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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 8 月 4 日，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来到普利茅斯，这是德文郡西部最大的城市，也是许多海军和海事历史的骄傲故乡，他的访问标志着美国几个月前才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整整三年。 在盟军一方姗姗来迟的声明之前，英国公众很容易将其解释为漠不关心，但是，虽然佩奇的美国同胞是怀疑的对象，但佩奇本人却深受英国东道主的喜爱和尊重。 沃尔特·海因斯·佩奇不知疲倦地主张美国参战，这一努力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损害——他活得足够长，足以看到战争的结束。 然而，在他的美国同胞中，有人怀疑佩奇的亲英症是一种病态的，他长期支持与德国开战只是他痛苦的症状。  佩奇从他在伦敦的官邸出发，在欢呼的人群中抵达普利茅斯车站：“整个城镇的街道两旁都是所有居民，还有更多——显然有数百万人，世界上那个地区的所有人都聚集在那里观看演出。 他们渴望见到佩奇，但也想听听他来西部发表的演讲。佩奇明白，许多英国人仍然怀疑美国没有完全致力于战争努力，需要仔细的保证来说服他们。 佩奇在反思他发表演讲的原因时写道，他觉得他必须做点什么来让“省及英格兰人”放心“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和打算做什么”。 然而，他也强烈地感到，英国人的谨慎态度源于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真正无知，这是他和其他美国人的责任，帮助消除这种无知是他和其他美国人的责任。  佩奇向威尔逊总统最亲密的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解释说：“人们渴望甚至可怜地渴望听到所有细节，事实上，听到有关美国的任何事情;英国人对美国不了解的东西将填满大英博物馆。 事实上，佩奇的演讲是第一次涉足它所规划的领域：演讲文本于当年发表在霍德和斯托顿的“战争小册子”系列中，名为《两个伟大民族的联盟》，读者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听众。 他感叹两国人民之间普遍存在“大量的无知”，作为亲英派和美国的代表，他坚持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新的、热切地强调文化理解和交流。 佩奇时不时地被欢呼声和掌声打断，他向普利茅斯的听众宣布，需要的是一个克服分裂两个国家的相互无知的计划，鉴于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历史时刻，这两个国家应该自然而然地相互同情。  事实上，在他看来，历史对于这种相互理解和同情以及英美关系的未来是绝对必要的。很明显，佩奇认为传播这一点的最佳手段不是通过他习惯的高级政治或外交渠道，而是通过大西洋两岸个人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佩奇建议紧急编写新的美国历史教科书，并成为英国所有学童的必读书。在美国已经是这种情况，新的历史书已经被剔除美国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引起的旧的反英仇恨。 对于成年人来说，在英国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英国人提供的流行讲座可以成为一种新型公共教育的支柱，这种教育将覆盖大量人群。 这可以与无线电广播和电影等尖端媒体相结合，以便两国公民能够建立和维持长期以来属于外交官职权范围的关系，通过互惠讲座、交流流行文化、个人访问和旅游以及对话进行相互交流;这些是佩奇想到的新外交形式，这将意味着共同的过去叙事与面向未来的友谊的融合。  佩奇的演讲恰逢其时，但更重要的是，他为英美共同的过去奠定了基础。广泛的新闻报道和最终的出版意味着佩奇的听众成为全国性的听众，但在那天，他与他的直接听众交谈时非常清楚，并且出于对英格兰西部的真正了解和热情的立场，由于他的健康，他是该地区的常客。 “我无法告诉你你慷慨的英语和热情的德文郡欢迎我有多深......”。他迅速从赞美该县的礼仪转向赞美其历史。鉴于他的直接听众，佩奇自然而然地转向了1620年从普利茅斯起航的五月花朝圣者。 航行的三百周年即将到来，佩奇很快就利用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纪念日的巧合，美国人和英国人曾经在同一边战斗：“五月花号在近三百年前带着它珍贵的货物从这里航行。美国军舰回来了，毫无疑问，还有这些人的后代......” 佩奇对五月花号航行的援引对他的普利茅斯听众有内涵，但还有另一个三百周年纪念，也与泥盆纪有关，佩奇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在访问普利茅斯时没有提到：沃尔特·罗利爵士的死亡。  到二十世纪，罗利在1618年的处决被广泛认为是对历史的嘲弄，是斯图亚特君主声誉上的第一个黑色印记之一。这是美国和英国评论员的共同观点。 沃尔特·佩奇（Walter Page）是北卡罗来纳州人，其首府以杰出的水手，探险家，战士，作家和朝臣的名字命名，他的身体勇气，有原则的爱国主义和博学智慧的结合被视为十七世纪英格兰最好的典范。 碰巧的是，德文郡的大教堂城市埃克塞特是离罗利出生地海耶斯巴顿最近的城市。更西边的海上城市普利茅斯是众所周知的五月花朝圣者的最后一个出发港。 因此，纯粹是历史的偶然性，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两个主要纪念活动奠定了基础：1918 年以埃克塞特为重点的纪念活动;另一个位于1920年的普利茅斯。  但是，尽管英美围绕这些事件的对话很重要，但德文郡的地方竞争也很重要，因为在西南部建立一所新大学的努力与五月花号航行的三百周年和沃尔特爵士的去世有关。 早在1917年，来自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教育活动家就寻求建立一所独立学位授予大学的许可。 但是，当讨论两个三百周年纪念的计划时，出现了与美国建立联系的潜力，从而为泥盆纪大学提供了美国的财政支持。问题是埃克塞特或普利茅斯，罗利或朝圣者是否会获得战利品。 三百周年纪念活动是纪念文化和历史叙事中跨国、区域和地方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案例研究，佩奇是两个三百周年纪念的关键人物，埃克塞特和普利茅斯的当地代表团分别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民族的话语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地方或区域历史叙事及其国际联系那么重要，无论后者往往多么脆弱。  在二十世纪纪念学术中一个更被忽视的方面，即创建教育机构，作为历史纪念活动的物质和持久遗产。“五月花号”和“罗利”三百周年纪念都引发了关于在普利茅斯和埃克塞特建立新大学的可能性的讨论，这些大学建立在现代民主的路线上，至少部分考虑到了美国的捐助者、学生和学者。 在罗利和五月花号周年纪念日，英国地区和国际主义之间的联系取代了任何国家目标或议程，这两个城市都在争夺成为高等教育的地区领导者，每个城市都声称在美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由一群“精英”管理的公开纪念和对过去的建构，可以融入公众想象中的民族团结和共享记忆的话语。 从十九世纪开始，所谓的“公共历史”话语往往被理解为民族主义和例外主义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历史纪念日、纪念日和百年纪念日对英国公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它们可以支持民族团结。  但同样，对历史叙事的强烈关注可能导致地方和地区的紧张关系，国家地位被部署为一种修辞繁荣，其受众同时是国际和地方。 正如最近关于1916年莎士比亚三百周年诞辰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国际主义在大型纪念活动的建筑师的议程上占有重要地位，即使事件或人物具有根深蒂固的“英国”特征。 尽管学者们对历史和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在二十世纪的剧烈变化中占据了公众的想象中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最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对过去的迷恋贯穿了整个时期，特别是在当地的基层。 罗兰·奎诺特（Roland Quinault）强调了这一时期许多纪念活动的精英性质，而保罗·雷德曼（Paul Readman）则通过展示普通男女如何深入参与当地历史，展示了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还可以在保护运动、历史旅游、纪念热潮以及流行甚至参与性历史的增长中看到这种趋势，并增加了日益商业化的大众媒体的成分。  在二十世纪初，有大量关于英国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其中有一条薄薄但充满活力的史学链，专门关注过去在跨大西洋、英美背景下的重要性。 正如埃里克·戈德斯坦（Erik Goldstein）、梅兰妮·霍尔（Melanie Hall）和T·G·奥特（T. G. Otte）所表明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年里，有很多机会来纪念英美共同的时刻，以此来象征英美的未来。 外交历史学家布莱恩·埃瑟里奇（Brian Etheridge）将“记忆外交”确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努力形式，旨在利用历史文化交流来实现外交目的。 可以说，我在这里介绍的案例研究有助于表明，记忆的确切意义和机制可以在局部层面上最有效地理解，个人和机构的作用，以及对教育提供等地方动态的关注，有助于使看似简单的国家交流故事复杂化。  在政治上更高的层面上，研究英美关系的历史学家强调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共同观念的重要性。这一点可能被夸大了，特别是那些强调社会特定阶层的知识史学家。种族和人口构成的变化导致了美国本身身份建构的复杂形式，以及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反英情绪一直是十九世纪美国政治的中流砥柱，尽管战后某些方面明显存在和解，但美国方面仍然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 爱尔兰移民和爱尔兰独立运动推动了这一高度，其他种族群体的新来的共同宗教主义者很可能同情这些运动，远远超过英国的利益，战争结束后，对英国帝国主义图谋的焦虑丝毫未减，甚至与日俱增。 但这种刻薄在英国也得到了回报，正如佩奇对普利茅斯之行的反思所表明的那样。在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对某些美国和英国外交官的吸引力与公民的怀疑之间取得平衡的一种方法是将其与正义、法治和民主等更可转移的抽象价值观一起部署，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视为英国和美国身份的组成部分。  鉴于自由主义的光泽，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工制品，尤其是《大宪章》，适合国际性的“盎格鲁世界”话语。 然而，由于被认为体现在《大宪章》中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因此无论它起源于中世纪朗尼米德的外星世界，它都可以作为一个近乎普遍的象征。 引人注目的是，《大宪章》和美国主权的伟大文件《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被引用，超出了讲英语的受众。 正如大卫·蒙格（David Monger）所表明的那样，在欧洲战争的背景下，这具有重要意义，在这场战争中，“超国家”的共同属性有助于加强欧洲的忠诚。 超国家符号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与种族化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有关，但也可以超越这些字面上的部落名称。 但是，揭示过去的真正力量需要着眼于当地的物质现实，考虑英国地方性与跨大西洋主义之间直接联系的重要性，这里提供的那种关系为英美关系增加了急需的细微差别，这种关系可以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在一个种族标题下涉及两个附属的国家身份，而不是一系列地方和区域身份，这些身份依赖于历史叙事和种族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是英国在国际未来中寻找角色的时期，美国是这一未来的关键合作伙伴。但与此同时，地方有自己的议程、希望和抱负，有时这些与更大的国家议程相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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