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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49年前特殊年代的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纸色已经发黄，红圆印章也有些模糊了。日前，笔者在撰写有关“知青岁月”文章而查找所收藏的往年日记、资料时翻出了它。 《录取通知书》为16K大小，正反两页，分为两大部分：正面为“录取通知书”。最上方正中印有粗黑字体的“毛主席语录：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下方隔两行正中写着“录取通知书”五个黑体字。再下一行的正文全文如下“桃源公社售口大队革命委员会并转鲍飞立同志：经贫下中农推荐和领导批准，你被光荣地选拔到地区师范学校中教班文科专业学习，我们向你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努力使自己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战士。”右下方为：“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并盖有“安徽省徽州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教育小组”的红圆印章。反面为《入学须知》，共罗列了八项规定，学员入学报到时必须做到。 这张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十分鲜明地反映了当年的时代特征，打上了浓厚的“文革”烙印。那时，无论哪级机关、哪个部门的所发文件、公函都必须要首先在正上方写上相对应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1968年的“文革”时期“斗、批、改”阶段，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单位都成立了名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的党政领导机构；甚至连农村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和下属的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的管理机构也都改称为“革命委员会”了。生产队（小队）则设“革命领导小组”。 “文革”时期，教育部门是受极左路线冲击的重灾区，被污蔑为“黑线专政”。全国大、中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被废除，实行所谓“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办法”，入学学员则统称为“工农兵学员”。1970年秋，全国开始恢复高校和中专的招生。安徽省也不例外，除了撤并后的仅有6所大学相继开学，省革委会又决定，进行中专（含师范学校）招生。原徽州地区（今黄山市）多所师范学校在“文革”中撤销后仅存的唯一一所“徽州地区师范学校”（原“屯溪师范”校址）也开始招生，以适应当时全省各地盲目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特别是高调提出“小学不出队，中学不出社”的口号，不少市、县初中增设高中班，小学增设初中班，造成中学各学科老师奇缺从而急需的形势，要尽快培养一大批中小学师资队伍，走上基层教育教学岗位。
那时的任何文件和讲话，都须在开头和结尾加上一段“套话”，名曰“穿靴戴帽”。这张正式的师范《录取通知书》当然也不例外，就有诸如“高举”“忠于”之类的时兴词语了。更令人不解的是右下方的“通知部门（单位）”不是“徽州地区师范学校”，而是“徽州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教育小组”（印章署名），即相当于现在的“市教育局”。可见那时的“革命化”“一元化”领导多么到位。再看附后的《入学须知》，竟有八项之多，头一项就是必须“自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1971年“9·13事件”后，强调全党、全国军民都要大力、认真“学马列”。次项则须“自带扁担一根、锄头一把”。1966年，毛主席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指明了“教育革命的方向”，“文革”时期，全国大中小学校都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走“五·七”道路，学工学农，上劳动课。徽州地区师范学校有校办工厂和农田菜地，我们入学后就经常参加校内外的生产劳动，这也是纳入当时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计划之内的。 这张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对我具有重要意义。1972年1月8日，我所插队的徽州地区太平县桃源公社（今安徽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桃源行政村）革委会通知全体知青集中开会，传达了“关于徽州地区师范学校招生”的上级文件。此次从全徽州地区各县的下乡和回乡知青（婚否不计）中招收师范学生近千名，来加强全地区的基层中小学教师力量。具体到本县为95名，本公社为3名。学生毕业分配一律回本县任教，绝大部分回原所在公社去；70%是民办教师；30%是公办教师。公社革委会主任程本保让我们大家好好考虑，自愿报名。开始无人报名，后来在程主任一再催促下，有7个人报了名，我也抱着“跟着别人走”的心态随即报了名。于是程主任去与查桂林书记等领导研究一下后向大家正式宣布了3人推荐名单，我竟然是其中一个，另两个分别为屯溪男知青和太平女知青。真不知公社领导是怎么决定的？散会后，即让我们3人填好了有关表格，上报县里去了。1月23日又通知我们3人到公社医院体检，均为合格。3月19日，我收到了徽州地区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被分配在“中教班文科专业”，要求于5月2日一天内到校报到、入学注册。4月21日，我牢牢记住这一天，我与另一位同读师范的屯溪男知青胡欣贵两人自挑行李，乘坐农村客运班车，往太平县城驶去，第二日又乘客车回到了我家所在地——屯溪。从此永远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太平县桃源公社，永远结束了我的整个人生历程中那一段上山下乡插队落户4年半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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