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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的来龙去脉（5） 70年代初期的“小球”外交以及中美关系的破冰，是中美双方基于各自利益的主动选择的结果。 基于文献，做一个中美建交的专辑，从尼克松、基辛格以及国内史料三个方面来相互验证的历史重现。 陈毅老总说，“只有主席才会下定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7 与周总理初次交锋 这次访问最困难和要小心对待的部分是发表联合公报，我重申了我们对这件事采取讲求实效的态度。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回答说。 “当国与国之间的会议并不影响世界的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我说，“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并不幻想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发动一个过程，它将使我们能够在今后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坐在这间屋子里的男男女女为了一次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作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我知道你们坚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你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就象你们不会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一样。” 或许是因为我提到了对立的原则，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说:“正象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我反驳说，“可你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我说，“那好，让我们握手吧!”于是我们隔着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这个话题似乎使周兴奋起来了。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场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 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附和说，“我们已经冲破了老的格局。我们是根据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的，不是把它们统统归在一类， 说它们因为有这样的哲学，所以都是一团漆黑。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人民共和国同美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有一次对基辛格博士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18 参加中国的国宴及讲话 一小时后，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彼此又碰头了，这时中国方面的人好象自在得多了。
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访问已经得到毛的正式认可，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合得来了。
我在祝酒词里试图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来表述对华主动行动的实用主义基础。我说：
在双方祝酒后，乐队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我说，这是我在1969年为我的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周举杯说，“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以下内容来源与基辛格的回忆： 我同尼克松夫妇和周恩来坐在同一桌， 不过距离太远，无法参加他们的谈话。宴会的气氛十分欢快。 尼克松曾推敲了我给他起草的讲稿，用他自己的语言进行了改写，并且加上了毛泽东的语录。他强调我们两国具有超意识形态鸿沟的共同利益(但没有具体指出这些共同利益是什么)：
不仅一道道菜肴无休止似地端上来，而且桌上的每个中国人都按照中国的习惯注意使每个美国人的碟子里随时堆满了食物。 当然还有无休止的祝酒。我们喝的是茅台，这是一种烈性酒。我认为，不用它来做飞机燃料,就是因为它太易燃了。对此我得到过形象化的证明。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要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表演这酒的厉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 点着了火。岂知火竟不熄，他大为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流满了桌面。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宴席上的中国人只有向美国人敬酒时才喝酒。嘴里欢叫着“千杯!”那可是言下无虚，当真每次都喝干的。敬酒的人显示他的空杯，逼得对方不好意思不跟着干杯，使谁都蒙混不过去。 中国主人是我们的两倍，而且喝惯了他们自己的酒，于是随着宴会的进行，也就越发热情奔放起来了。幸好宴会的祝酒词是事先准备好的，宴会时只是宣读一下。 只有在上海高兴得过了头，尼克松在他此行唯一的一次即席祝酒时，居然似乎提议同中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编者：中国的待客之道和酒文化融化了尼克松及其代表团，美国心向中国，呵呵） 尼克松借酒说道，
幸好当时记者们也喝得有些胡里胡涂了，而且他们也不想再发表任何超过上海公报的重要新闻了。
19 与周总理第二次交锋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时，我提醒周说，尽管他可能会从美国报纸关于这次访问的一些报道中看到什么说法，我对目前的情况并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新关系是由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友谊。大部分相当天真的美国报纸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总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谊不能成为建立关系所必须依靠的基础，尽管我觉得我们个人之间是有友谊的。我记得当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有一个法学教授说过，任何契约的效力只相当于有关各方愿意遵守的程度。”
周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倾听，面部毫无表情。
“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我说，“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外，我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美军在欧洲和日本的存在,并使美国海军留在太平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一样大。” 这番话果然达到了我原来的目的，引起桌子对面中方人士中间一点小小的骚动。 “让我现在作一个比喻， 希望这不会引起反感，”我接着说。“我是一个公谊会的教徒，尽管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徒。我相信和平。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对庞大的军事机构，反对军事冒险。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总理是他那种哲学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所以他只能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国家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美国削减它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在把这种分析运用于美国的对日关系问题时，我说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确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他们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日本处于中立和没有武装的地位。 “我认为总理依据他的哲学，已经在日本问题上毫不含糊地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说，“并且我认为他还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立场。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为什么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尽管这种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学学说是矛盾的。“美国可以离开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国家仍然会在那里捕鱼。如果我们让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务，它就不得不转向别国求助或者建立自卫力量。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我说，“那么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也只会是阵空炮，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我知道我刚才描绘的一幅图景使我听起来象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周听到这句轻轻一笑。我接着说， “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 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中国人对苏联既有极端的蔑视，又有相当大的担心。周完全意识到我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我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你先到这里来，”他说，"莫斯科气得要命!他们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来骂我们。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后来，当他的激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来以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
我们会谈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周吃了几粒白色的小药丸。我猜想这药是治他的高血压的。 我对他思想的敏锐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我注意到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 人开始打瞌睡，然而七十三岁高龄的周在四个小时的会谈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印度支那。全世界都在注意那里发生的事，”他说。“民主党想给你制造困难，说你来中国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资格在会谈中解决这个问题。” 我表示完全理解我们会谈的局限性，并且对于在北京能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不抱幻想。“这个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我说。“他们要把我们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的势力。从我们所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他们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周明确表示，在他看来，我们从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会越困难，结果对我们越不利。他知道北越人的坚韧性。“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说。“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周指出我曾经承认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是明智的;他认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决定会使我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遇到困难。他说，“只要你们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我们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我扼要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我说:“不谈那些八点、五点、十三点和其他什么点，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建议的实质。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领袖,不论他是谁，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我们就可以商谈停火和遣返我们的俘虏，从那天起六个月内把全部美国人撤出越南。我还想指出一点。这项建议我们早在去年年中就向北越人提出，可是他们拒绝了，并且坚持除军事解决以外同时必须由我们强制实行政治解决。” 我说，“我知道人们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处境，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防务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信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不配作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们当作可靠的盟友。” 在我同周进行会谈时，帕特（编者按，尼克松太太）的日程也排得很满，其中包括参观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
当晚我们在宾馆碰头时，她说虽然她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客气和有合作的愿望，她感到对我们的接待多少有点拘束，不让她同外面的人接触，只有在北京饭店参观厨房时她才接触到官方陪同人员以外的人。 我们谈到这次访问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巨大问题，不仅从他们同苏联、北越和整个共产党世界的关系方面来说是如此，而且从他们的国内政治方面来说也是如此。 二十年激烈的反美宣传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使中国的群众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线。 20 第一次观看京戏 那天晚上，周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京戏。他们安排了一场专场演出，是由江青设计和搬上舞台的大型节目《红色娘子军》。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 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 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当我们就座的时候，周提到1965年赫鲁晓夫来看过这出戏，就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他突然慌张地纠正自己的话说:“我指的是柯西金，不是赫鲁晓夫。”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 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说好象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 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 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象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以后，基辛格同副外长会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报的每一个新草案。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 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的进展或者遇到的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睡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21 艰难的谈判 （此部分内容来源于基辛格） 这件工作分三级进行。 第一层会谈： 第二层会谈： 会谈是在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之间举行的。早上有参观访问，他们每天下午进行会谈。-共举行过四次，历时共十二个小时，轮流在人民大会堂和尼克松下榻的宾馆里举行。尼克松和周恩来回顾了国际形势，并且明确指出自从我秘密访问以后发展起来的双方相同的观点和事实上的合作。我方参加者有尼克松、我以及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
第三层会谈： 主要是由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来起草公报，偶然需要请示我们的领导。这种会淡总共历时约二十小时。此外，我还同周恩来会谈了两小时，他有两次走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谈，让我向他直接解释我方的某一观点。我们的会谈是在一幢中国人专门用来商讨问题的宾馆楼里举行的。
但是在举行所有这些会谈之前，我和周恩来必须安排好谁将参加哪一种会谈，以及他应知道些什么内容。
我告诉他：“据美国民间传说，中国人繁琐，我们简单；可是当我听到自己的发言时，我感到我们很繁琐，而你们倒痛快多了。” 周恩来在同作风怪异的美国人打交道时雍容大度。
需要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十月份我访华时双方就印巴问题起草了各自声明的内容，但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期间发生了印巴危机，情况变了;看起来修改并不困难。 第二个问题： 我方认为有关贸易和交流的段落太单薄，需要补充，这是美国公众用来衡量关系进展的一个标准。 第三个问题： 就是有关台湾的段落还没有完成。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现在的草案。周恩来和我一致认为还需花许多时间进行谈判。 中苏对比以及中国外交风格： 1、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
3、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作为组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 4、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入侵人家国土，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的道义根据缺乏把握，因而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他们从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论他们的立场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征求来访者的意见一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引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 5、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并对之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 6、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6、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象是一出认真排练过的戏，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中国人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低级官员到最高级政治家说的话全都记住。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板游戏中的一块，尽管一开始我们这种简单的头脑还没有看清整个的图案。(后来,温斯顿.洛德和我确实学得很擅长这样做了。)我前后访华十次，好象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谈话，这个有机体能记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个头脑在指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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