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和德 2023年第1期 总第788期   2008年，刘厚老在平凉崆峒山留影 （摄影：罗松） 我认得刘厚生先生很早，和他有亲密交往则较晚。 1956年11月，上海市文化局与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在长江剧场（旧称卡尔登大戏院）举办南北昆剧会演。中国戏曲研究院派了一个小组去观摩，内中有我。到了上海后，立即去文化局报到。接待我们的就是时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刘厚生。那时他35岁，风度温文尔雅，安排细致周到。1964年他调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不久就“文革”了。再次留有记忆的是1985年4月，我参加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他为剧协副主席，参与主持剧协工作。而我与他关系密切起来，是1987年他担任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之后，这与在上海初次见到他已相隔31年了。 刘厚老大概从几方面对我有所了解：一是他主管《戏剧报》时会审读我的投稿；二是他担任戏曲学会副会长，成了我的领导，与我这个秘书长接触较多；三是从第四届（1987）中国戏剧梅花奖起，我也被约当评委，常与他一起看戏、开会。承蒙他的器重，1989年11月16日，他亲自到我家来恳谈，要调我去剧协工作。那时我已58岁，很快就要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退休了，对刘厚老的动员是动了心的。只因张庚先生不同意，也就作罢。张庚先生这样做也是对我的一种爱护，希望我继续潜心研究戏曲。 刘厚老长我10岁。他比张庚先生小10岁，比郭汉城先生小4岁。这三位都是我钦敬的师长。一起出差机会较多的是刘厚老，尤其是上海。刘厚老少年时在上海读书，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地下党员身份在上海戏剧界活动。我则由崇明到上海读书9年（1945－1954）。我们二人似乎都有“上海情结”，出差上海是最愉快的事。刘厚老在上海有许多好友，一到上海，就要抽空去看望他们，似乎已成习惯，而且总是乘公交车往返。我多次劝他，你虽是“老上海”，毕竟年纪大了，腰又不好（后来还绑着护腰钢架），应告知接待单位派车接送，比较便捷安全。他哪里肯听，既不用公家车，也舍不得打出租。他曾经带我去看望朋友两次，值得一记。 1992年11月下旬，上海举办“越剧改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刘厚老和我都应邀参加，做了发言。会开了4天，研讨会成果后来以《重新走向辉煌》为题结集出版。就在散会后的一天（11月29日），刘厚老要我同他去袁雪芬老师家，说是预先约好的。袁老师还请了廖临夫妇、梅朵夫妇作陪。廖临、梅朵两位先生都是1946年袁雪芬的剧团改编鲁迅小说《祝福》为越剧《祥林嫂》的积极支持者。廖临即罗林，是《时事新报》的记者，首次在报纸上披露了《鲁迅名著搬上越剧舞台》的消息。梅朵是《文汇报》记者，在《祥林嫂》首演日，到化装间访问袁雪芬，第二天将采访记录发表在报上。这次餐聚是故友重逢，十分亲切。我是晩辈，洗耳恭听。午餐后，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收进了《袁雪芬自述：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  1992年11月，在袁雪芬家的朋友聚会。前排左起：姚芳藻、袁雪芬、童丽娟。后排左起：刘厚生、梅朵、廖临、龚和德 1997年3月下旬，由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牵头举办的“上海京剧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华东大酒店开了5天，会后编成文集出版。这次研讨会收到张庚、王元化两位前辈的贺信。刘厚老对我说：“我们得去看看王元化先生，谢谢他对这次会议的支持。”我藏有元化先生的《传统与反传统》等著作多种，特别是读过他发表在《中国文化》第12期上的《关于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很想见见这位久仰的文化学者，遂于4月1日下午随同前往。刘厚老只比王元化小1岁，相见时，执礼甚恭。坐不多时，元化先生的夫人张可老师也由保姆扶出来相见。她容装端雅，坐在茶几旁的椅上，表情呆滞，默无一言。显然，她是带病会客，是元化先生对刘厚老造访格外友好的安排吧。后来我读到余秋雨先生《霜冷长河》中的《长者》一文，才知道这对夫妻的爱情传奇和坎坷的人生经历。能见到他俩，实感有幸。从王家告辞出来后，刘厚老又要去看望于伶先生，其时于伶已病重住院，就向他夫人柏李女士了解近况，表达慰问。大约过了两个多月，于伶先生与世长辞了。 这两次陪同访友，使我深深感到刘厚老是个十分念旧的多情之人。 刘厚老对戏曲学会的工作是极其重视和充满热情的。只说两件事。 《中国戏曲学会章程》第六条规定：“设立'中国戏曲学会奖’，奖励优秀的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和创作演出，扩大它们的社会影响。”研究成果的奖一直没有颁发过。创作演出的奖，第一个在1989年颁给了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第二个在1993年颁给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西厢记》。这第二个奖是刘厚老建议的。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984年第一次进京演出，以《五女拜寿》给首都观众留下美好印象。她们准备于1992年9月第二次进京展演，请了一些北京专家先去杭州观看。8月下旬，一行18人到杭州看了《西厢记》《陆游与唐琬》和《红丝错》。前两出戏是茅威涛主演，开了座谈会。9月下旬起，“小百花”在北京的首都剧场及中央党校礼堂等处，演出17场，盛况空前。我在北京又连看了三次《西厢记》，一次《陆游与唐琬》。刘厚老在杭州和北京也看了三次《西厢记》。有次散戏时，他对我说：“戏曲学会可以考虑给《西厢记》颁奖。”1993年6月24日，戏曲学会的会长工作会议正式讨论刘厚老的提议，表决同意授奖。“中国戏曲学会奖”的特点是要推动获奖剧目的创作总结和学术讨论，听取不同意见，以利进一步提高。这个活动，当时是由中国戏曲学会、《报日人民》文艺部和当地文化局三家联合主办。经过一番筹备，颁奖仪式于同年10月18日举行，会长张庚先生亲自向《西厢记》主演茅威涛颁发奖品——有铭文的金盾。随后开了两天会。会上成果及会外评论以《小百花〈西厢记〉创作评论集》于1994年6月出版。 我为什么要把刘厚老的这个建议作为一件事来说呢？这是因为他与越剧的关系非同一般。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要重视戏曲”，就由朋友介绍他到雪声剧团工作，他曾给该团导演过两出戏。到了新中国，以袁雪芬为院长的上海越剧院有“四大精品”，其中之一是袁雪芬主演的《西厢记》。浙江的“小百花”也要演《西厢记》，就面临一个问题，用杨小青导演的话来说：“是按前辈的演出复排呢，还是走自己的路？按后者，难度大而且有风险，最终，剧种发展的使命感促使我们选择了后者。”①实践证明，她们的选择取得了成功。刘厚老把这个成功概括为“在需要突破时出现的突破”②。刘厚老认为，“越剧自1976年重新恢复演出以来在艺术创造上徘徊不前”，“其艺术风格样式都是在过去的樊篱之内”，这个局面的突破已出现在“浙西厢”中，因而它“成为越剧的一座新的里程碑”③。刘厚老的判断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越剧1942年以来的改革所形成的新的艺术形态表明，在对两个“奶娘”的学习、借鉴中，话剧的影响力比较显著，建立了以“剧务部”为名的编导制，舞台艺术的综合力及其整体效果得到明显加强。相比而言，昆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表演身段的设计和美化上，故称参加这项工作的昆剧老师为“技导”。就是说，向昆剧学习还停留在表演技术层面上，尚未深入到戏曲的美学精神，尤其时空处理仍受话剧观念的束缚。碰巧的是，1992年9－10月间，我在北京多次看了“小百花”的《西厢记》，11月27日也在北京看了上海越剧院出访归来汇报演出的《西厢记》，两相比照，杨小青执导的《西厢记》是更加戏曲化也更加现代化了。所以，戏曲学会讨论时都赞同刘厚老的建议。袁雪芬院长也是中国戏曲学会的副会长，对“小百花”《西厢记》做出颁奖决定后，特请刘厚老给袁老师写信沟通。开研讨会时，也请了上海越剧院的代表和上海的评论家一起来参加。最后出书，由刘厚老代表中国戏曲学会担任主编，并起草《前言》。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刘厚老的大局意识：不因与袁雪芬有40多年的友情，而在支持“小百花”艺术探索的成就上有顾虑、有犹豫。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2001年6月，中国剧协等单位联合举行杨小青导演艺术研讨会时，我就以刘厚老的“在需要突破时出现的突破”这句话作为发言题目，探讨了“小百花”如何让越剧向戏曲精神的回归中寻求同当代观众审美需求相契合的一些经验。④ 刘厚生手稿：选编“新中国五十年新戏曲百种”草案 /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另一件重要的事，刘厚老于2001年2月给中国戏曲学会写了一封倡议书，在纪念毛泽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50周年之际，选编一部《新中国五十年新戏曲一百种》，以显示半个世纪“戏曲创作的光辉成果……为当世做完整记录，为后世留优秀遗产，为剧团供演出选材，为读者荐优美戏文”。倡议书中包括：（一）规模和时限；（二）内容；（三）选择原则；（四）做法；（五）日程；（六）经费；（七）其他。字很小，写了三页半。在“选择原则”中，除了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的要求外，还提出“不照顾地区、剧种、剧团、作者、民族，不受过去各种评奖的约束”。在“做法”中，提出要由戏曲学会内和学会外两方面专家共同参加评选，“采取反复研讨、协商、试验投票等方法，逐步筛选减少，最后用无记名投票决定，过半数者当选”，等等。总之，想得很细、很具体。刘厚老的这个倡议获得戏曲学会领导成员的一致赞成。 2003年1月21日，在张庚会长主持的会议上做出决定，要把选编这本书作为重点工作来做。是年9月，张庚先生不幸因病去世。2004年5月19日的会长工作会议推定薛若琳、王安葵负责编选的组织领导工作，书名定为《新中国百种曲》，后来正式出版时改为《中国当代百种曲》。经过专家组多次讨论，最后选出：整理改编传统戏三卷40出，新编历史戏和古代故事剧三卷33出，现代戏三卷36出，共九卷109出；分属46个剧种，其中包括6个少数民族戏曲剧种，于2007年出版。该书《前言》说：“入选的作品并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样板’，今天看来，还会觉得它们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这是55年来戏曲工作者劳动的成果，是我们走过的足迹，是继续前进的出发点。”⑤我相信，这套戏曲剧本选，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厚老在倡议书中提到的四个“为”的作用，一定会不断地彰显出来。 从1996年的《刘厚生戏曲长短文》，到2017年的《暮鼓集》，刘厚老先后出版了7本文集，收入文章480多篇。刘厚老在戏剧界的职务性质，基本上属于组织管理。他在第一本文集的《自编自白》中说过：“占领我生命时间最多的第一是开会……说两万次也不见得夸张多大，其中大多数是无效劳动或反复折腾。第二是看戏，大约总在两三千次之间。这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工作，没什么可埋怨的。然而因此读书做学问的时间实在就不多了。”⑥他说的是实情。但我要给他补充一句：第三是写作。他一生勤奋，是一位收获丰硕的戏剧评论家、研究家。他“难忘话剧，热爱戏曲”。翻阅他的文集，深感他对中国话剧、戏曲以及曲艺，方方面面，关系之深，视野之广，思考之勤，业界少有。他的理论话题主要集中在如何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上，与此相关，有戏曲的艺术特征，剧种建设，剧目创作，表演艺术家和艺术流派，戏曲演员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理解“移步不换形”，等等。话剧方面的史论文章也不少。他又是个热心人，朋友的集体项目或个人著述请他作序，可谓有求必应。我的阅读兴趣，侧重于刘厚老对前辈或同辈名家的纪念、回忆、评述。 这里试以我曾经见过却又十分生疏的前辈于伶先生（1907—1997）为例。1954年9月，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上听过他做的长篇艺术总结报告。后来又在张庚先生《再谈剧诗》一文中看到他对于伶剧本《七月流火》的分析和赞扬。直至读了刘厚老的《说于伶》等文章后，才对这位剧界重要人物的经历、贡献、品格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于伶是剧作家，又是戏剧活动家，1932年开始独幕剧创作和业余戏剧活动，所演作品“充满了呼喊救亡图强、鞭挞民贼汉奸的斗争精神”。到了抗战期间的“孤岛”上海和重庆，“敏感到戏剧不能仅仅是一种直接进行政治宣传的传声筒，必须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才能更深地感染观众的灵魂和情操”，他就深入开掘有长期生活基础的上海和江南的人物、故事，出现了《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长夜行》等名作。刘厚老说，“他心情最舒畅的日子”，就是1949年5月27日随解放军进入上海参加接管这一时期了。1950年夏衍兼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于伶实际是常务副局长。刘厚老“有相当长时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1951年2月，上海举行周信芳演剧生活50周年纪念会和有各剧种老艺人参加的敬老会，是于伶亲自主持的。那时我正在上海读书，是“麒迷”，闻讯前去观瞻，在康乐酒家，梅兰芳刚由北京抵达上海，赶来祝贺，我见到了梅周二位大师的热烈拥抱。这是新中国为德高望重的戏曲名家举行舞台生活若干年纪念活动的开端。1955年，于伶受“潘杨”冤案株连，坐冷板凳10年。他的压卷之作《七月流火》就是在心情抑郁中写出来的。“1966年起连遭十次抄家，无数次批斗，然后九年监狱。他进入了另一种形态的斗争，他依然战斗了过来。”当于伶“失踪”时，夫人柏李一人苦守，盆栽一棵小榕树，“树犹人也”，借以寄托思念和期盼，有诗为证： 为有瓶榕一树春，年年伴我数阴晴。 每从枝叶征消息，青绿黄中卜死生。 于伶回家后，激动不已，以诗和之： 抄家十次未等闲，寂寞小园亦自然。 榕树情深迎候我，生机勃勃胜当年。 刘厚老称于伶“是我们伟大革命时代的峥嵘的儿子”，并写了五言长诗《献给于伶》。⑦ 刘厚老笔下的人物还有（以生年先后为序）：盖叫天、欧阳予倩、张彭春、洪深、梅兰芳、周信芳、余上沅、田汉、夏衍、熊佛西、阳翰笙、俞振飞、程砚秋、应云卫、黄佐临、石凌鹤、阿甲、陈白尘、曹禺、陈鲤庭、张骏祥、杨村彬、贺孟斧、姜椿芳、葛一虹、欧阳山尊、蒋月泉、夏淳、陈伯华、邵滨孙、杨兰春、袁雪芬、顾锡东、红线女等。这些文章有长有短，角度也有不同，但都表达了他对这些人物的情谊和敬意，有交往的经历，也有观摩心得或查阅资料的收获，为我们延伸阅读和继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2019年3月，龚和德与夫人汪醒华到医院看望刘厚老 2015年12月，刘厚老的夫人傅惠珍老师跌倒骨折，10多天后逝世。去他府上吊唁时，他对我说：“想上吊挂不了绳子，跳楼万一不死更加痛苦，放煤气怕祸及邻居。”是戏言，却也吐露出了无生趣的哀伤。但他还是坚强地活着，继续工作，编完了他最后一本文集。2017年11月，刘厚老因肺炎入住协和医院，得到他的外甥熊必琥先生的悉心照顾。我见刘厚老的最后一面是2019年3月18日，比前几次看他胖了些，精神也不错，高兴地给他拍了一段视频，发给2018年专程来医院探望过他的上海好友马博敏、黎中城、单跃进等。护工还给我们夫妻与刘厚老拍了一张合影。临别时，他说了句：“我们心心相印。”其后不到两个月，病情又恶化，抢救无效，安然长逝，享年98岁。仁者寿焉！ （本文写于2022年9月25日，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①杨小青：《赋予古典名剧现代美——导演越剧〈西厢记〉札记》，《小百花〈西厢记〉创作评论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②刘厚生：《越剧的新里程碑》，《小百花〈西厢记〉创作评论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③同②，第94—95页。 ④拙文《在需要突破时出现的突破——谈杨小青导演艺术》，《文艺报》，2001年7月12日。 ⑤《中国当代百种曲·前言》，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卷卷首第13页。 ⑥《刘厚生戏曲长短文·自编自白》，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版，卷首第2页。 ⑦详见《说于伶》《献给于伶》，刘厚生：《剧苑情缘》，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3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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