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耕莘曾担任上海法租界的第三把手，1951年他在家被逮捕

抄出了二十几根金条、十几万美金等，公安部长李克农下令将钱全部交给他夫人。李克农派人对抓捕他的人解释，拿出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薛耕莘有功于革命，所以抄出来的东西不许动。全部交给薛耕莘夫人，作为教育子女读书之用。他家里有六个小孩，最终抓捕他的人走的时候，一件东西没拿。
薛耕莘的母亲是英国人，她去世前曾经对幼年的薛耕莘叮嘱说，“你要爱你父亲的国家，也就是要爱中国”。这句话薛耕莘记了一辈子。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的活动也经常在上海法租界内进行，薛耕莘在任职期间，接触了一些中共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头一个是潘汉年。潘汉年手下有两个人跟他直接有联系，一个是李克农，还有一个是高真常。
薛耕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诸多帮助，有一次高真常跟薛耕莘说：给他50块钱，三个月的生活费，再让他送药品给新四军。薛耕莘帮了他的忙，他娘舅是太古轮船公司的大老板，叫查理森·哥斯特。他先把药品送到他大阿爹那里，大阿爹送到他娘舅家里，晚上娘舅有汽车，开到太古轮船公司的船上。每艘船上都有他的办公室，他放在里面，晚上船就开到苏北去，东西就带过去了，从来没有露过馅。
1934年秋冬之交，法国巡捕房奉上司指令，派查缉班班长席能与薛耕莘前往巨籁达路的一所李姓民宅搜查。结果在这个房子里找到了一张存折，他跟那个姓李的说：这个东西我给你保险（存）好了，你要相信我。他说：相信。
几乎就在他们找到这个存折的同时，另外一批搜查的人也随后赶到。薛耕莘后来才知道，宋庆龄已经事先得知国民党当局要搜查李姓的情报，于是宋请求巡捕房作先行保护性搜查，薛耕莘在无意中保护了共产党的一笔27万的巨款，最后薛耕莘将这笔巨款安全地送回了李同志手中。
1935年，薛耕莘在爱心的驱使下，收容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方小宝，她的母亲是共产党员，结果在抗战胜利后，薛耕莘因为这件事情被军统以“通共罪”起诉，又在蒋介石的手谕下被打入大牢，差点走上不归之路。尽管有朋友的多方帮助，薛耕莘还是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刑三年，判决后，薛耕莘就被顾祝同等人保释出狱。对于这件事情，薛耕莘认为自己无怨无悔，唯一遗憾的是，当年他自己仅仅是法租界的一个雇员，力有所限，不能对民族、对国家的进步事业作更多的贡献。
薛耕莘早年时在比利时读书，1917年，母亲病危，薛耕莘回到上海，回来后，他的舅舅让他去英国式的皇族学校读书，他一口回绝，就改到徐汇公学。因为母亲叮嘱他不要入英国国籍，她临死的时候突然询问：“你听妈妈话吗？”他说：“听妈妈话。”她用手握着他说：“你今天回答我的话，我很高兴。”到1950年，香港还叫他去做政治部部长，他也不做，也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一句话。
1930年，薛耕莘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任政治处社会股翻译，开始了一个中国警员的生涯。当年的法租界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各路人马都会聚在这儿，薛耕莘小心和各方势力打交道，他要和国民党应付，也要和共产党联系，和日本人有所交往，也要和“会道门”周旋。1932年，法租界内发生的一起罢工事件，薛耕莘周旋于杜月笙和法国人之间，最终使得罢工事件得以妥善解决。事后，不仅法国的上司把薛耕莘视为心腹，黄金荣、杜月笙也对他另眼相看。
1938年，法租界政治处增设马龙特务班，薛耕莘任正探长，第二年擢升为一等督察长，年底又升为唯一享受法籍待遇的特级督察长，成为法租界第三把手，他是租界里唯一一个中国人享受外国人待遇的人，黄金荣的结拜兄弟程子卿曾在法租界巡捕房担任督察长，是他的下属。
淞沪抗战后期，五十五师的官兵凭借斜桥简易的工事，与上万日军周旋了一个多星期。在完成掩护战略转移的任务后，余下的近5000名官兵退入法租界，这时薛耕莘担任了法租界当局与五十五师官兵之间的翻译官和联络官。
薛耕莘询问这些士兵：“你们是愿意到蒋介石那里去，还是到新四军那里去？”有2/3的人愿意到新四军控制的苏北去，为了保守秘密，不让日本人知道，薛耕莘亲自开车送他们到码头，不叫巡捕房里的人开。送最后一批500人时，日本人发现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薛耕莘就先送人到浦东张阿六那里，一二十人一批，穿老百姓衣服，叫他们自己跑过去。在法租界滞留了将近一年后，五十五师余下官兵化装成难民，成功逃离虎口。
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担任民盟淮海路支部委员的薛耕莘赴香港采购物资。在香港的日子里，朋友为他办理了法国特别护照批准书，亲戚为他申请了定居香港的手续，但是他最终选择回到上海。
薛耕莘回来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来又到了内蒙古，这是李克农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在荒凉的内蒙古，他没有担心过揪斗，如果在上海估计性命不保。
1975年薛耕莘和一批战犯被特赦，后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几年后，薛耕莘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