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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珍宝岛和西沙自卫反击战，人们的关注点大多在前线奋勇拼杀的将士，以及坐镇总部统揽全局的总理和老帅，但要知道，有一个部门对战争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个部门就是解放军总参谋部最重要的一个部——作战部，王扶之当时担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部长。
1975年，王扶之担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如果对历史和兵要地志了解的话，当知道山西（尤其是大同一线的雁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此后，南疆烽烟起，王扶之又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对那段时期的形势有所了解的话，应知道当时我国国防形势最严峻的地区就是西北。王扶之被派到这么重要和关键的地方，可见军委对他的充分信任。
1983年，王扶之在西藏阿里地区 1981年，张爱萍将军到西北检查工作，见到了老下级王扶之。回顾往事，张爱萍将军说：“王扶之呀，还记得你用自行车驮上黄老的事吗？那时你的自行车上可带着三师的司令部呦！” 张爱萍将军口中的黄老就是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抗战时期，黄克诚率部队从山东南下苏北，皖南事变后部队整编为新四军三师。三师集合了八路军115师343旅、344旅的主力，兵力三万多人，为抗战时期我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 1941年3月，王扶之调任新四军三师司令部任作战参谋一职，因师长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不能骑马，便由王扶之骑着自行车驮着黄克诚指挥战斗。先后两年多时间，黄克诚坐在王扶之的自行车上指挥粉碎了六次日寇的大扫荡，在日伪军的重重包围扫荡下，拔除了多个日军炮楼、据点，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王扶之原来不叫“王扶之”，叫“王福治”，小名“拴牢”。1923年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今子洲县）的他幼年丧母，刚学会走路就被爷爷领着吃“百家饭”，稍大一点跟随父亲离开家乡，给人放羊为生。 闲暇时，他喜欢挤在“穷汉”中间听他们闲谈，听他们讲”老刘“的故事。穷汉们说，“老刘”带的队伍专门劫富济贫，给穷人分田地。 ”老刘“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志丹。1935年7月的一天，”老刘“的队伍真的来到王扶之所在的村庄。进村后，他们没有像别的军队那样抓鸡、抢羊、抢牲口，而是给家家户户扫院子、挑水、干农活。王扶之说：他们“用老百姓的东西是借，而且真还！” 被”老刘“的队伍深深吸引的王扶之向一位”长官“模样的提出了入伙的申请。“我们不叫'官长’，叫同志。”时隔八十多年，王扶之至今还记得那位红军纠正的话。 王扶之虽然只有12岁，但是个子比同龄人高，看着像十四五岁的样子，于是，他顺利地加入红26军42师少共青年营，成为一名“红小鬼”。时至今日，他在档案中填写的参加革命的动机依然质朴——“不再放羊，不再受穷，不再挨饿，不再讨饭，不再受欺。” 造册登记时，一位姓张的文书听到“王福治”的读音，不由念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厦倾危，国人扶之”的句子。他对王扶之说：“我看你不如叫王扶之吧！”于是，放羊娃王福治成为了红军战士王扶之。 很快，在一次战斗中，少年王扶之用手中的红缨枪逼住一名敌兵的脖子，缴获了一杆钢枪。根据时间推算，此战应为劳山战斗或榆林桥战斗。此后，他又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山城堡战斗。不久，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王扶之的入伍动机简单质朴。他回忆，那时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什么叫“革命”。真正使他树立“永远跟党走”信念的，是一次差点当“逃兵”的经历。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头顶的“红五星”要换成“青天白日”，王扶之怎么也想不通。他和几个小伙伴商量：“回家去，找别的戴红五星的队伍继续革命。” 还没成行，被发现了。组织科长高农斧把几名战士叫来好一通训：“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党是团结全民族力量一致对外，当抗日救国的先锋军！改编又不改心，红旗还在我们心里！”
组织科长高农斧 已近百岁的王扶之仍难以忘怀那一通训，“我那时刚刚成为一名候补党员，他在关键时刻给我指明方向。”从那以后，他紧紧跟随那面红旗，志向终生不改。 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过平型关、张店、町店、粉碎日寇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讨伐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曹店、郑潭口、淮阴等战役战斗。 他之前读过三个月的私塾，属于土八路里面的文化人，部队选派他培训测绘，后来成为三师8旅22团的测绘股长。因为这段经历，他成为当时我军不多的能看懂军事地图的人才。 1939年，在河北红子殿与日军的作战中，部队缴获了一辆自行车。年轻的王扶之对这个稀罕玩意喜爱的不得了，一有时间就练习骑自行车。没多长时间他就将自行车骑出了花，单手骑，不扶把骑，各种各样的花式。上调师部后，这辆自行车可就派上了大用场。跟随黄克诚的那段时间，通过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初步掌握了指挥作战的技艺。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地区和淮海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有一座五港口炮楼，里面驻有一队伪军，对我军的行动非常不便。黄克诚把王扶之找来：“要是能够把这个据点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就好了，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吧！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黄克诚由于高度近视，因而在军中有个绰号“黄瞎子”。可谁都知道，黄克诚心里敞亮，看问题很准，很有大局观，我军向北发展，抢占东北，就是黄克诚最先向中央建议的。 黄克诚看问题准，看人也很准，他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王扶之，看中的是王扶之不仅脑子好使，而且还胆大心细，遇到事情可以沉稳面对。 王扶之了解到伪军队长的家就在附近村子，这个人也不是骨子里坏透的人，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当了伪军。很快，王扶之通过关系与这位伪军队长见了面，一通晓以大意，搞定这位队长，进而将这座日军建立的炮楼发展为我军的一个情报站。 一天，王扶之来到炮楼想了解一下最近日军的动向，没想到刚坐下就开来了一队鬼子。王扶之急中生智，连忙拉了几个人坐下打麻将。日军进来后，看了一圈指着王扶之问伪军队长他是谁？伪军队长连忙回道，这是从小一起玩大的发小，闲得没事过来打打麻将。 日军走了后，王扶之长舒一口气：“好险，幸好鬼子不懂麻将，要看我在这瞎打，肯定会出问题”。原来王扶之也不懂麻将，在那装模作样的胡吃乱碰。 日寇投降后，新四军三师渡海来到东北，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二纵4师、5师和六纵16师，王扶之任营长、团长，带领部队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夏秋季攻势、辽沈、平津、衡宝、广西等战役战斗，在战斗中先后荣立大功三次。 通过在团部、师部的参谋经历，再到成为部队长的历练，王扶之迅速成长为有勇有谋的军事主官。 1949年1月14日的解放天津战役，王扶之抢下了主攻团的任务。在敌人的凶猛火力下，突上城墙的尖刀排战士一个个牺牲，插上城头的红旗一次次倒下。见此情景，王扶之急了！顾不上横飞的子弹，他一跃而起向城墙突破口冲去。一发子弹袭来，将他的左腿打了个对穿。 “我心里清楚，此时不能下火线。只要我这个团长还在，就是对全团官兵的鼓舞。”斜靠在护城河边的城墙根下，王扶之带伤指挥官兵作战。那面鲜艳的红旗，终于高高飘扬在天津城头。三十九军115师343团成为第一个冲入天津城的部队。 “指挥员靠前，是打胜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王扶之百战沙场、无数次冲锋、七负战伤后，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1950年11月1日，志愿军三十九军发起云山战役。王扶之率领的343团受领的是截断龙头洞公路，阻击敌军援军、截击云山之敌逃跑的任务（见下图左下）。
部队在由明堂洞向龙头洞开进途中，被美军侦察机发现。美骑一师师长得到情报后急令美骑5团和骑7团一个营，附1个155毫米榴炮营2个105毫米榴炮连，向北疾进。 343团侦察股股长薛强带侦察排在部队前面，传回了敌人北进的情报。龙城洞在龙头洞以北十几公里，而我343团此时距离公路还有20公里，敌人是机械化，而我们只能靠两条腿。如让敌人援军北进到龙城洞，将威胁我军主力侧背，进而影响整个云山歼灭战战局。 王扶之当即下令全团轻装，跑步前进。最终，我军的两条腿跑过了美军的汽车轮子。 下午13点，前卫9连刚刚爬上龙头洞以北185.8高地，看到的是从山的另一面爬上来的美军前卫连骑5团1营B连，一通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打死打伤三十多个美军。这是志愿军与美军的第一次交战。 关于这次战斗，参看之前的文章，不再赘述。 云山首战，红军团击退美军四个营，却对三位营级干部执行战场纪律 龙头洞阻击战非常激烈，美军败退后，王扶之上了阵地，看到战士们还在那儿挖防火沟、修工事，王扶之笑了：“力气多了没地儿使是不是？！回营！” 由于第一次面对美军强大的陆空火力，有些之前很勇敢的人在那一瞬间懵了，胆怯了，跑回了后方的伤员收容所。像上文说到的1营的三位营级干部，还有3连连长及少数战士也是轻伤下了阵地。 战后，那些逃离战场的人被甄别出来，执行了战场纪律。 王扶之是个慢性子，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但是话不多，言简意赅，当年指挥打仗时很少对官兵发脾气。官兵们的印象中，王扶之既是一员虎将，但又是一位满怀袍泽之情的“儒将”。 战场上，有时战况对我极为不利，部下问怎么办，王扶之总是平平静静一句话：“还是要守，还要守好！”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他：“战场形势紧张，战局瞬息万变，您就没有着急生气想骂人的时候？”老人操着陕北乡音答：“我骂个甚耶？” 但是，王扶之还是有发脾气的时候。除了龙头洞阻击战那一次，还有一次是在几个月后的马山阻击战。 敌军飞机轰炸，大炮、坦克轰击，2营伤亡惨重。营长给王扶之打电话时都带着哭腔：“团长，下命令撤吧，再不撤，我们2营就打光了……” “要是把马山丢了，我杀你的头！” 很多时候，在下级动摇时，上级的一通骂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让下级头脑马上清醒。非常之时得有非常之言，最终，2营打退了敌军16次进攻，守住了阵地。 很多年后提起那一仗，王扶之很平静地说：“大白天敌机在空中扫射，这个时候往下撤，不是白白送死吗？”
1951年，王扶之在朝鲜战场前线。他这个形象，确实像极了老首长黄克诚大将。 转眼到了1952年夏秋，此时，王扶之已升任三十九军115师代师长。这个时候，我军第一线坑道工事构筑完毕，发起了1952年夏季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 115师负责临津江东的一段防务，王扶之指挥115师四打上浦防东山，每一仗都堪称经典。上浦防东山（正式名称是上浦防东第一无名高地）位于朔宁以东十余公里，距我前沿三百余米，西北与我222.9高地相连，是夹在敌我阵地中间缓冲地带的一个高地。在这个高地志愿军与美军经过了多次拉锯战，由于双方重火力的反复袭击，原本植被繁茂的山头被炸得光秃秃的，因而，它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老秃山。 343团第4次老秃山进攻战斗，战前的情况是：守敌为美二师23团2营E连，加强坦克两辆、八一迫击炮三门，共二百五十余人。其部署：一个排防守老秃山东北山背；一个排防守西山坡；一个排为预备队，配置在高地反斜面；迫击炮阵地位于老秃山与东南无名高地之间；坦克配置在东北山背东侧；连指设主峰东北侧。敌军构成了以地堡群（大小地堡和掩蔽部共九十余个）为骨干，与交通壕、堑壕相连接的支撑点式的环形防御。阵地前沿前设有蛇腹形和一列桩铁丝网各一道。 王扶之决定将四打老秃山的任务交给红军团343团。343团团长耍清川受领任务后进行了认真准备，做出如下部署： 1连在老秃山东北侧担任主攻，该连3排为右翼，突破后，沿山背向主峰攻击；1排为左翼，突破后，首先歼灭反斜面之敌，尔后向主峰发展；2排为二梯队，在3排后跟进。 9连从正面助攻，1排从西北侧突破，向主峰攻击，与3排会合；3排从西侧突破后向主峰攻击；2排为二梯队，在1排后跟进，准备于主峰附近加入战斗，协同1连歼灭反斜面之敌。 团警卫连1排从南侧攻击，突破敌前沿后，主力迅速改修工事，准备阻击东南无名高地可能来援之敌；并以一个班向左接应9连3排。 2连1排附火箭筒一具、无后座力炮一门，进至富兴里沟口，阻击346.6高地及富兴里方向可能来援之敌；以师配属之侦察连3排附火箭筒一具、无后座力炮一门，进至石岘洞沟口，阻击由346.6高地及石岘洞方向可能来援之敌；8连派出一个加强班，进至小毛山，保障攻击分队右翼安全。 我军的支援火力为：师炮兵群（山、野、榴炮三十六门），坦克一师（坦克和自行火炮八辆），343团集中的十八门迫击炮。另以7、8连阵地上之轻重机枪十八挺、高射机枪两挺支援冲击。
战前的准备相当充分，王扶之等师领导亲临前线勘察，耍清川团长亲自带1营营长和作战参谋潜入敌后侦察，步炮观察所在不同位置上进行交会观察，标定射击诸元，各攻击分队组织班以上骨干，现地交待了任务，明确了突破位置和冲击道路。工程准备方面，团里组织兵力，趁夜暗在老秃山山脚下构筑了能容纳两个连兵力的囤兵洞，作为冲击出发阵地。 攻击发起前，王扶之给攻击分队排以上和炮、坦连以上干部做了攻击预案和打反击的战斗经验报告，各分队也在沙盘上研究战斗方案，并选择类似地形进行了多次夜间进攻演练。 7月14日----7月16日，我炮兵对敌工事进行了战前预备性的间断破坏射击，炮兵侦察排长率领指挥小组深入敌后，用报话机为炮兵指示目标，摧毁敌地堡二十二个、坦克一辆，毙敌五十余人。 7月17日凌晨4时，攻击分队隐蔽进入屯兵洞。耍清川团长把4面红旗交给第一连的2班、9班和第九连的2班、3班这4个尖刀班：“看你们谁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主峰！” 7月17日晚21时15分，我炮兵开始火力急袭，将敌前沿地堡大部摧毁。 21时21分，炮火转移，压制敌纵深目标。1连、9连同时发起冲击。 21时59分，全歼守敌250余人（含6名俘虏），1连、9连于主峰胜利会合。 9连是我军第一支与美军交战的连队，1连在1950年11月1日夜首创了以我军一个连全歼美军一个连的战绩。这一次两个英雄连队联手用38分钟全歼了美军一个加强连，仗打得干净利落。
老秃山战斗志愿军向敌军发起冲击 美二师被老秃山打怕了，23团G连奉命反攻，却出现了战场哗变，一个连一哄而散，全跑到了后方。 1953年3月，此前在上甘岭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美七师又来争夺老秃山，这次的对手是志愿军四十七军，美七师伤亡惨重后又使出了赖招，把哥伦比亚营推上来挡子弹，战至3月28日，哥伦比亚营败下阵去。美军被迫承认战败，退出了老秃山争夺战。 到了停战前夕，1953年7月23日晚21：30分，志愿军一军7师21团1营3连（现为一军三师）从老秃山阵地出发，向美七师31团2营G连防守的上浦防东南第二无名高地（即美军的十五号阵地）发动突击，又打出了一个模范战例。全苏式装备的重装军第一军，用一个连全歼美军一个加强连210余人。傅全有一战成名。 此是后话，以后再写。
志愿军总部非常重视四打老秃山这个优秀战例，让115师进行了专题汇报，将战斗经验推广全军。新华社记者刘鸣也专程前来采访。 美军在地面上吃了亏，恼羞成怒，派出了轰炸机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 这一天，王扶之和几位参谋与刘鸣正在师部的坑道里交谈，美军B-29前来轰炸。洞口附近的第一颗炸弹震得洞内尘土飞扬，随后，只听一声巨响，第二颗炸弹在坑道正上方爆炸，二十多米厚的坑道被炸塌，王扶之等七人被埋。 爆炸的气浪把王扶之推到了坑道深处，清醒过后他大声呼喊，只得到了两人回应，另外四人包括新华社记者刘鸣已当场牺牲。为了避免二次塌方，三人小心翼翼地挪动身体，花了三个小时才从压着他们的石头下爬出。 他们所在的空间只有几个立方米，头顶是厚厚的石块、土层，王扶之清楚仅仅依靠他们三个人的力量是断不能出去。为了让救援人员清楚自己的位置，王扶之敲击手边能够发出声音的物体，其他两人也纷纷效仿。 敲击一阵无果后，王扶之判断外面声音嘈杂，定不会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认为没必要接着浪费体力，就不再敲击，转而选择躺着不动来保存体力。水是生命之源，在等待救援时，王扶之把尿液收集起来，准备留到最后时刻。 炸塌的坑道外，政委沈铁兵正在组织并指挥大家紧急救援。 事情汇报到军部，军长吴信泉立即派来工兵营。上报到志愿军总部，总部指示：全力抢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务必挖出来。在军委主持工作的彭总得知后，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王扶之等同志抢救出来，万一牺牲了你们也要将遗体挖出，运回祖国安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面的人判断王扶之他们生还的希望愈发渺茫。花名册上，王扶之的名字后面已经标注了“牺牲”，紧急准备的一口棺材也运来了。 就在大家筋疲力尽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名工兵突然大喊：“报告，有两只苍蝇从土里飞出来！” 人们判断这两只苍蝇是爆炸前就在坑道里面，坑道炸塌后被困。有苍蝇就说明有空气，就说明埋在坑道里的王扶之他们还活着！ 围绕着苍蝇飞出处展开了紧张挖掘，终于，被埋38小时后，战士们终于找到了王扶之。王扶之依然很冷静，他命令先把另两人救出，自己最后一个才出来。
当得知两只苍蝇的故事后，王扶之说：“要是没有飞出去的两只苍蝇，我王扶之就完了，它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再也不打苍蝇！”然而，由于军情紧张，工兵们挖掘完成后很快离去，王扶之未能找到那位发现了两只苍蝇的战士。 1953年，三十九军撤到后方担任朝鲜西海岸的防御任务。作战任务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上级考虑到王扶之的伤情，将他送回国内治疗。 这一年，少小离家十八年的王扶之终于有机会回家看看。 到了县城后，山路崎岖，车不能行。王扶之带着警卫员买了不少东西，遂决定雇一辆毛驴车。 路上，赶车的老汉与警卫员攀谈起来，说道自己也有个娃当年参加了红军，一走十八年也不知道生死......走在前面的王扶之听着老汉和警卫员的谈话，越听越像是说的自己家里的事。他连忙走到老汉跟前仔细打量，大喊一声：“大大！ ......”
截止2022年底，新中国开国将帅中在世的仅有四人，王扶之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每年，家人们要给老爷子过两个生日，一个是家乡习俗的阴历九月的生日，另一个是1952年8月2日他的重生之日。
当年，那位崖畔苦伶仃的陕北放羊娃，子洲红小鬼的红军小战士，一生征战南北，百战余生的虎将，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去年9月，老将军过百岁寿辰，家人特意做了首《百岁辞》为老爷子庆生。老人家身体依然健朗，《百岁辞》里高声吟唱： 大风起兮云飞扬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声明：刊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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