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临时工的日子

唯我英才 2023-01-10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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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底，保定一中在小操场给我们六个高中毕业班开动员大会，要求同学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上山下乡当知青。大会轰轰烈烈，响应者寥寥无几。我也因家长不同意的原因，没有在学校报名到农村当“知识青年”。1974年1月初拿到高中毕业证后，灰溜溜的赖在城里成了低人一等的“社会青年”。

高中毕业证上的照片/1973年8月

　　那会儿还没有“待业青年”这一说，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不存在失业这个词。我们从上小学就是有组织的人，接受的教育就是“听xxx的话，做革命事业接班人”、“愿当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心中想的是学好知识掌握本领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人民”。唯独这次没有听党的话去上山下乡当农民，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深感辜负了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那段时间自责、迷茫、焦躁，经常向父母发些无名火，今天想来其实真正对不起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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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岁的大小伙子在家吃闲饭，那滋味谁闲在家里谁知道。那年月征兵、招工都是从农村青年中挑选，待在城里找个临时工也非常困难。1974年4月，我在电影机械厂建筑工地当小工，和泥搬砖每天1.5元。好像干了一个多月，建筑队长知道了我是没有下乡的“社会青年”，通知我不用来了。1974年7月，我又找了第二份临时工，在六零四厂制作盖楼房的预制板，每天1.8元，那活比当小工要累多了。可惜只干了十天，也因为是“社会青年”被辞退了。其实各级革命委员会早给陷在迷宫里的“社会青年”设计了唯一的出口，一条上山下乡的“金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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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荡到八、九月份，家里托人给我找了一份在税务局征收自行车牌照税的临时工作。当时一共招了二十人，先在北市区财税科集中进行学习，至今还记得领导讲征税的意义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经过简单考试后，根据家庭住址把我们就近分到了各区的财税科。

1965年~1973年税务分局公章名称的变化

　　我和顾本丽、卜占会、小刘、小邓等六人被分到新市区财税科（1970年前叫税务分局，文革中期叫财税科，现在直接叫某某区税务局）。财税科在新市区革命委员会大院南边一排平房里，科长有专门办公室，我们和其他科员混在一起办公。到了采暖期后，办公室早晨和下午各供一两个小时汽暖。供气时暖气片烫的摸不得，室内很热，我们每天在室内体验春夏秋冬，等室内凉透了也到了下班的时间。

1965年~1975年税票（完税证）的变化（河北省财政厅税务局——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财金局）

　　我和小邓一组，负责征收棉纺厂等几个单位。一般情况下，我们先与对方财务科联系约定时间，再到那个单位集中征收自行车牌照税，每辆每年2.4元，到各单位按花名册收税都比较顺利，但也避免不了有一些漏网之鱼。和我搭伙的小邓是个爱面子的大男孩，工作挺积极，开始一接电话就激动的语无伦次。那天电话一响，他跑过去抓起话筒“喂！喂！……喂！怎么不说话？”大家很奇怪，一看他把话筒拿倒了，听筒对着嘴巴，话筒对着耳朵，我说：“你拿倒了。”小邓脸一红说：“我故意的。”紧接着他对着话筒说“好好，我们上马就去！”我说咱们别骑马了，还是骑车去吧。

1975、1981、1982、1984、1988、1992年自行车使用证

　　棉纺厂是个近万人的大厂，一天就能收两千多块钱。我第一次接触那么多钱，感觉是一笔巨款。那会儿最大面值是十元，收的税款都是零碎的一元两元和毛票，收工时要把各种面值的钞票分类捆扎，学会了快速点钱（至少两遍），捆钱，因为是“过路财神”，所以大意不得。现在人们一说“数钱数到手抽筋”，我就想起那个时候。那会儿刑事案件很少，我们两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也没有防范意识，把装着“巨款”的军用挎包挂在车把上，说说笑笑骑着自行车回单位交帐了事。

　　快过年了，各单位牌照税的征收工作临近尾声，科里让我们几个到街上向卖猪肉的老乡征收屠宰税，征收标准是每头猪2元。卖肉的老乡不知道我们这几个人要干什么，当我们掏出税票说要征税，老乡一下子慌了。我们费劲口舌向他解释征税的意义，可老乡就是舍不得交那两块钱。再看老乡那铃铛不响哪都响的旧自行车上不大的一块肉，我们不忍心再强征那两块钱的屠宰税，互相交换了眼神后给老乡说别卖了，回去自家吃吧。俗话说“慈不带兵”，其实心慈也征不了税。那天我们让国库少收入两块钱。如果碰到态度蛮横的主，那对不起，他不交税还真走不了。

财税科挨着工商科，他们经常上街抓小商小贩，那年头私人在城市卖东西叫“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商科也有临时工，他们心狠敢下手，抓住小贩后撅秤杆、抢秤砣、没收东西。我们办公室吴老太太对他们的做法颇有微词：“他们抢人家东西经常私分。有几次还拿给财税科，我们拒绝了，不吃那抢来的东西！”临近春节期间，有些老乡把家里种的蔬菜花生瓜子或鸡蛋之类换点零钱过年，记得好像是腊月二十四，一个倒霉的老乡落在了执法者手里，他舍不得放弃被没收的东西，一路央求跟着那些执法的家伙到了新市区革委会门口，指望着工商科开恩。门卫不让进，他就在门口守着。第二天早晨我们来上班，那老乡竟然还待在大门口！我们临时工也是草民一个，无权过问也无力帮助人家，急匆匆加快脚步，不忍心看那个可怜的老乡。

1975年1月本人经手办理的自行车使用证

　　1975年初，我们集中到西大街北边一个胡同里。成立了“保定市自行车牌照税稽征处”，三个区的临时工也由最初的二十人陆续减员只剩下四个人。

　　稽征处不是处室的处，在此“处”当地方讲。负责我们几个临时工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大名苏红勤，是税务局的在编职员。我们都随着稽征处的张会计等叫她小苏，有时也开玩笑叫她苏处长。小苏性格开朗，写字笔锋刚健，像个男人写的字，我们都拿来当字帖。那时临时工也要参加每周六的政治学习，也得写学习心得，贴在宣传栏里，小苏有时偷懒，就让我们其中模仿她的字最像的帮忙代笔。

北京牌照换成保定牌照

　　稽征处的日常工作是给本市居民新购自行车办理牌照，为外地调入本市的人员办理更换本地牌照手续。补办未按时缴纳自行车牌照税并加收滞纳金。比在区财税科轻松多了。

　　工作空闲之时，李欽捧着一本“无线电”杂志研究元件电路，小吴照着字帖琢磨楷书的点横撇捺……，我却总感觉心里不踏实：临时工，临时工，随时可能被辞工。1975年3月，保定市安排一批知青到近郊区插队，我把下乡各种手续办完后的3月30日，回办公室辞别各位同事：“我明天就下乡当知青了。”大家感到很突然，虽说相处只有几个月，但刚出校门的一帮年轻人有共同语言，工作着是快乐的。那天握手话别，从此再无交集。

临时工收入微薄（每天一元钱），在单位只能算三等公民，但缓解了就业的压力，舒缓了焦躁的情绪，也是一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