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理想、为了国家甘于潜伏在敌人阵营中做着最危险的地下工作，虽然没有在战场上，但传递出来的消息却常常能挽救数以万计的生命。
不过由于所做之事太过机密，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加上敌后环境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普通民众看到的往往是他们不好或者犯罪的一面，因此世界各国的地下工作者结局都不会太风光。
即便是这样，历史也记住了他们的贡献，就像《孤勇者》里的那一句：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今天就说一位很传奇的地下工作者，他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为我党立下过很大的功劳，曾经给新四军运送过价值万两黄金的物资，然而后来有一段经历却很让人唏嘘。
他的名字叫叶文津。
叶文津1916年出生于广东东莞道滘的一个书香世家，不错的家境使他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此他成绩一直都不错。在他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极为动荡之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广东传播之后，叶文津也深受影响，心中暗下决定要为国家出一份力。
中学毕业后，叶文津考入了北京辅仁大学，当时北京各大高校之中革命气息浓郁，同时很多人清楚地认识到国内的教育科技以及思想观念，跟发达国家相比，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不少人选择了出国留学，“师夷长技以制夷”。
1934年，叶文津乘船东渡日本，想要借鉴一下他们变强的经验，然而现实让他大失所望。日本人在摆脱成为殖民地的命运之后，自己也走上了侵略的道路。
并且他们很排斥前去留学的中国学生，叶文津他们没有少受日本人的侮辱，还有很多进步学生遭到了日本政府的逮捕，这让叶文津明白，中日之间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战争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为了维护国人的尊严，叶文津多次组织留日学生去国民政府驻日本领事馆门前发起请愿活动，希望国民政府能够施压，要求日本当局释放被无理逮捕的中国留学生。
然而国民政府毫无作为，日本当局又直接无视，这导致他们多次无功而返，并且被五千多名留日学生推举为代表的叶文津，还遭到了日本的打击，终被遣送回国。
这段经历让叶文津看透了日本的无耻，于是返回上海后经常在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去各大场合进行爱国演讲，痛斥日寇的无理行径。
虽然当时卢沟桥事变尚未爆发，民族统一战线也尚未达成，但叶文津的这些举措还是影响到了很多人。同时，他的爱国热情也被我党发现，于是在留日同学姚潜修的介绍下，他结识了夏衍。
夏衍是中国左翼电影的开拓者以及领导者之一，他拍摄了很多关于底层工人、农民、妇女，自1927年入党后也肩负了宣传革命，发展党员的使命。他见叶文津思想进步能力出众，便秘密相约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
虽然叶文津比夏衍小了16岁，但共同的救国理念以及相同的人生抱负让他们很快就引为知己惺惺相惜，往后经常就在一起讨论国事。
在这个过程中，夏衍将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思想表述了出来，叶文津了解到了背后的价值并慢慢接受，最终于1937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入党一事是非常秘密的，只有夏衍等少数人知道。
也是在叶文津入党这一年，日寇开始全面侵华，他一边组织留日同学教亡会，另一边则根据党中央指示，与夏衍等文人筹办了《救亡日报》在广州的副刊工作。
不久后他又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去抗日根据地晋察冀以及冀中军区进行采访，他也是抗战爆发以后首个进入华北敌后游击区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
这段时间叶文津还是在“明”，不过从1939年10月开始就渐渐转入“暗”了。那时他接到组织的命令，去往香港社会部，配合廖承志和潘汉年等人开展地下工作。1941年潘汉年认为他可以独当一面了，便让他重返上海担任伪《新中国报》的记者。
这家报社的社长叫袁殊，也曾是留日学生，并且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此后两人配合着秘密宣传革命，为组织传递了很多重要信息。
比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沦陷了，这就导致了香港的同志与中央的联络中断，叶文津则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使双方再次成功连接。香港被日寇占领后，市面上的物资管控很严，叶文津就想办法搞到了五千块钱，这才解决了地下党员生活开销的问题。
叶文津工作完成得出色，但也不幸被盯上了。日本上海副领事岩井从别处听到风声，说叶文津在秘密从事反日活动，于是就抓捕了叶文津严刑拷打。
叶文津的骨头非常硬，不管敌人施以什么手段，他都没有吐露半个字，岩井也没有拿到确切的证据，最终只好将他放了。
身份已经被怀疑，就不适合继续潜伏了，为保护袁殊，叶文津主动辞去了伪《新中国报》记者的职务，切断了与袁殊的联系。这也为叶文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汪伪政府为讨好日本人，曾建立了一个东亚联盟组织，总部在南京，上海也有一个分会。有趣的是，这个上海分会成立时，我党另一位地下党员陈孚木就通过陈公博的举荐，担任了该分会书记。
叶文津离开伪《新中国报》后，就来到了陈孚木麾下继续从事隐秘工作，这段时间，为了得到日伪的信任，叶文津与一些伪政府以及日本官员都走得很近，整日都是大吃大喝花天酒地，丝毫看不到共产党员的影子。这一点实属无奈。
他曾经旅日的经历，使他很快就与日本人熟络了起来，叶文津看出了日本人很贪婪，便与一些军官合作倒卖军火，这看上去是帮日本人牟利，实际上那些军火全部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里。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叶文津为我党输送了送去50多吨物资，20多根金条！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本海军军官武井中校私下联系已是上海市公用局科长的叶文津，表示自己手里还有一批物资运不回国，销毁也不划算，所以想看看叶文津有没有门路将这些东西卖出去。这也是叶文津当上“汉奸”后的好处，在日本人眼里他是值得信赖的。
叶文津深知国共两党将来必有一战，这批武器对我党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于是他心中高兴，不过表面上还是装作很犹豫，以此狠狠的杀了一下价。最后以极低的价格买了下来。
这批物资包括了5辆军用卡车、30多吨粮食、400多支枪、540箱炸药、1000根雷管等等。叶文津拿到手后又想办法搞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公文作掩护，最后成功突破重重关卡，送到了新四军驻地。
按照当时的物价，这批物资就价值万两黄金！并且这种严管物品，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新四军的战士们也想不到，他们有些人作战时所用的枪支，竟是一名“汉奸”送来的。
解放战争爆发后，叶文津经人介绍做回了老本行——《上海时事新报》驻东北特派员，该报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所办，因此基本上没人敢来找茬。这就让叶文津很好地隐藏了身份，继续为我党传递消息。
此后几年他的身份也很多变，一下是记者，一会又成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唯一不变的是他那颗红色的心。
广东解放之前，他想办法弄到了广东省军用地图，辗转交到李克农手上，李克农高兴地说：你这工作做得很好，对解放广东立下了大功。
新中国成立之初，叶文津担任过上海市公私合营电影院联合管理处主任、《人民画报》特约摄影记者等职，不过在1955年却因为“潘案”被指责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因此身陷牢狱。直到1980年2月才彻底平反。
可惜的是，同年6月他就病逝了，不过组织最终认定他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也算是了却他最后的心愿。
新中国能够成立，离不开前线战士的奋勇作战，但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地下工作者的默默付出，他们都是不出名的英雄！
能让他们坚持下来的理由是什么？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爱得深沉，向他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