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后记
鲁迅
（补充了三则材料，语言还算温文。）
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还得稍加说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话，是出于ZM君（孙伏园）登在《京报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的。（指《鲁迅先生的笑话》）其时我正因为回答“青年必读书”，说“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ZM君便发表了我在讲堂上口说的话，大约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给我解围。现在就钞一点在下面——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即项羽）……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他原是清代的秀才，在当时报刊上，常有似通非通的诗作发表，所以这里称之为“名士”。在鲁迅发表这谈话之前不久，吴佩孚正因在奉直战争中失败，暂时隐居湖北武昌西山的庙中）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北洋直系军阀。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他在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作战失败后，避居日本）的“放下枪枝，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第一处，解释了为什么要说“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样偏激的话。）
1、强者不用文字表白。
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普遍。）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记得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现在却差远了，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末还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武者君登在《京报副刊》（约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我因此又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过了十天，就“碰壁”；又过了十天，陈源教授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流言”，过了半年，据《晨报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发表的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徐志摩，浙江海宁人。先后留学欧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新月派诗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有人称他为“诗圣”；徐志摩追随泰戈尔左右，当时也有人称徐为“诗哲”），则“捏造事实传布流言”的倒是我了。真是世事白云苍狗（变幻无常的意思），不禁感慨系之矣！（《忽然想到》写作的原因，以及被论敌污蔑的原因。）
2、指出自己受到了污蔑。
又，我在《“公理”的把戏》中说杨荫榆女士“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那地点是错误的，后来知道那时的请客是西长安街的西安饭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们“碰壁”的那天，这才换了地方，“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或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我凭空结撰的了。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庶几“收之桑榆”云。（《后汉书·冯异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两句话比喻起初虽有所失，但终于得到了补救。）（对吃饭地点的纠正。）
3、指出对方指责的无据。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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