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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佐尧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佐尧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宫中对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能让柳永这样放浪不羁的人不计前嫌且大唱赞歌，除却仁宗，还能有哪个皇帝能做到呢？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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