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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家苏东坡作为饮食达人为后人称道，但大部分人不知道他对医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刚出道凤翔时就誊写太医院药方张贴于市，指导百姓用药。后人将他收集的药方，和他的政治对手、古代难得科学家沈括（详见苏东坡为什么惹上“乌台诗案”？）的《良方》合编为《苏沈良方》。 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几乎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程，几千年来瘟疫一直就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敌人。苏东坡所处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病频发的时期。据统计，三百余年的赵宋王朝，曾发生过四十二次大规模的瘟疫，其中发生于两宋都城开封和杭州的就有二十几次。最惨烈的是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 苏东坡第一次遭遇瘟疫，是在“乌台诗案”后他被贬谪到黄州时段。这时他是个没有权力的谪官，对疫情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但是面对肆虐的疫情，苏东坡实在不忍旁观，毅然贡献出老朋友让其不能外传的秘方。“其方不知所从出，得之于眉山人巢君谷。谷多学，好方秘，惜此方不传其子，余苦求得之。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授余，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余窃隘之，乃以传蕲水人庞君安时。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圣散子叙》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苏东坡知杭州，适逢时疫大作,“圣散子”再次大显身手。“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圣散子后叙》 杭州是水陆交通要塞，人口流动频繁，因而“疫死比他处常多”。而且，彼时杭州患病之人实在太多，单靠零散无组织的方剂和慈善救济已难以应对时疫。更令其雪上加霜的是，当时杭州城有五十万人，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所以，苏东坡认识到，必须设立“病坊”。 于是，苏东坡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还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设立了“安乐坊”。他聘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为了勉励僧人，他对那些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为了让安乐坊长久经营下去，后来采用当时很普遍的置田获利方法，以使资金来源稳定。苏东坡还将收到“某宣德”的一笔“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的礼金，以此人名义转捐给了安乐坊。苏东坡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值得一提的是，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很快引起朝廷关注并在全国推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 朝廷将安乐坊改赐名安济坊，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 虽然苏东坡救了许多百姓，但可悲的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朝云却也是死于瘟疫之下。在东坡晚年被贬到惠州后，因环境恶劣，朝云在第三个年头就感染了当地的瘟疫，她身子弱，各种药方都不好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一书中，却记载了“圣散子方”杀人无数的史实： “宣和（1121-1125）后此药（即圣散子方）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趋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人之之惑盖有至是也。” 北宋末年女真人包围了汴京，爆发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这一年，可能是北宋历史上最为寒冷的一年，长期的围困、饥饿、战争和死亡，往往伴随着瘟疫的流行，这一次也不例外。于是，人们重新发掘出苏轼的“圣散子方”，结果这一次不仅未能救人于水火，反而导致“杀人无数”。 对此，后来的一位医学家，南宋人朱肱在他所著的《伤寒类症活人书》中认为，可能和这一药方的施治范围有关。 毕竟，无论是湖北黄州，还是浙江杭州，大都属于湿热气候，而河南开封，属于北方，而且，靖康年间，又赶上百年一遇的酷寒，因此，不加辨别地盲目使用，可能会适得其反。而这正是中医辨症施治的根本精神，一言以蔽之，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圣散子方”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结果却因此酿成人间惨剧，这显然和苏轼无关。 千年后我们遭遇席卷全球的疫情，在用药上有很多艰辛的探索。其实如果我们能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就不会走不该走的弯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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