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 CENTURY
九旬在世愧苍生 ——郑超麟先生访谈记 李海文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20世纪60年代我师从肖超然、王向立老师学习党史时就知道郑超麟在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周恩来生平等研究过程中，对郑超麟老人及托派组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大革命时期，郑超麟是中国共产党十分活跃的高级干部，担任过宣传部秘书(当时的秘书相当现在的秘书长)，在《向导》上写了大量文章。1929年因参加托派被开除出党。1931年5月1日托派统一大会召开，郑超麟是代表之一，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任宣传部长。不到三个星期，因叛徒出卖，郑超麟等人于5月21日被捕，后于1937年8月29日出狱。1952年12月22日，郑超麟因托派问题被公安部门逮捕，1979年6月5日获释，在上海安排了住房。1979年郑超麟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记得他刚出狱不久，我从一个内部简报中看到，他表示自己的观点不变。一个人一生坐了30多年牢，出狱后还说观点不变。这种人世上少有，是顽固不化还是忠贞不渝？ 
图 |上世纪40年代郑超麟与妻子刘静贞、儿子郑弗来全家福 
向郑老当面请教关于 周恩来入党的若干问题， 被誉为“活的百科全书”的他 回忆旅欧往事 1991年林晓霖给我打电话，说她要去上海，希望我介绍几个参加过革命的老人。我当即介绍了郑超麟和张纪恩。她从上海回来后和我谈起郑老的情况。她说郑老住处狭小，生活清贫，但是乐观，精神矍铄。 1995年11月，我到上海出差，那时郑超麟先生已经是95岁高龄。10日在普陀区党史办公室主任华校生的陪同下，去看望郑超麟先生。一上楼梯正对着他的门口，两间房子，没有装修，可以说是陋室，但是充满阳光，到处堆着书，书香扑鼻。他正坐在书桌前看书。见有客人，抬起头。他头戴贝雷帽，一身笔挺、合身的西装，胸前的咖啡色领带格外显眼。一看就是留过洋的人，仪表堂堂，风度不减当年。书桌上铺着台布，房间虽小，拥挤，但是明亮、干净、讲究、有品位。我走到书桌前，附在他的耳旁轻声说：“我是晓霖的朋友。”他眼睛一亮，笑着让我坐下，拉着我的手，问：“有什么问题要问？”和蔼可亲。 我首先问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张申府的情况。郑老爽快地说：张申府名义是通讯员，他在欧洲有一个任务就是发展党的组织。他第一个发展刘清扬，第二个发展周恩来。1920年在国内已经开过几次会议，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赵世炎、陈公培(吴明)已经参加了组织，不是张申府发展的。 我们写《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时，已经知道1921年3月，周恩来在张申府、刘清扬介绍下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现在称早期共产党组织)。这个小组还有赵世炎、陈公培，共五个人。张申府是北京大学的讲师，1920年8月与李大钊在北京共同参加党的发起工作。年底应聘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教书，他同刘清扬结为夫妻。刘清扬和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同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早就相识。天津与北京很近，联系很多。1919年9月21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觉悟社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李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将男女同学组成团体，出版《觉悟》等都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此后，觉悟社还从北京邀请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讲演。开过各种问题的讨论会，分组研究“白话文学”“学生根本的觉悟”“妇女解放”“工读主义”等新思潮专题。共同钻研新思潮的各种理论，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特别是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在陶然亭召开茶话会，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四个团体的代表共20多人，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会上，刘清扬报告开会宗旨，邓文淑(即邓颖超)介绍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出说明，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会议决定由到会诸团体各推三名代表继续讨论联络问题。李大钊早就认识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1945年七大时周恩来填的履历表上是“1922年夏党中央批准为旅法组中共党员。”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在悼词中沿用这一说法。1984年7月5日，我和廖心文一起采访赵世炎烈士的夫人夏之栩同志。同年11月6日，我和郑淑云、李静第二次去采访她，采访快结束时，她提出“恩来的入党时间”的问题，她说：“党成立之前各地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共产党小组有：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周恩来。因为国内和日本小组派代表参加了一大，他们的党龄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时算起。而旅欧的小组没有派人来参加一大，只有旅欧的党员，共产主义小组不算党龄，从1922年算起。这是不合理的。”回来后，廖心文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引起中央组织部的重视，向党中央打了报告。中共中央1985年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承认了周恩来是1921年3月入党。 关于周恩来入党时间，我还有一个问题。1984年11月12日我和熊华源采访何长工。熊华源是负责写1949年到1966年的年谱，我们采访何老是请他讲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地质工作的情况，没有想到，他开口先给我们讲了一件与旅欧同志的党籍相关的事情。他说，1980年9月12日召开的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要增选他为副主席，需要公布他的简介。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查他的档案是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对他说：周恩来是1922年入党，你怎么是1921年入党？也改为1922年吧。这样他改为1922年。我问何老：你的上级是谁？他说：高风。但是，何老不知道高风的上级是谁？不知道高风是和谁联系的？ 何长工、高风都是湖南华容人。高风1886年出生，比何老大14岁。高风1915年从湖南高级师范毕业后，回华容高级小学教书。1918年高风、何长工等十几个人一起从湖南到北京，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参加了五四运动，认识了从湖南到北京来的蔡和森、毛泽东。1920年12月他们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周恩来是1920年11月赴法。1922年6月高风出席了在巴黎西郊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1923年2月出席在巴黎西郊召开的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同年转为共产党员。我请教郑老：当时在欧洲是不是有若干个党的组织？ 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而少年共产党，即团的组织参加的人多，一般活动都是由少年共产党出面领导，所以知道少年共产党的人多，而知道共产党组织的人少。据郑老书中回忆，1923年2月召开少年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有人提议开除张申府，因他只是普通团员，却处处干涉团的事务，郑超麟也跟在他们后面起哄。周恩来在会上替张辩护，但是大会还是通过了开除张申府的决议。可见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因而闹出这样的误会。 
图 |1923年“少年共产党”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大会合影。后排左起十为周恩来；前排左二为赵世炎、左四为郑超麟、左六为陈乔年，左八为陈延年，左十一为王若飞 郑老说，他只知道高风参加的是少年共产党。何长工的事他不知道。他是1924年7月回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高风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和高风很熟。1923年3月他们以少年共产党身份一起到莫斯科学习，他和高风同行。1924年又一起回国到了上海。中央分配他到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分配高风到保定工作，任中共保定市委书记。1926年10月高风在保定牺牲了。郑老说，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是高风发展为党员的。北洋军阀将其他的青年人都放出来了，枪毙了高风。大家都很敬佩高风。 我查资料得知高风在1923年就转为共产党员。可见共产党保守秘密之严格。高风回国后，派到北京区党委，先到河南，1926年4月任保定市委书记仅半年时间，就在清苑、望都等十几个县建立党组织，并将工青妇等革命组织从城市迅速发展到农村。他因叛徒出卖而于1926年9月18日同机关十几个同志一起被捕，党内机密文件以及李大钊给高风的亲笔信均被抄走。在敌人审讯时，高风承担下全部责任，用生命掩护了被捕的同志。他这种崇高的品德必然得到大家的敬佩。 郑老说关于旅欧的情况资料太少了，知情人太少。从前是以勤工俭学生为主。当时分四派，他写了一篇文章《记尹宽》，是以尹宽为线索来写勤工俭学生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郑老在武汉当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因为我婆婆林轩是李求实的侄女，我编了《李求实文集》，写了《李求实小传》，很自然问他在武汉时是不见过求实？他说：求实介绍陈修良(女)到宣传部当干事，让郑照顾她。 郑老说：周恩来送我们从法国到柏林。我们那批人一起由柏林到莫斯科。他说，周恩来有这个本事，你同他来往，他对你很好，做事周到。无论对什么人，周恩来都表现得很亲密。他和什么人接触，对方都被他的真诚、细致入微而折服，很快成为朋友。他能团结人。 郑老说：1929年3月18日，我第一次被捕，是偶然被捕。住在亭子间的何资深夫人(共产党员)，借用我住在三楼的房间接待客人。没有想到这位客人告密。敌人是来捕何资深夫人，牵连到我们，一共捕了7人。被捕时，我已经不编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了。因我同李立三意见不合。李立三派人代替我的工作，要让我到莫斯科去读书。我是闲住着时被捕的。这次是周恩来将我救出来的。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说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何资深夫人的，这样将我保释出来，那天是4月29日。出来之后我才接触到托派。何资深夫人被判了8个月。
听郑老讲述好友、“军委四烈士”之一 颜昌颐鲜为人知的经历 我又问了一些早期共产党员的情况。1929年9月1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一起牺牲后，周恩来写过一篇文章。 郑老说：我与彭湃关系不密切。但是和颜昌颐是好朋友。他是中央军委几个负责人之一。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义之前，颜昌颐尚未结婚。军委办训练班，训练如何做隐蔽工作。有时俄文讲义，他拿来让我翻译，有时干脆让我拿着俄文讲义去讲课。每次听课的人只有七八个人。记得一次教秘密通信的办法，我只知道药水密写一个方法，教了之后，也知道不少其他方法。就在这时相熟的。他有时带我到大世界。大世界楼顶有个游戏场，还到新世界、永安公司玩。让我玩，颜自己在游戏场旁边和同志接头。任务完成了，我们一起离开。 北伐军到了长沙，颜昌颐也到长沙去了，在那认识了傅凤君。颜把女朋友带到上海结婚，请大家吃饭，住在溧阳路石库门房子。我和王若飞到他家祝贺。王若飞送他一对红蜡烛，并写了一副对联：“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这是杜甫诗中的两句，王若飞和他们开玩笑。王若飞是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主任，颜昌颐的家是军委办事处机关。傅的父亲是有地位的士绅。 以后颜常让我去他家。傅凤君喜欢文学。我以为她是从内陆来的女学生，不会知道多少。谁知她说起中国的新文学来，有些小说我都没有看过，有些作家我连姓名也不知道。那几年我不看文学刊物。但是傅凤君还是欢迎我去。颜昌颐特别忙，常常不在上海。 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省委领导人何资深住在傅凤君家里，傅的父亲是长沙有地位的士绅，人家不会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此事。叶青叛变后供出何资深，何代号叫梧桐。何知道叶青被捕了，就赶快离开了何家。国民党抓不到何资深，就抓了傅凤君。当时在长沙教育会坪是枪毙共产党的地方。傅凤君被杀头。当时上海报纸关于此事有详细的报道。 我从报上看到傅凤君被杀头消息特别震动。颜昌颐受了枪伤，到上海开刀。在医院治伤很快好了，又到外地工作。一开始他不知道爱人已牺牲。有一天他回到上海，我的朋友汪泽楷在我家欢迎他。他俩在街上，边走边讲，讲着讲着，汪泽楷告诉他老婆牺牲的消息。颜说他已经知道了，没有表现出太难过。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每天都有牺牲。 郑老说，1929年4月我从监狱里出来，搬到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住，那时我已经接触到托派。7月间，有十几个托派在我家开会。有一次颜昌颐碰着了。他一进来，陈独秀说不要告诉他。我们的会马上就不开了。他一看情况就很明白，问了几句话就走了。我相信他不会报告中央。 郑老介绍颜昌颐的这些情况丰富了我所写的颜昌颐小传内容。 郑老说：江苏省委派王克全找我们谈话。当时杨贤江是支部书记，我和夫人刘静贞、汪泽楷夫妇都在这个支部。王克全拉着李初梨一块来的，与我们辩论了好久。我认为不应该对陈独秀那样斗争。李初梨一声不吭，只做记录。 郑老讲，1929年11月江苏省委先开除汪泽楷、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到12月中央才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坎坷一生的郑老说：我很惭愧， 和我一起的都牺牲了 郑老头脑清楚、耳聪目明，反应灵敏，侃侃而谈，完全不像95岁的人。 我问：“郑老，您坐这么多年牢，你怎么过来的？”他说在里面可以写书，但是“文革”中将他写的东西都烧了，十分可惜。我见他兴致勃勃，大胆问他：“你的信念没变，是这样的吗？”他笑而不答，只是说：“你看我的书吧。”起身拿了一本他1993年出的《怀旧集》，签名送给我。 
图 |1995年11月10日，郑超麟在家中接待来访的党史学者李海文 我问了他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人物的事情，他很高兴能有机会谈论这些往事。他起身坐到床边，让我坐旁边的椅子上，他指着靠床的墙上挂着的三幅照片，一一给我看，有他早逝的儿子和已经去世的夫人。我问：那你现在和谁生活？谁照顾你？他说，和侄孙女郑晓方一起生活。话语间，可以看出他对目前生活很满意。 我又问道：“你坐了27年牢，你怎么能够活这么大岁数？”他收住笑容，严肃地对我说：“我很惭愧，和我一起的都牺牲了。有的是飞机摔下来的。我无论怎样痛苦，我认为是应当的。我参加少共，考虑三天。考虑有没有决心牺牲、坐牢。要参加革命是要抛头颅、洒热血，我连命都不在乎。国民党都判我死刑，照了相就要执行了。”他停了一下又说：“我现在还在这里，比起牺牲的同志惭愧。一个革命家应该有这个下场。陈独秀被捕关在南京，他呼呼睡觉。他是真正革命家。我不如他。”他的一席话令我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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