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体可以这么说：香港人向来比深圳河这边的老宝安或新深圳更重视《新安县志》，今天说说与此相关的书与人。 《方志中的古代香港：〈新安县志〉香港史料选》，刘智鹏、刘蜀永选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6月香港第一版。
研究香港历史的香港学者早就认识到《新安县志》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历史上与香港有关的地方志有《粤大记》《广州府志》《广东通志》《东莞县志》《新安县志》等。“若论与今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最为密切的方志，则非《新安县志》莫属。”他们甚至早就编辑出版了一本书《方志中的古代香港：〈新安县志〉香港史料选》。编者在导读中说：
从地理上看，明清时期的新安县大约有一半的土地属于今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范围，另一半则属于今深圳特区范围。另外，香港位处新安县南部，县地大部分的海岸线和领海范围都划归香港境内。从这种意义来看 ，《新安县志》实际上就是一本扩大编纂范围的古代《香港志》和《深圳志》，可以作为现代香港和深圳新编地方志一脉相承的文化源头；无怪乎研究古代香港史和深圳史的学者直视《新安县志》为两地的旧志，是揭开两地本来面貌的最主要的历史文献。香港岛于嘉庆《新安县志》成书后二十一年为英国所占，因此嘉庆《新安县志》是最接近香港现代史的古代史料，书中所载的资料可以与香港开埠早期的历史并列对照，对香港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买到的《〈新安县志〉香港史料选》是2020年的香港三联新版。其实，早在2005年秋，岭南大学就成立了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学者们从梳理香港历史源流入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流通不广但极具参考价值的《新安县志》”，从中选辑香港相关史料，并于2007年出版了“史料选”，亦即2020新版的前身。有趣的是，几乎在同时，深圳学者也开始整理新安县志，并于2006年5月出版张一兵校点的《深圳旧志三种》（海天出版社）。
2020年3月12日，刘智鹏、刘蜀永先生在新版“后记”中透露出重印此书的机缘与价值。“近年社会躁动持续不息，本土史观颇受关注，引发香港自古何来的论争。历史观点百花齐放乃学术自由应有之义，历史片断事过留痕亦客观记录不容否定。《新安县志》成书于清康熙、嘉庆二朝，编者并未预见英占香港至回归一段后事，撰述方向当不为今日论争左右；因此书中所载持平中立，是不同史学观点的共同基础。”
当然，深港两地学者，同是读《新安县志》，有时会得出不同结论，这就有点“一部县志，各自解读”的意思了。比如，刘智鹏等先生认为，康熙《新安县志·艺文志》中那篇北宋蒋之奇所撰《杯渡山纪略》，“对重构香港历史有重大帮助”。《杯渡山纪略》中有“所谓屯门者，即杯渡山也”的句子，刘先生认为这已确认所述屯门地处今日香港青山一带，而非深圳的南头。而据我所知，深圳的文史学者不会同意这一说法。
《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香港地方志中心编纂，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12月初版
香港人谈论起香港方志，无法不从《新安县志》谈起。董建华先生在《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的序中就说，自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志》编修以后，香港地区便再无志书，留下了长达二百年的空白。
《新安县志》，影印叶灵凤先生藏本，一函八册，孙立川、郭杰校编，饶宗颐题签，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7年12月初版。
这个版本是海内外第一部线装影印版《新安县志》。影印本的后记中有论及影印初衷的文字，校编者叹道：“十年前（1997年），当香港回归祖国，新安县辖地这一块中国领土得以重回祖国的版图，这亦是我们今日以线装形式重版新安县志的初衷。”“如今（深港）两地政府提出共建国际大都会的愿景，又为此刊本的重印作出一个历史的回应。”
此刊本的底本为香港著名作家叶灵凤先生收藏，今藏广州中山图书馆。编校者说，早在香港回归前，香港老作家罗孚先生曾多次对吾等后辈提起此事，谓倘能重印叶藏本以致贺香港回归祖国，诚一佳事矣！编校者之一的孙立川，当时是深圳大学兼职教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新安县志》所钤“灵凤藏书”印。
叶灵凤北京三联版《读书随笔》出版时，书前的两篇序文都提到了叶灵凤的藏书和《新安县志》，大有“不提《新安县志》，说尽叶氏藏书也枉然”的意思。我们因此知道，那部嘉庆版《新安县志》，不仅在叶灵凤的读藏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研究者乃至官方眼里，同样也很重要，一直是一个大家都津津乐道的话题。
《凤兮，凤兮》中，罗孚把叶灵凤的爱书与爱国联系起来，嘉庆本《新安县志》即是首屈一指的证据。文章说：
他收藏有这部书，而且和广州、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版本比较过，据他说，以他手头的这一部最全（胡按：后来的版本研究证明此说不确），内陆就只有那两部，而香港却只有他这一部孤本。英国人虽然在香港抓了一百多年的统治权，却并没有抓到这样一部和香港有关的地方志。好几次有外国人，以当时的几万元港币（相当于如今的过百万）的代价，伸手想抓走这部书，他都一一拒绝了，只肯让香港英国官方的图书馆复印一份，作为参考资料。他生前不止一次表示，书要送给国家。在他死后，他的家人完成了他的遗愿。这一部《新安县志》现在是藏在广州中山图书馆里。”
另一篇序文，《叶灵凤的后半生》中也说，叶灵凤视嘉庆《新安县志》为“稀世珍本”，常在朋友面前津津乐道。这部书在香港颇有名气，以至于叶灵凤去世后，他的家人怕“树大招风”，等不及叶氏全部藏书一起运回内陆的日程，赶紧把《新安县志》率先捐给广州广州中山图书馆，以完成叶灵凤的夙愿。结果，其余藏书竟然未能及时运出香港，而是就近汇入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藏书楼。
《新安县志》第一次出现在叶灵凤日记里，是在1947年5月30日。当时他正筹办报纸上的《香港史地》周刊，以香港政府纹章做周刊版头这些事他都要事必躬亲。那天的日记中说，“又以《新安（县）志》中之'鳌洋甘瀑'制版作插图。”
“鳌洋甘瀑”乃嘉庆版《新安县志》“图卷”中所载“新安八景”之第七景。
据此可知他当时已经收藏了嘉庆版《新安县志》，且放置案头，时时引用。据1951年5月2日的日记，他当时写作《佛堂门与赤湾的天后庙》时，查阅了《新安县志》，得知“佛堂门天后庙有南北二庙，北庙建于宋咸淳二年，遗碑（嘉庆二十四年）尚存”。
这部《叶灵凤日记》收入叶灵凤1943年9月至1974年5月的日记。叶灵凤是1938年开始定居香港的。所以我猜测，他是1938年至1943年间在香港买到的嘉庆《新安县志》，所以后来的日记里没有记载。
叶灵凤和《新安县志》的相遇太重要了。他是香港最早重视《新安县志》的读书人和藏书家之一。他津津乐道自己的“稀世珍藏”时，深圳河这边的宝安县，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世上有这样一部书，说的是宝安和香港的共同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