了渔业经济。但在大跃进时期，水产业和其他生产事业一样受“左”的干扰，“高指标、浮夸风”使得群众积极性受挫，渔业生产出现徘徊，水产品市场供应紧张加剧。到1961年，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渔业生产才在调整中略有回升。在“文化大革命”中，渔业再次遭到严重破坏，行政管理工作基本瘫痪，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停止，家庭养鱼被禁止，水产品购销政策实行统派购政策，渔业生产、流通和消费秩序陷入“铁板一块”的恶性循环，直至70年代，社会形势趋于稳定，渔业生产才有缓慢回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作为一个渔业大国却长期普遍面临“吃鱼难”的问题。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渔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是解决渔业供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和流通体制改革相继开展，适时调整了渔业工作重点和生产结构，使得渔业生产获得飞跃式发展，水产品的市场供应明显改善，渔民生活水平提高，渔业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198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专门为水产业发出的联合指示，把发展水产业作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粮食转化的战略部署，确立了水产业的地位，提出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使长期存在的重海洋轻淡水，重国营轻集体、个人的思想得以真正扭转过来。政策上，放宽了家庭经营的政策，落实水面、滩涂使用权，对购销政策实行松绑，提倡按市场价值规律办事，提振了积极性。此外，还充分利用淡水养鱼资源，提高技术水平，发展商品鱼基地和城郊养鱼。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养殖在渔业生产结构中比例不断上升，到1989年，水产品产量突破1300万吨跃居世界首位，比1978年增加180%，我国渔业格局实现从捕捞为主到以养殖为主的关键转型。在淡水养殖的贡献下，我国成功解决“吃鱼难”问题。此后，得益于政策推动、市场拉动、科技驱动，中国的渔业经历了高速增长，实现从粗放式发展到资源合理利用，我国渔业逐渐发展壮大，真正形成一个完整产业体系。到2019年，全国水产品产量保持在6450万吨左右，其中养殖产品约占八成份额，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安全有保障。 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我国水产品由紧缺而变为富足，人们对渔业的多种功能产生了更大的需求，由单纯的生产“鱼”演变为通过“渔”来追求文化的享受和精神的满足。现代渔业在保障粮食和食物安全之外更广泛的领域，进一步发挥了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多元价值，渔文化内涵拓展、功能更为多元，发展空间和受众范围进一步延伸，进一步融入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和现代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渔文化呈现出显著的现代化转型特点。 一是渔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凸显。渔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各地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中繁衍生息，形成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使渔文化具有浓郁深厚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新的发展阶段，在物质文明得到显著发展的基础上，这些渔文化元素早已脱离了它产生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但在文化层面，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民族特色等多姿多彩的文化事项等作为我国渔文化特有的资源，其独特的价值却得到相对完整的保留沿袭，成为现代渔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总结研究这些渔文化，对于传承传统、促进文明和发展现代渔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是渔文化的绿色发展导向突出。自古以来，渔文化体现了人类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希望与自然和谐相处并通过合理利用自然来获得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而在追求数量的发展阶段，我国淡水渔业养殖形成了高密度、高投入、高产出的高效模式，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贡献值得肯定，但是这种模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日益明显，渔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在这一趋势中，挖掘、保护和传承渔文化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需要以渔文化为载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观赏、餐饮、民俗、休闲等与渔文化有机结合，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有机转化。 三是渔文化传承与消费升级相向而行。渔文化贴近民众生活，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人们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得到体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的同时消费加速转型，消费理念更加追求“优、绿、新”，消费需求也更为多元。渔文化的多元价值与消费需求有机呼应，在休闲运动、餐饮美食、娱乐体验、观赏展示、文化宣教等方面都显示出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地方特色渔业品种如黄河鲤、滇池金线鲃等，以及独特的养殖方式如浙江青田的稻田养鱼、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等渔文化核心元素，其价值在消费升级的过程进一步凸显，地方特色和名特优新品种得到消费者青睐，涌现出一批叫得响的地方公共渔业品牌。 四是渔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渔文化在休闲渔业、渔旅融合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人们在休闲渔业中体验独特的文化意义和趣味，象山的开渔节、舟山的鱼文化节、查干湖冬捕等都是渔文化应用于休闲渔业的有益尝试，休闲渔业为传承发展渔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有益载体。渔文化在渔业生产活动和传统文化原貌的基础上加入时代内容，进一步挖掘文化资源、产品和服务，既保存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实质，又促进渔文化在新时期取得新的传承发展，以新的形式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消费需求，也促进渔业产业进一步由粗放型向集约，由单一走向融合。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渔民的转产转业，不少渔区、渔村加速消亡，景观风俗、建筑特色等历史文脉出现断裂，有很多是不可再生、难以挽回的。在渔文化的产业开发中存在见物不见人、重经济轻文化、重利用轻保护的倾向。渔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实现产业发展的经济价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历史文化的有机统一，渔文化挖掘、研究和保护任重道远。 摘选自《我国淡水渔业发展历史与渔文化演进》（《中国渔业经济》2021年第1期，作者：张静宜，陈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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