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载的“横渠四句”被很多人奉为座右铭，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横渠四句”给国人带来希望，指引国人奋勇向前。
四句话曾出现在多少人的书房里。  毛主席将其奉为信仰，毛主席曾称赞“梁渠四句”是“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 冯友兰更是将其奉为人生信条，“梁渠四句”究竟有何等魔力，能够在众多优秀的中华文化中脱颖而出，张载又是在何等情况下提出的“横渠四句”呢？ 公元1020年，张载出生于长安，字子厚。其父亲依据《周易》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为张载取名，希望张载能够“厚德载物”，张载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自幼在学习方面极为努力，对此父亲极为满意。 然而在张载15岁那年，张载的父亲因病去世，当时父亲是在涪州担任知州的时候去世的，按照古代的传统，父亲去世之后，作为家中长子的张载要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家乡。 张载的祖籍位于开封，其带着母亲、弟弟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开封，三人跋山涉水，匆忙赶路。  本想要尽早让父亲入土为安，但是当一家人到达横渠镇的时候，张家准备的盘缠已经见底，再加上当时张载听闻前方发生了兵变，只好滞留在横渠。 在横渠停留期间，张载认为横渠的环境非常适合居住，因此其做主将开封的住宅卖掉，定居在横渠镇。 除了学习四书五经之外，张载对兵法也非常感兴趣，张载心中怀有大爱。 看到宋代的社会混乱后，张载迫切想要为国家与民众做些什么，为了能够给百姓谋求一个和平的生活环境，定居横渠镇后，张载常常跟随友人学习兵法，还多次想要组织民间的武装收复洮西失地。 众所周知，宋代重文轻武，若按照张载自己的想法，那么不久以后，张载或将成为武人，或将成为一个只知纸上谈兵的文人，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张载极为幸运，其遇到了范仲淹。 范仲淹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极好，当然其对于社会现实的了解也远远高于其他人。 公元1040年，52岁的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当时正值北宋在三川口之战中战败。  张载得知范仲淹到达陕西后，非常激动，毕竟当时的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的典范，很多人都非常仰慕范仲淹。 得知消息后的张载，立刻带着其写的《边议九条》奔赴延州，范仲淹是一个十分爱才的人，看到张载的作品后，其与张载进行了一番长谈，临别时还送给了张载一本《中庸》。 与范仲淹一番交流之后，张载确实收获颇丰。令张载印象最深的是范仲淹所说的：
回到家中后的张载潜心苦读儒家经典，经过潜心苦读，张载对于儒家思想的了解迈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两年后，刚刚在庆州修完新城的范仲淹因惦念张载，特地邀请张载一叙，张载应邀写下了《庆州大顺城记》。 看到张载的作品后，范仲淹深知张载在儒学中所获颇丰，因此当场鼓励了张载，并给予其稿费。 范仲淹之所以给张载支付稿费，是因为其深知当时的张载极为贫困，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张载。  对于张载而言，其极为感激范仲淹，正因为与范仲淹相遇，使得张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也在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的帮助。 与范仲淹短暂交流之后，张载再次返回家中埋头苦读，毫无疑问张载是一位极为努力的理学家，为了勉励自己读书，张载曾自撰了一副对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张载将这幅对联贴在书房两侧，时刻激励自己。 凭借着聪慧努力，1057年的时候，张载参加科举，同一年参加科举的人还有苏轼、曾巩等。 科举结束之后，张载在当时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之下，开坛讲解《易经》，随后张载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刚刚登基的宋神宗推荐了张载，当时其推荐张载的理由是：“学有本原”。 当时张载在文学界已经获得了极高的地位。随后为了发扬自己的学说，张载开山立派，创立了后来的“关学”。 创立关学之后的张载更是声名大噪，本以为张载能够深耕治学方面。  然而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张载的发展之路，王安石推行了新法之后，邀请张载加入。 当时张载婉言拒绝了王安石的邀请。“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就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张载说道。 其实张载本身也是变法派，其之所以不支持王安石，是因为在张载看来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违背了张载温和变法的初衷。 后期张载被派往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张载返回京城之后，新旧两党已经处于一个剑拔弩张的状态，很多旧党已经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包括张载的亲弟弟。 看到这样的情况后，张载决定辞官回乡。 回乡之后，虽然没有了权力，但是却无法阻挡张载想要变法的决心，其和学生买了数百亩农田，按照《周礼》的记载，将这些农田划为井田，在中间留有一块公田，四周的分给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的民众兴修水利，当然因为种种原因，其并未取得成功。 不过，他的实干精神仍值得众人学习。  除了实干之外，张载一生也讲了很多道理。 当然张载所讲的道理从不用于苛求他人，从来都是用来要求自己的，面对问题的时候，张载多是反躬自问，从不指责别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横渠四句”。 “横渠四句”凝聚了张载的学术追求和社会使命感，展现了大境界、大抱负、大担当，对如今的社会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很多人看来，“横渠四句”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一定的进取精神。 北宋吸取唐末五代乱国的弊端，重视文教，这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兵乱，促进士大夫精神的觉醒，当然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军事力量较弱的负面影响，因此北宋受到了契丹、西夏等民族的威胁，面对国家危亡之时，很多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不断涌现。 “横渠四句”中“立”的精神也符合我国古代“先破后立”的思想传统。 北宋前期，佛教与道教在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了能够在本土生存，佛教不断融合儒道思想，后期宋代的士大夫也非常信奉佛教。  然而佛教主张虚无幻灭的价值观，对国家政治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为了能够让民众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儒家不断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载提出了“为天地立心”，实现了儒教的蜕变与创新。 “为天地立心”。天地是自然的存在，天地本来没有本心，有了人之后，才对天地有了新的解释。 其中的“立心”是对天地万物的理解，心为人所独有，人是有意识的，并不能够简单的顺应自然，而是应该让天理有所彰显。 在张载看来，所谓的立心就是要发挥人在天地间的主体作用，让人和天地万物和谐共生，张载认为“立心”是顺应天地之道的前提，人生存在天地之间，应该遵循天地之间的道理。 在“横渠四句”之中存在一种“大有为”的责任担当意识与情怀，宋代的士大夫大都以范仲淹为代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其政治理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张载的“横渠四句”对宋代的士大夫也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当然对后面的朝代也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民众为了国家的安全纷纷站出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今天我国依然坚持责任与使命，为人民谋幸福，让中华儿女安居乐业。 这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追求，更是指精神上的追求。  张载还提出天下苍生都是我的手足同胞，天下万物都与我息息相关的观念。 “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的是历史上的圣人，像孔子、孟子之类的，“继”是传承和弘扬，“绝学”是指被断裂或者是中断的传统儒学。 “继绝学”则是对儒学进行破旧立新，继续传承和发扬。在张载看来，这不仅仅意味要重复儒家的道德学说，还要对其中核心的成分进行继承和发扬，剔除与时代不符的成分。 “为万世开太平”。在儒家思想中多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其主张个人与社会是统一的，对民众的教育进行一定的引导，弘扬仁爱之学，让民众能够关注的社会。 其实儒家思想多是对社会的讨论，“为万世开太平”要求人们要关注到子孙后代，朝向太平的理想不断努力，不应该只关注短暂的人生，这也是儒家思想关注的重点。 “横渠四句”提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的理学者多较为推崇张载。  当然其对后世的影响更大，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夫之曾高度评价张载的思想在中国儒学上的地位。明清时期很多政治家以及士大夫将“横渠四句”奉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当然如今也是这样，很多伟人都将“横渠四句”作为信仰，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十分推崇张载，认为张载所讲的“为生民立命”乃“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认为“为万世开太平”乃“太宗教家之志事业也”。 冯友兰也非常推崇“横渠四句”，新中国成立之前，冯友兰的客厅内曾高高的悬挂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冯友兰自191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开始，直到1990年11月逝世，一辈子都在跟哲学打交道，其所作的文章中，反复讲到了张载的哲学，其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当属“横渠四句”。 冯友兰也曾对“横渠四句”做出自己的理解，冯友兰认为其之所以会说出这四句话，“是想要说明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二者之间的差距极为明显，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否则，人类就不会出现害人与杀人的败类。  这些败类，说白了就是'畜生’！古今中外人类中形形色色的害群之马，归根结底就是由于他们丧尽人性而兽性大发，他们根本不懂得或者蓄意脚踏了人与禽兽之异的底线，堕落成为人间悲剧的始作俑者的'畜生’。” 早在先秦的时候，儒家思想中就有了人与禽兽之辨，张载的“横渠四句”则继承与发扬了儒家传统有关的人与禽兽之异的理论，冯友兰对于“横渠四句”有自己的理解，并始终付诸于实践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冯友兰为了我中华民族的“存”而不是“亡”，虽“绝”而不能“续”之，自觉的继承起救世救民的“横渠四句”。 教师与青少年也将“横渠四句”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横渠四句”激励我们以积极有为的心态和刚健弘毅的气度，探索自然，关怀大众。 “横渠四句”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成为众人推崇的存在，正是因为其含有众多内涵，适合中国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载：一代宗师[J].记者观察,2020(34):86-89. [2]周颖.儒家学者张载的用世抱负[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7(04):19-21.DOI:10.16162/j.issn.1672-3473.2017.04.006. [3]陈尚敏.刘尔炘：“横渠四句”的践行者[J].档案,2020(06):30-35. [4]张克政.冯友兰哲学创作的主观机制论析——以“横渠四句”为中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06):106-117.DOI:10.15983/j.cnki.sxss.2018.1143. [5]沈素珍,钱耕森.冯友兰对“横渠四句”的执著情怀[J].东吴学术,2011(02):38-42.DOI:10.16100/j.cnki.cn32-1815/c.2011.02.018.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