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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在前面 前段时间读了一本有关台湾的书，其作者杨渡先生情怀悲悯，他认为宝岛史的悲哀在于近代风雨飘摇之中，此地成了话语权交锋的工具，失却了父祖的血脉故事，以及历史应有的理解与宽容。 亚细亚的孤儿确是命途多舛。自甲午战争后直至二战结束，台湾经历了漫长的五十年日据时期。五十年，是一代人的童年、青年、中年至壮年，甚至一生。好容易日寇铁蹄退去，然彼时当局不念民生，以致人心尽失。即将大一统之际，又第七舰队横断两岸旧梦。“白色的恐惧”紧随其后，人心惶惑、四面楚歌，直至八十年代方休。而新时代、新千年间，“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所做尽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事，真个是“反认他乡是故乡”了。忆其往昔，再观其今日，令人心中唏嘘无限。 二、70年代之前 20世纪20-40年代台湾处于日据时期，其音乐市场并未受到上海国语时代曲的影响，当时较流行的是台湾传统民谣和日语歌。直到五十年代，国语时代曲南迁香港，才得以在台湾斩露头角，成为台湾国语歌曲的主流，也是台湾本地国语歌曲的领路者。邓丽君便是最早演唱台湾“自产”国语歌曲的歌手之一。同一时期，随着美国驻军的到来，英语歌亦风靡一时，并且在60年代成为台湾青年的首选，掀起了一阵“翻唱热潮”。很多“民歌运动”前后的音乐人，如罗大佑、齐豫、苏芮等，都深受英文歌曲的影响。英语歌曲的流行虽然奠定了台湾流行音乐中欧美文化元素的根基，但由于对台湾本地音乐的侵占挤压，也成了“民歌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1966年，美黛的一首《意难忘》打开了台湾流行音乐的新局面，随后《今天不回家》再次促进其风靡。此时至70年代中期，庄奴、左宏元、翁清溪、刘家昌等创作人以及姚苏蓉、邓丽君、刘文正等歌手的出现，具有“轻快明朗”本土特色的台湾音乐开始逐步崛起，并在华语乐坛体现出它的重要位置。不过由于此时台湾音乐工业尚不健全，很多歌手在香港或日本等地寻求发展，也使台湾流行音乐在东南亚产生广泛影响。 三、1975-1981，民歌运动 众所周知台湾在70年代面临的困境。一向“依赖”西方的台湾体会到来自西方的“强烈的失落感”。很多人在动荡中离开了台湾，而留下的一些人们则自觉地唤起了民族意识、本土意识的反思，他们努力要创造“自己的东西”。社会思潮的高涨也影响着文艺思潮，文学领域中的“乡土文学热潮”、艺术领域中的“民俗画”、“民族音乐研究”、“京剧改革”等，都使台湾本土文化得到重视。而体现在流行音乐领域中的就是“现代民歌运动”。“民歌运动”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和重要飞跃。它号召年轻人“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 1975年6月6日，一个名叫杨弦的年轻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一场“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演唱了8首自己谱曲的歌，而歌词出自余光中先生的《白玉苦瓜》诗集。1975年9月，杨弦的作品被制成唱片《中国现代民歌集》公开出版并取得不俗的销量。这被认为是民歌运动的开端，杨弦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民歌之父”。 1976年10月，留洋回来的青年李双泽，为了抗议西洋歌曲，在淡江民谣演唱会上摔了一个杯子（一说可乐瓶）。“淡江事件”是又一个“民歌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更多年轻人加入“写自己的歌”的队伍中，“民歌运动”达到高潮。 新事物的诞生总是坎坷，民歌亦不例外地受到当时“学院派”的质疑，引发了“现代民歌大论战”。直至1976年，在“中广”《热门音乐”主持人陶晓清的推动下，一度沉寂的民歌运动再次掀起热潮。1977年10月，《我们的歌》三辑唱片甫出两月便销售一空，早期的重要推动者都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如杨弦、胡德夫、吴楚楚等。 由于“民歌运动”，台湾青年得以从音乐文化上找到了自己的根源，同时，“清新之风”代替“委婉之风”，成为台湾流行音乐的新特征。 四、校园歌曲与民谣风 1977-1978年，“现代民歌大论战”后，新格唱片的“金韵奖”和海山唱片的“民谣风”掀起了一阵“校园歌曲”风潮。他们不再把民歌运动扩大至整个社会或民族，而将学生作为他们诉求的主要对象。于是“校园歌曲”开始取代“现代民歌”，成为民歌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1977年起，“新格唱片”每四年举行一次“金韵奖大赛”，挖掘出一大批校园歌手。如齐豫、包美圣、李建复等，同时她们的很多歌曲被纷纷传唱，成为经典。如《橄榄树》、《捉泥鳅》、《龙的传人》等。可与“新格唱片”比肩的“海山唱片”自1978年起，连续四年每年推出一张《民谣风》唱片，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有《恰似你的温柔》、《乡间的小路》等。 “民歌手”成为这一时期年轻人的标志。朴实的外形、自然的唱法、自弹自唱的形式、更多的原创歌词等特征都和60年代的国语时代曲有着鲜明的区别，使台湾的流行音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民歌运动后期，“民风乐府”和“天水乐集”两个组织团体对民歌的推广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天水乐集”由李寿全、蔡琴、李建复等六人组成，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制作了两张经典但不“卖座”的专辑：《柴拉克汗》和《一千个春天》。而此时台湾经济开始腾飞，流行音乐都市化、商业化趋势加重，清新朴实的“民歌运动”已无力抵挡商业大潮的冲击，开始疏远主流生活、逐渐地走向尾声。“天水乐集”亦于1982年解散，与“民歌运动”一道，结束了它们在台湾流行音乐史中的使命。这是“一代有一代的声音”的另一个例证，终究是抵不过历史的潮涨潮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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