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中心研究集刊》第二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姚文昌老师授权发布！ 乾隆石经《仪礼》文本变迁考 姚文昌 【内容提要】乾隆石经的刊刻是清代中期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刊刻的内容是完整的十三经白文。尽管乾隆石经本身的价值有限，但乾隆石经的文本变迁却蕴含着深刻的学术史信息。本文意在通过对乾隆石经《仪礼》文本变迁的考察，管窥乾隆石经从文本生成到反复校改的整个变迁过程。 【关键词】乾隆石经 《仪礼》 文本变迁  乾隆石经的刊刻始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所据底本为懋勤殿所藏蒋衡手书十三经。 蒋衡手书十三经开始于雍正五年（1727），毕工于乾隆三年（1738）。其中手书《仪礼》在乾隆元年（1736），文本来源则是明崇祯间葛氏永怀堂刊刻的《十三经古注》[3]。 永怀堂《十三经古注》是明末清初较为通行的一套经书文本，十三经均为经注本。虽号称“古注”，永怀堂本实际上是在明嘉靖福建李元阳刻本《十三经注疏》的基础上刊落经文形成的，不仅如此，经注文字还在李元阳本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新的讹误[4]。既然如此，蒋衡选用永怀堂本作为《仪礼》抄写底本的原因何在？ 蒋氏手书十三经的直接动因是感于唐石经“众手杂书，文多舛错”，进而得王澍“儒而书佛经，不足道”之言的导引，遂决意手书十三经。尽管当时醉心书法，与王澍（虚舟）“相与作书斗胜无虚日”，但蒋衡既然要规避唐石经“文多舛错”之失，理应选取好的文本作为抄写底本。而蒋氏之所以最终将永怀堂本作为抄写的底本，多半是受到了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 蒋衡乃一介经生，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有限，甚至连注疏本都难得一见，遑论宋元善本。即使有善本可供参校，以一己之力遍校群经，亦决非易事。从后来石经馆臣校勘石经的记载来看，蒋衡参校注疏本或其他善本的愿望最终也未能实现。 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皇帝决意刊刻石经，首要工作就是组织学者对蒋衡手书十三经进行校勘。石经的底本校勘工作由彭元瑞主持，随同校勘者为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彦成、刘凤诰、汪廷珍、邵晋涵八人。校勘的步骤是一人领取一经或数经进行校勘，形成分校成果，而后将分校成果交到石经馆，然后集中商讨校改与否，由彭元瑞最终裁定[7]。 《仪礼》的校勘工作由阮元负责，而流传至今日的《仪礼石经校勘记》即是当初的分校成果。 乾隆皇帝下令刊刻石经是在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而《仪礼石经校勘记》在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已经完成，前后用时仅半年，效率不可谓不高。校勘《仪礼》乃“系官事，具有程限”，因此“不能缓缓研求”。即便如此，阮元在校勘《仪礼》之时，仍然一方面罗列众本而校其异同，一方面广泛征求、吸纳当时学者的意见，尽全力提高《仪礼》的文本质量。 《仪礼石经校勘记》在经文的取舍上，完全是基于学术的标准，从而形成了一份能够代表当时学界水平的《仪礼》校勘成果。从蒋衡手书本《仪礼》，到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是对《仪礼》底本质量的一次近乎理想化的学术提升。
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作为一份分校成果，其意见是否最终被吸纳呢？石经馆臣的校记定本现在已无从考察，但石经底本的校勘成果却在彭元瑞编撰的《石经考文提要》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石经考文提要》是在石经校勘成果基础之上，参校天禄琳琅所藏宋版经书在内的“古今流传旧本”及“武英殿官刻诸书”完成的。其中的《仪礼》部分[11]，为我们探究《仪礼》校勘过程中相应的文本变迁提供了可能。下面对《仪礼考文提要》与《仪礼石经校勘记》之间的异同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仪礼考文提要》在形式上比《仪礼石经校勘记》更加规范。“《仪礼考文提要》出文一般比《仪礼石经校勘记》详细，更注重取校定文字所在的语义相对完整的一段话作出文。”“（《仪礼考文提要》）所列版本一般使用全称，并将《钦定三礼义疏》、武英殿本等清代官方颁行的书置于其他版本前，'康’'钦’'武’等字前皆有挪抬。”[12]《仪礼石经校勘记》作为一份石经的分校成果，最初是用来供石经馆臣商酌参考的内部资料，既不需要公开流布，也不需要进呈御览，因此并不需要过分追求格式的规范化和齐整化。 石经底本校勘时间紧，任务重，校勘工作开始得十分匆忙，《仪礼石经校勘记》在保证校勘工作质量前提下，能够条分缕析，做到言必有据，已实属不易。邵晋涵作为《左传》分校的负责人，最终提交石经馆的分校成果就远远没有《仪礼石经校勘记》这般按断准确、眉目清晰，这一点在彭元瑞给邵晋涵的信札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从彭元瑞给邵晋涵的两封信札中可以看出，邵晋涵最终提交的《左传》分校成果体例不尽完善，没有说明校改文字的依据，校改意见也没能誊清，从而给后期校勘成果的汇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仪礼考文提要》乃是彭元瑞奉敕编撰，最终必然要进呈乾隆皇帝御览，在形式上更加完善也是出于客观需要。可以说，文本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仪礼石经校勘记》和《仪礼考文提要》形式上的差异。 其次，《仪礼考文提要》校勘的指向性比《仪礼石经校勘记》更加明确。从《仪礼石经校勘记》的体例来看，石经馆臣的校勘工作并不是以蒋衡手书十三经为底本进行的。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蒋衡手书十三经作为书法作品，经过装裱后藏于懋勤殿，直接取用难免会对文本造成损坏。装裱后的经折本函册众多，而每页字数有限，在校勘过程中使用起来并不方便。既然没有固定的工作底本，校勘工作只能是罗列众本校其异同，对于各本的异文直接予以是非判断，形成对传世经本异文的取舍意见，然后经过集中的商讨，根据最终意见校改蒋衡手书本。 蒋衡手书本《仪礼》的底本是永怀堂本，而永怀堂本与北监本均出自李元阳本，因此，蒋衡手书本《仪礼》与北监本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彭元瑞《仪礼考文提要》以北监本为校勘对象，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以蒋衡手书本《仪礼》为校勘对象，指向性极为明确。因为阮元是汇校各本，所以《仪礼石经校勘记》中多有北监本不误而他本讹误的情况，这些情况在《仪礼考文提要》中自然无法体现，这也是二者校勘条目存在出入的主要原因。 再者，《仪礼考文提要》在内容上大部分吸收了《仪礼石经校勘记》的成果，偶有增删。“与《仪礼石经校勘记》相比，《仪礼考文提要》完全新增的仅有七条。”[14]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汇校众本，单一版本的校勘有所遗漏在所难免，彭元瑞以北监本为校勘底本，校勘理应更加彻底。不仅如此，“《仪礼石经校勘记》在所引版本佐证少的情况下，用他校法或本校法，引据注、疏、释文或他书所引文字进行考辨，还用理校法确定所从文字，多与通行的版本不同。但是《仪礼考文提要》对这类校勘记，谨慎处理，不加吸收”[15]。彭元瑞这种谨慎、客观的态度，应该早在石经校记定本的编撰时就已经形成。这样既可以免去各执一词、訾议纷纭的烦恼，也有利于各经分校成果取舍标准的统一[16]。 彭元瑞之所以采取如此审慎的态度，在满足客观操作需要的同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对官本的关照。彭元瑞奉敕主持石经的校勘和《石经考文提要》的编撰，必然要重视校勘意见与《钦定三礼义疏》、武英殿本等官本的协调性。但是彭元瑞基于学术的考量，并没有完全遵从钦定本、殿本的意见，况且钦定本与殿本也存在文字上的出入。在这种情况下，彭元瑞往往对官本进行冷处理，避而不谈。这些问题也为后来和珅攻击《石经考文提要》进而挖改石经埋下了伏笔。 综上，《仪礼考文提要》在形式和内容上对《仪礼石经校勘记》均有所提升。从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到彭元瑞《仪礼考文提要》，实际上是一个学术文本官方化的过程，其间我们既能看到彭元瑞对经书文字择善而从的坚持，也能看到坚持之中不得已的妥协。
乾隆五十九年（1794）九月，石经刊刻工作即将完成，彭元瑞奏上《石经考文提要》，乾隆皇帝对此大加赞赏。 乾隆皇帝不仅奖赏了彭元瑞，而且将《石经考文提要》提到与《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相同的地位，有意将其刊于石经之后，一来可以纠正通行的坊本、监本之误，二来可以为石经提供文本依据，树立石经的权威。乾隆皇帝甚至有意以《石经考文提要》来规范科举读本。如果照此施行，不仅是对彭元瑞工作的极大肯定，也必将对科举考试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 石经馆总裁有和珅、王杰二人，副总裁有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四人，随同校勘者有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彦成、刘凤诰、汪廷珍、邵晋涵八人，而乾隆皇帝独独奖赏了彭元瑞一人。作为石经刊刻的领事者，与彭元瑞素有嫌隙的和珅唱起了反调。 乾隆皇帝并没有根据和珅的要求降罪彭元瑞，但有意从中调停，于是在一个月之后颁布谕旨，命总裁官对《石经考文提要》“折衷妥议”。 乾隆皇帝在肯定“校刊石经，自应折衷善本，援据精详”的同时，充分考虑科举经书遍布天下的现实，放弃了以《石经考文提要》规范科举读本的想法。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撤回了九月十七日关于《石经考文提要》的谕旨，《乾隆朝上谕档》所载九月十七日谕旨下有附注“此件于十月十六日奉旨撤回，销”[20]。石经文字择善而从，而科举范本一仍其旧，这样折衷的做法，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 和珅对此并不满足。十月十六日谕旨颁布之后，和珅立即根据乾隆皇帝所说《石经考文提要》“不过字句书体间有异同，于圣贤经义初无出入”之意，组织人员编撰了《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一书，指摘《石经考文提要》“殊属拘迂”，阻止其刊布。 《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共有四卷，将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逐一筛查，最终归纳了四类意见：一、“毋庸照改者一百五十六条”；二、“偏旁、虚字无关文义者一百四十五条”；三、“钦遵御纂六经、钦定三礼及《康熙字典》五百四条”；四、“照改刻石八十六条”。[22] 从四类意见的表述来看，明确与《石经考文提要》意见相左的只有第一类，即“毋庸照改者一百五十六条”。具体到《仪礼》部分[23]，共有十三条，如下： 通过以上条目可以发现，《仪礼考文提要举正》驳斥《仪礼考文提要》的主要依据是“钦定本”，也就是《钦定仪礼义疏》。《钦定仪礼义疏》成书于乾隆十三年，是当时官方认可通行的经本。彭元瑞在校勘石经、撰写《仪礼考文提要》之时，对文字取舍与《钦定仪礼义疏》不合之处只说据他书改，而对《钦定仪礼义疏》只字不提。这种淡化处理，意在维护官书权威性的同时，树立石经的权威性。和珅在与彭元瑞的争端中，将石经与《钦定仪礼义疏》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借官书来打压石经，使得石经的权威性大大降低。 乾隆皇帝为了息事宁人，最终同意改变刊刻《石经考文提要》于石经之后的做法，将其“同校勘各档，移交武英殿存贮”，以至于《石经考文提要》在雕版印刷之前，学者难得一见。和珅随后命人根据《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的意见对石经进行了挖改，从而使得彭元瑞、阮元等石经馆臣的校勘成果毁于一旦。[24]  乾隆石经碑石硕大，而石材不佳，年岁积久，难免侵蚀剥泐。光绪十一年（1885），在国子监祭酒盛昱的主持下，乾隆石经开始全面的整修。文字校改的主要依据则是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 时任国子监学录的蔡赓年将石经拟修条目编为《石经奏修字像册》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碑石的文字情况以及校改意见。其中《仪礼》部分[26]，与和珅《仪礼考文提要举正》对应文字如下： 《仪礼考文提要举正》共计十三条，而《奏修仪礼字像册》中有十条相对应。可见《奏修仪礼字像册》虽以《仪礼考文提要》为据，但并未对《仪礼考文提要举正》全盘否定，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谨慎去取。《奏修石经字像册》记录拟修条目总计八百馀条，除去对不同版本文字异同的校改，还有对碑石文字点画舛讹的修订，整体的校勘意见全面而客观。可以说，这次整修工作既是对石经馆臣校勘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和珅挖改石经的一次补救。经过此次修改，乾隆石经文本质量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 乾隆五十六年（1791）石经刊刻工作开始后，石经馆臣首先对十三经的经本进行了分别校勘，《仪礼石经校勘记》是唯一流传于世的分校成果。因此，以《仪礼》为例进行考察，更能展示乾隆石经文本变迁的整个过程。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皇帝曾命廷臣励宗万以唐石经拓本校勘蒋衡手书十三经，撰成《陕搨十三经考异》一册，详列二者异同，保存了蒋衡手书《仪礼》的文字信息。兹举一例，备录励宗万《陕搨十三经考异》、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彭元瑞《仪礼考文提要》、和珅《仪礼考文提要举正》、蔡赓年《奏修仪礼字像册》各家记述，以展示乾隆石经《仪礼》文本变迁的过程： 乾隆初年，蒋衡手书《仪礼》时沿袭了永怀堂本的“男女改服”四字。乾隆末年，阮元奉旨负责石经底本的校勘工作，主张根据唐石经等文本删此四字。彭元瑞作为石经底本校勘的总负责人，采纳了阮元删除“男女改服”四字的意见。和珅意在驳斥《石经考文提要》，故而以《钦定仪礼义疏》为依据，主张保留“男女改服”四字。光绪间修整石经，蔡赓年将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作为重要参考，认为“男女改服”四字乃衍文，理应删改。 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乾隆石经《仪礼》的文本变迁过程：蒋衡手书《仪礼》之时善本难求，只能选取通行的永怀堂本作为底本；阮元校勘石经《仪礼》底本时，完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取得了丰硕的校勘成果；彭元瑞编撰《仪礼考文提要》时，仍坚持经书文字择善而从，而对《钦定仪礼义疏》相左之处，则隐而不论；和珅纂集《仪礼考文提要举正》，以维护科举读本为出发点，借《钦定仪礼义疏》攻击《仪礼考文提要》；光绪间整修石经，在文字校勘上再次表现出择善而从的倾向，是对彭元瑞等石经馆臣校勘工作的认可与深化。 乾隆石经的最后一次整修发生在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间，正是清王朝“同光中兴”的繁荣期。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科举的废除、清王朝的覆灭，乾隆石经在此后的百馀年中几乎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无关世风教化。 [5] 蒋衡《跋书十三经残字册》，《拙存堂文初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8册影印清乾隆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7页。 [6] 蒋衡《与黄楚惟》，《拙存堂文集初集》卷七，道光刻本，第二十二页。转引自张涛《由动机与影响论定乾隆石经的性质》，《史林》2014年第3期，第62页。 [7] 参见拙文《彭元瑞与乾隆石经》，《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1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233-242页。 [8] 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序》，影印清道光间《文选楼丛书》汇印乾隆六十年七录书阁刻本，广陵书社，2011年，第1567页。 [9] 焦循《仪礼石经校勘记后序》，《文选楼丛书》，第1606页。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8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216-217页。 [11] 以下简称“《仪礼考文提要》”。 [12] 井超《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平议》，《文史》2019年第3辑，第135页。 [13] 朱炯编《朱兰文集·南江先生年谱初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6页。 [14] 井超《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平议》，第137页。 [15] 井超《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平议》，第139页。 [16] 洪亮吉有《上石经馆总裁书》，提出石经底本校勘建议二十四条，整体较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更为理想化，甚至不具备可操作性，最终不为彭氏所用。参见张涛《试论清儒洪亮吉的石经校勘规划》，《历史文献研究》第41辑，广陵书社，2018年，第286-295页。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8册，第216-217页。 [18] 姚元之撰，李解民点校《竹叶亭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第94页。 [19] 和珅等奉敕撰《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卷首，《故宫珍本丛刊》第21册影印清乾隆内府钞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09-310页。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8册，第217页。 [21] 和珅等奉敕撰《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卷首，《故宫珍本丛刊》第21册，第311-312页。 [22] 第一类之外，其余各类数目与内文所载皆有出入，参见张涛《乾隆石经论著提要六种》，《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二十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115页。 [23] 以下简称“《仪礼考文提要举正》”。 [24] 嘉庆四年，和珅坐法身亡。嘉庆八年，彭元瑞再次上书，奏请改刻石经，碍于官书的影响，最终不了了之。参见拙文《乾隆石经磨改考实》，《清史研究》2020年第1期。 [25] 蔡赓年《奏修石经字像册》，《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8册影印清稿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47页。 [26] 以下简称“《奏修仪礼字像册》”。 [27] 金蟠、葛鼒编校《十三经古注》卷十三，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崇祯间葛氏永怀堂刻本，齐鲁书社，2013年，第623页。 [28] 励宗万《陕搨十三经考异》，《故宫珍本丛刊》第21册影印清乾隆十一年写定稿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29] 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卷三，《文选楼丛书》，第1594页。 [30] 彭元瑞奉敕撰《石经考文提要》卷五，《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10册影印清嘉庆六年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54页。 [31] 和珅等奉敕撰《钦定石经考文提要举正》卷一，《故宫珍本丛刊》第21册，第316页。 [32] 蔡赓年《奏修石经字像册》，《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8册，第612页。 【作者简介】 姚文昌，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目录版本学、石刻文献学。整理有《语石》等。 相关链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