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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了这么多年，如果说存在哪些问题的话，那么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农村。 农村最大的危机则是文化和信仰危机。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在上世纪的中国刑法中，流氓罪是一个至今被很多人熟知的罪名。在大众的普遍认识中，流氓罪多与男女之事有关。因而，当时的判例中不仅有男流氓，也有女流氓。 上世纪80年代，流氓罪属于重罪，被列为严打之首，许多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开展的治安大严打，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们决不能再来一次“严打”，当今社会已然承受不起这种高昂的成本。 这两年的青年人失业率特别高（如果算上一些送外卖、开滴滴、做直播的灵活就业群体，这个失业率还会更高），一些农村落后地区出现了不少“街溜子”。 我始终认为，对于农村的“街溜子”，不能一味地惩罚，如果他们都有个好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娶个好媳妇，鬼才愿意一天到晚在村头溜达、找事儿呢。 事实上，流民向来是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疾。 流民是对传统的农耕社会最大的嘲讽，流民居无定所、不事生产、唯恐天下不乱、热衷于搞事情玩阴谋。 当一个农耕社会出现大量流民时，意味着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出现了难以逆转的倒退和破坏。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很多人的祖籍地和工作地相分离，只要有工作机会，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背起行囊转战千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当代流民”。 对于他们来说，生存和挣钱是最高信仰。如果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安置他们的信仰，那就是一个形式和内容都已然落后于时代的“过年”的习俗。 唯一能让他们放弃在大城市赚钱机会的，就是“回家过年”四个字。 可是当他们回到老家，发现这里一片衰败、毫无生机，置身于连村头老黄狗都懒得叫两声的场景下，这些农村青年倍感空虚和躁动。 当前农村这些没有工作、整天在村头溜达，见个面就让烟，三句话离不开“我cao，牛逼”的农村青年，他们往前一步是城市务工者，往后一步就是当代流民。 像河南等省份，其很多农村地区的物质和精神都很贫乏，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和生存危机。 2 现在的农村文化，本质上就是没有文化。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往往把那些功利的、庸俗的、丑恶的行为习惯，奉为文化圭臬。 我们今天固然还在使用汉字和汉语，但我们没有传承下来文化的精神，而只传承了文化的载体。 明朝中期时，人们在走亲访友的同时会互赠一种二寸宽、三寸长的笺纸，笺纸上不仅绘有各类精美灵动的图案，还会用清雅小楷写上对方的姓名和祝福语，类似于现在的贺年卡。 文征明《拜年》诗里说：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为什么，这么高雅的传统就没人传承呢？ 为什么，我们传承下来的都是一些类似于放炮、劝酒、打麻将、斗地主等风俗 （我当然不否认这些也是传统的一部分，但很难说这些是高雅的情趣和行为）？ 你家的鞭炮震天响？我家的比你更响！ 你在别人那儿就能喝，到我这儿就不能喝了？！ 我上次在你那输了钱，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赢回来！ 原来，我们都已经不会裁纸、不会绘工笔画、不会写小楷，只会在酒酣劲高的时候搓搓麻将、斗斗地主，顺便吹吹牛逼。 一次又一次的yun动，已经让我们习惯了去“斗”。鞭炮、劝酒、麻将，这些活动的共同特点是：充斥着一种浓烈的“与人斗”的心理，把这种心理，无缝灌输到一个民族的灵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么难的事情，我们却做到了。 在当代中国农村，一切精神内耗和自我挤兑的现象都在上演。 如果说传统农耕社会的农村，在宗族和地缘的纠合下“抱团取暖”，今天的农村地区，更像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机械手臂抛弃在犄角旮旯的废品。 外地人不愿意来，本地人没有归属感。所有人都在一种客居的状态下，在精神和文化的荒漠里挣扎。 这些年,在地方赶超式的发展思维下，在“高增长和高消费”的喧嚣中，很多地方政府学会了奢侈挥霍,大建楼堂馆所、搞形象工程，为了抬高地价为建一些毫无意义的基础设施…… 城市面貌确实日新月异了，但归属感也越来越淡薄了。 领导的一份红头文件就可以改建一座广场、一条商业街，民众很难觉得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不觉得这里是自己的家。 因为，如果是自己的家，别人无论要干什么，总要经过自己同意的。 3 农村文化是朴实的，也是现实的。“勤劳致富”这句话对农村人特别管用，朴实的农村人特别信奉这句话。 但当勤劳不能致富时，各种人心浮动的现象就在农村显露了出来。 因为无所凭借、无所留恋，所以农村街溜子往往胆子特别大， 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乡绅和士大夫等中间阶层几乎是被暴力机器瞬间碾碎的。 鸦片战争以来，为追求现代化，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不惜解构承载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亲手摧毁维系传统文化的乡绅和自治道德。 （新派知识分子将其比喻为文化上的“自宫”，正如子宫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地方乡绅和中小贵族是基层文化的载体，载体被摧毁了，则文化自然没有所承载之物） 对工业化的渴求压倒了政治参与或政治竞争的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需要资本积累，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也需要资源和资本，只有从农民身上榨取。 农业集体化不过是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征税系统，而这也恰恰顺应了经久不息的儒家传统。 暴力是手段，不是目的。 对于程序正义的忽视，常常使我们把暴力当作目的。 暴力既然是一种摧毁方式，摧毁了一切牛鬼蛇神，但暴力往往不具备审美价值，其所到之处，农村传统优良的道德和文化已经解体，江湖气、丛林法则和精致而冷漠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已然统治了当代中国农村。 当城镇化大浪潮裹挟而来时，农村传统道德观念正面临严峻考验。迷信盛行、拜金主义等一些农村道德失范问题，严重侵蚀着传统乡村秩序。 一些乡镇企业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邻里关系变得淡漠和紧张，经济形势下行导致安全感丧失，焦虑感倍增。农村心理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金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宰性的意识形态。 对于鹿邑县来说，它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而中国对于鹿邑县，却像一个既近又远的幻梦。 鹿邑县有“老子故里”之称，可这里的大部分领导和民众，除了像背歌词似的背几句《道德经》之外，对于老子背后的文化精神，既不感兴趣也缺乏深入了解的精力。 对于这座并不大的城市来说，老子更像是一个招商引资的名片。 文化功利心态导致了真善美的价值的失守，以前还可以靠赚钱来作为生存的信念，当钱越来越难赚时，一切信念都在当代的宏大叙事下变得脆弱。 看似好的事情，执行起来也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基层苦不堪言，既没又没。 当代农村居民精神上的那种虚脱感，恰似文化危机蔓延下的临床病状。 做一个大时代下的平庸的好人，也许是很多人近乎于无奈而很自然的选择。 平庸是底色，也是本色；从历史上来看，好人向来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在一个不那么好的人的带领下，好人们才敢小心翼翼迈出解决问题的一步。 也许，从虚脱到虚无，差的也只是一个无力的回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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