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着春节假期，介绍一个和农历有关的外国人——汤若望。可能是为了提振民族自信吧，近代史上很多了不起的助华人士都被教科书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之前，我写过两篇大肆歌颂民族历法的文章： 的确，我们的祖先很了不起，在太阳周期和月亮周期如此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想出了调和阴阳的方法。但是，光有构思是不行的，这种阴阳历的设计其实也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历法要想长期有效运行必须依靠准确的观测和预测。
例如，刚刚过去的立春节气，准确时间是2月3日22时58分39秒。下一个节气雨水是2月18日18时43分49秒。也许你觉得，精确到天不就行了，算计到秒有何意义？但是，如果不精确到秒，怎么知道这个时刻落在哪一天呢？而落到哪一天，又涉及到闰哪个月的问题。 而且，由于地球是椭圆轨道，24节气并非均匀分布。农历是发明出来了，但人们对宇宙奥秘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显然，中国古人不但是思想上的巨人，也并非行动上的矮子。公元前300多年，周朝的秦国所使用的 “颛顼历”就已经对天体运行进行了相当精确的描述：1个太阳年等于365又4分之1天，1个朔望月等于940分之499（≈29.53086）天。 在今天的百科词条上，这两个数据也不过是365.2425天和29.5306天。达到这种精度毫无疑问需要建立在长期、系统性观测的基础之上。
汉武帝时期，天文学家 落下闳改进“颛顼历”创立了 “太初历”，将24节气引入后发明了以“没气了”来确定闰月的方式，如果不考虑数据方面的细节，这和今天农历的逻辑已经完全相同。 这位落下闳发明的“通其率”算法，用辗转相除法求渐近分数，为历法计算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被认为影响了中国天文数学两千年。 但是，如果对太阳系的运行模式没有正确的认识，对星球之间的互动关系没有更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持，测量得再认真，预测的难度也是很大的。汉朝之后，中国人在科技领域就开始了很有境界的原地踏步，历法制订步入了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历朝历代都有观天象的机构，他们测量、颁布新历法、误差积累、重新测量……
到了元朝，那个很多人引以为傲的版图实际上是巨无霸大蒙古帝国，严格来说，中国被人家给灭了。换句话说，那时候中国和伊朗可以算是同一个国家下面的两个省。也正好在这个时期，阿拉伯历法的科学性已经悄悄超越了我们。 郭守敬是元朝著名科学家，他所制定的“授时历”就是就是在借鉴了阿拉伯的“回回历”之后颁布的，成功地运行了三百多年。而元朝的相关政府科研机构也被称作“回回司天监”，里面有很多伊斯兰科学家供职。
明朝看上去收复了失地，但苦于没有本土人才，科技领域只能继续聘用来自伊斯兰的科学家，为了有延续性，还需要到西域以优厚的待遇广泛招募。其中著名的马沙亦黑甚至被朱元璋尊称为“回回大师”、“不朽之智人”。 不过到了明末，世界科技的重心已经悄悄转移到了欧洲，下面就该轮到这些来自更遥远地方的传教士登场了。 .::. 汤若望，1591年5月1日生于德国科隆。1618年4月16日，他和22名传教士一起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启航东渡。经过漫长的跋涉和若干波折，他于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 到中国后，根据Johann Adam的发音和当时的译法，他取中文名为“汤若望”，还按古时中国习惯，取“道未”为字，出自《孟子》的“望道而未之见”。
在我们的印象里，所谓“传教士”似乎就是一帮神棍，和科学技术扯不上关系，实则不然。汤若望仿效前辈利玛窦，不仅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文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还在住所陈列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供官员和学者们参观。 到北京不久，汤若望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和第二年9月的两次月食。他采用一种罗马关于月食的计算方法，计算出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写下了测算日食和月食的《交食说》，呈送朝廷并印刷分赠给众官员。 1629年，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成为中国科技史上关于光学和望远镜的奠基性著作。 崇祯历书 明朝崇祯年间，当时使用的历书仍然是郭守敬的《授时历》，这部历书由于已施行了三百多年，误差逐渐增大。钦天监对1629年6月21日的日食预报明显错误，而礼部侍郎徐光启（利玛窦发展的天主教徒）依据西法的预报却符合天象，徐光启等因势提出改历，并得到批准。 在编纂过程中，历局聘请来华耶稣会的龙华民（意）、罗雅谷（葡）、邓玉函（瑞士）等人参与译书，编译或节译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著名欧洲天文学家的著作。 1630年，由于邓玉函去世，徐光启急需精通天文学的人才，故上奏崇祯皇帝，力荐正在西安传教的汤若望回北京供职于钦天监历局。在钦天监，汤若望协助徐光启编修 《崇祯历书》，推广天文学，制作仪器。 1631年，徐光启和下属首次用望远镜观看了日食。观测过后，徐光启叹为观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若不用此法，止凭目力，则炫跃不真。” 除此之外，汤若望还编写和翻译了大量书籍，内容大多集中在恒星交食方面。
1634年12月，在徐光启和汤若望主持下，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钦天监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 《崇祯历书》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由于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所以崇祯历书采用的是第谷的宇宙体系（太阳率领若干行星绕地球运动），但书中对哥白尼的学说做了介绍并大量引用其在《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认为哥白尼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 采矿和铸炮 1640年，汤若望同中国学者李天经合作，翻译了1550年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论矿冶》，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但由于明王朝随后迅速崩溃，这本书没来得及刊行。 1642年，面对来自努尔哈赤的威胁，汤若望作为“科学家”奉旨设厂铸炮。但他竭力寻找借口，希望朝廷能原谅他不能从命。他坚持说，为战争制造武器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而且在造炮方面他仅有一点点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 但是他的申诉没有被接受，作为臣子他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但就凭着这“一点点书本知识”，他居然在两年中铸造出铜炮20门。在此期间，汤若望不但造出了优质的大炮，还与中国学者焦勖合著了《火攻挈要》。 康熙历狱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投归清朝，被任命为清朝第一任钦天监监正（天文历法局局长）。他的“西洋新法历书”获得颁行，史称“时宪历”。汤若望深得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的信任，顺治十二年（1655年）受封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并被尊称为“通玄教师”。 但在明末清初，有一位叫做杨光先的民族主义学者，对外国传教士非常反感，他的名言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杨光先屡次上疏称汤若望等妄言惑众、意图谋反，但在顺治年间未获理睬。 康熙帝年幼即位后，杨光先的意见受到鳌拜、索尼等顾命大臣的重视，他又趁机添油加醋，称是汤若望导致了顺治帝和董鄂妃的死亡，罪同弑君。康熙四年（1665年），议政王等定谳，判决汤若望凌迟处死。幸好孝庄皇太后借北京接二连三出现彗星、地震等异象出面斡旋才没有执行，但钦天监中与传教士合作的几位中国官员被当作替罪羊被处死，史称“康熙历狱”。汤若望第二年病故。 历狱后，杨光先硬着头皮干起了钦天监的工作，但错漏百出。好在此时康熙帝已经成长为一个热爱科学的有为青年，智取鳌拜后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举行了辩论和比武，汤若望的助手和学生南怀仁（比利时）毫无争议地胜出。康熙八年，康熙为汤若望平反， 杨光先被判决处斩，康熙帝以其年老赦免之，罢官还乡，死于途中。 .::. 最后，来欣赏一下这位爱国学者杨光先批驳汤若望的言论吧： “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若真如西人所言，那么四旁与在下之国居于水中，则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 公元前两百多年，古希腊全才埃拉托瑟尼就已经测定了地球的周长，误差只有百分之几。近两千年后，杨光先以这样的一套言论驳斥地球的圆球说，竟然借着明君未成年的间隙成功扳倒了汤若望。 值得告慰杨先生的是，这样的土壤至今安在。 me 清华土著 杂烩 教师 非著名 黑哨 坑羅四下 且填且挖 (｡·ˇ‸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