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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完美的夫妻,全网点赞,0人吐槽

 昵称zWojhGnh 2023-01-09 发布于广东


如果说,这世间还有我羡慕的真感情,就是钱钟书与杨绛了。

在他眼中,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她眼中,他是最天真的人,最博识的学者。

所谓爱,就是这样了吧!





《我们仨》的开头,杨绛写了一场大梦。

一场离别梦。

苍茫静谧的黄昏中,她怎么也找不到钱钟书。

四野莽莽,一无所踪。
醒来,她悲伤不已,埋怨他:“为什么不等一等?为什么要撇下她,一个人自顾自的走?”

钱钟书回答说:“那是老人特有的梦,只有老人才会做这样的梦。”

可她不敢告诉他,梦里,钱钟书去世。

她与女儿圆圆去送。

他在某个地方等她。

那里朦胧神秘,一切消息都是迷迷糊糊的。不许问,不许探听,不许回应。
 
杨绛说,为了能在梦里见到他,她走啊走,古驿栈道路崎岖,脚下没有底,总是高一脚低一脚。

她摔倒了,没能及时站起来。

只是环顾四周,发现爱人没出现,泪如泉涌。

这是与挚爱之人提前预演的离别。

她心碎如绞。

宁愿变成一颗望夫石,一直等。等他回家。




1932年,两人初遇,一见如故。

侃侃而谈之后,钱钟书急着说:“外界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

杨绛则接了一句:“我也没有男朋友。”

此后,钱钟书三天两头写信给杨绛。

后来改成一天一封。

他在信中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杨绛觉得,就这点与她志趣相投。

她虽然学了四年政治,可是并没有救世济民之大志。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杨绛一回屋里,她总知道有封信在等她。

动情是火光四溅。
爱是细水长流。

在长久的信件往来中,心意相通,默契渐浓,杨绛也爱上了这个才华横溢的书呆子。

1935年7月,钱钟书与杨绛结婚。

婚后一起去牛津求学。

两个年轻人,都是生活白痴。

但彼此最般配。

钱钟书一辈子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的手势像孩子一样一把抓。

他们租了房子,准备融入异乡,去寻找朋友。

可钱钟书很快就把计划打乱了。

他独自出门,下公交车的时候,不知怎么地,竟摔了一跤,脸着地,门牙嗑断了半颗。

他没有直接去医院,而是用手绢捂着嘴,一路走回家。

回到家后,手绢血红。

杨绛看见了,惶急不已。

幸好朋友之中有个医生,才有了解决办法。

钱钟书是天才,过目不忘,阅读量惊人,人如同行走的活字典。

但他也天真,童心未泯,生活自理能力差,不会照顾自己,对许多世俗常识一无所知。

如果没人在身边,饿死都有可能。

没办法。

照顾他的任务,杨绛心甘情愿接了过来。

虽然她自己也笨拙、没经验。

比如,她买来扁豆。一面剥,一面抱怨这豆子划不来,皮太厚,豆太小。

后来才知道,原来扁豆就是带皮吃的。

还有一回,他们买了活虾。

杨绛吹牛:“我保证一剪刀下去就能干掉它。”

她站在厨房里,刚剪了一刀,就吓得一溜烟跑了。

钱钟书问,怎么了?

“虾,我一剪,它就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

后来,钱钟书吃不惯西餐,说想吃红烧肉。

杨绛就买来味道不正宗的肉、酱油、生姜,切成块之后,使劲儿地煮——

因为怕煮不熟,汤煮没了,又拼命加水。

反正就是煮。

煮干了继续煮。

可想而知,那味道,绝了。

但他们吃得不亦乐乎。

后来,她不想煮传统的红烧肉了,干脆买来雪莉酒当黄酒用,汤也不到掉,只是去了沫子。

这样的肉好吃吗?

钱钟书说好吃,他吃得很快活。

后来熟练了些,终于像模像样了,把嫩羊肉切成丝,与钱钟书一起,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

两人,一屋,三餐,四季,满室繁书,生活虽单调,但也乐在其中。

那时他们是神仙眷侣。

而牛津正好是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每天早上,一起出门散步,享受雾蒙蒙的早晨时光。

晚饭后,再出门散步,大街小巷,校园之外,教堂、闹市、郊区,一处处地逛,遇到喜欢的小店也要进去看看。

他们把这样的闲逛叫做“探险”。

怀上孩子后,钱钟书总是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不满意。她觉得,自己只想要一个女儿,像钟书的。





刚生下孩子,杨绛在医院里休养,钱钟书每天来医院报到。

一开始是为了去看杨绛,陪她说话。

后来就变成了“事故报告会”了。

他一出现,就苦着脸,“我做坏事了。”

今天是打翻了墨水,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明天是把灯砸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

后天,他的脸简直苦得堪比苦瓜。

“门轴弄坏了。”

杨绛挪了挪尚在恢复中的身子,“嗯,不要紧,我会换。”

听了杨绛的话,钱钟书总是点点头,放心地回去了。

出院后,这些东西果然修好了。

他相信杨绛,她说不要紧,他就愿意等。

他们在异国求学30多年,两人一直相依相伴。

直到1927年早春,一家人回国,在北京安了家。

那时候,北京刚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钱钟书啥也不会。点汽化炉,也得靠杨绛来。

有一天早上,钱钟书做早餐。

居然做成功了!

他努力镇定地,按捺住无限欣喜,装作若无其事地端上早餐。盘子里有他自己最爱吃的猪油年糕。

杨绛抬头看他,看他满面春色,神采飞扬。

惊叹:“哎,谁给你点的火呀?”

钱钟书嘚瑟一早上,就等她这一句呢。他得意地说,“我会划火柴了!”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划火柴,就为了做一顿早饭。

女儿的到来,没让钱钟书变成一个严厉的父亲。

反而愈发“幼稚”。

每天临睡前,他都会在女儿被窝里埋置“地雷”。

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

女儿知道父亲的“恶习”,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窝里的东西一一取出。

这种恶作剧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

可是钱钟书百玩不厌。

所以,女儿小时候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他会半夜三更,跑出去帮猫打架。

会在杨绛午睡时,饱蘸浓墨,给她画花脸。

会在女儿熟睡时,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被他老母亲一顿训斥,不敢再画了。

会在看《西游记》,边看边比划,口中念念有词,时而悟空,时而八戒;一会“老孙来也”,一会“猴哥救我”,手舞足蹈,乐此不疲。




珍珠港事件后,两人困在上海。

生活越来越苦,物价每天都在涨,工资却时有时无。

钱钟书总是在书房写作,窗户正好对着邻居家的窗户。

那邻居每次经过,都发现对面有个人在奋笔疾书。

邻居觉得,整整三年,都端坐在书桌前写个不停,肯定病得不轻。

而他“病得不轻”时写的书,正是《管锥编》这本天书。

全书约一百三十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

堪称“国学大典”。

而他因此书,被无数读者视为”文化昆仑”。

在这个过程中,杨绛一直陪在身边。

他人觉得钱钟书迂。

她却觉得天真。

他人觉得钱钟书不合时宜。

她觉得他清静渊博,别有洞天。

她从不争辩。

“和谁都不争,和谁争都不屑。”

后来很不幸,夫妇俩成了“旧时知识分子”,为了避免犯错误、惹是非,选择离群索居。

一家人迁进了学部七号楼的办公室。

办公室面积不算宽敞。

走廊的西头是厨房与煤堆。再尽头才是厕所。

当时钱钟书病了,腿脚也不太好,要他走过堆满杂物的走廊去上厕所,太麻烦。

只能在家里解决。

但就是这样一间简陋得不像房子的楼房,却正合两人的心意。
 
因为,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对面的六号楼里。

在这间小屋里,他们一个继续写《管锥编》,另一个继续翻译《堂·吉诃德》。

屋里堆满书和资料。

吃喝只能在书堆之中,找个空隙进行。

当时,各种大人物都想把钱钟书请出家门。

杨绛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有人让他们换房子。

他们一个说:“这里很方便。”

另一个说,“这里很舒服。”

换了房子,又得去花时间适应新环境了,书不知道去哪里借了,朋友们也不知道如何相聚了。

种种借口,在别人眼里显得莫名其妙,在钱钟书与杨绛眼里,却再普通不过。
 
两人就这样,一起宅着。

动则好几天不出门。

家里大小事,都归杨绛管,可唯一管不了的就是买书。

有一回,杨绛拦着没让钱钟书买想要的书,结果书被别人买走了。他气得半死,把牢骚发泄到了日记里:

“妇言不可听。”

杨绛一看,哟,真生气了。

以后的岁月里,无论多穷,她都攒下钱,由着他买。

世人都说,他们是势均力敌。

其实,任何长久相伴的爱情,都是共同成长,互相包容。

她懂得他的天赋,也懂得他的软肋。

而他的天赋,她倾尽所有去保护。

他的软肋,她用尽所有去保全。



 
1941年,钱钟书没有收到清华的聘书。
 
10月,西南联大在昆明已经开课三周了,钱钟书还是没有收到聘书。

别人借口说,那份电报可能弄丢了。

杨绛不服,电报也能丢?

可没有办法。

失业就是失业了。

杨绛安慰他:

“能在清华教书是你最称心的事……可是,现在去不成了,不也正好吗?

三人可同甘共苦,一起度过抗战胜利最后来临前的艰难岁月,胜于别离。”

钱钟书很感动,郑重发愿:“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这不是情话,而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承诺。

果然,他说到做到。

1994年,钱钟书病重。

杨绛自己也有冠心病,时常头晕,走路得扶着墙走。有时汽车呼啸而至,她随风就倒。

女儿圆圆开始咳嗽,又因为腰痛,住院检查。

这个杨绛眼里“强于父母,胜于祖宗”的女儿,总是很忙。她当老师,经常备课到半夜。她编辑教材,出差赴会是家常便饭。

圆圆不让父母担心,病况也很少报告家人。

一夜之间,女儿去世。

一年以后,钟书离开。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到一年时间,世上只剩下杨绛一个人了。

杨绛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他离开的那天,杨绛赶到病床前。

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

她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此后,她处理他的身后事。

件件用心,事事不落。

但至于内心的空洞与孤独,却无人能解。

她说,我现在是一个在逃的人。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但是逃哪里去?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他离别后,她翻箱倒柜,寻寻觅觅,把钱钟书的藏书全整理了一遍。

整理完了,又整理手稿、文物、私人物品。

每一次整理,他仿佛都在身边。

这个家,曾是“我们仨”的家,如今只剩她一个人。

是谁说,真爱一个人,才会在晚年之际,多活一段时日。因为,老伴已去,岁月就是悲伤的凌迟。

先走的,才是福多的;

后走的,都是爱多的。

杨绛留了下来。

给予丈夫和女儿,最后的照顾。

2016年,杨绛先生也已经仙逝。享年105岁。

之于一个平静而达观的人,一个拥有神性光芒的智者,她应已洞悉,这只是从一条路,走向另一条路,从一片水域,流向另一片水域而已。

而那片水域中央,有一个人等着,大褂著身,穿布鞋,戴老式眼镜,面容清癯。

他叫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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