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书生”或者“读书人”，顾名思义，就应当是读着书长大的人，就应当是以读书为业的人，更应当是嗜书如命的人。——顺着这个话头，自然也就可以说，他们顺利长大成人，皆因为是喝了出版社的奶水。此后，等到他们真的长大成人，就不可能不转而关心出版。这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反哺，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乡情。就算没有投身于出版部门，他们也会采取另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这方面的关切。我想我有这个资格，来表达对出版的这份钟爱吧？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丛书热开始，我就数十年如一日地每天跟出版社打交道。以至于眼下人的共知是，至少在我们这块大陆上，大概就算我跟出版界的联系最密切、也数我在那边的朋友众多。 人们或许要问，手中既无权、又无钱的一介书生，又如何能开辟并且维持这种关系呢？ 一方面，需要有滔滔不绝的口才。我必须不断地用从书中领悟的学理，以及在领悟中又焕发的激情，来感染甚至煽动出版社的那些老总们。 另一方面，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纵使自己再辩才无碍，也总需碰到易燃物，才可能把对方的激情点燃。如果自己一路走来，总是靠着一股“疯劲儿”来感染出版社的那些老总，那么，也同样需要对方有股“疯劲儿”，跟你一样只要谈到了好的选题，就遏制不住内心中的激情，就不再扒拉经济的小算盘了。 说到这里，自然也就说到了徐海先生。由于长期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所以，无论他调来执掌江苏人民出版社，还是他又转任凤凰集团总编辑，我总要为了出书而跟他打交道。不过，到了十多年后再来回顾，这种关系却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业务，彼此间非常投合，甚至往往是“一拍即合”。  此中的原委，正是我文章标题所写：他也是一个活得“这么嗨”的人！ 还记得刚刚着手复建清华国学院时，一位小秘书就曾公开议论，不明白我何以总是“这么嗨”，干什么都带着火辣辣的节奏，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兴奋劲。我记不清楚当时是否跟她解释过，那就是：想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它的正当性能够感动你，让你不再觉得只是“为稻粱谋”。 简直跟我如出一辙，徐海也总是活得这般欢悦、兴奋，或者用老友佘江涛的话来说他，他总能发自内心地感到“爽”。事实上，也正是他那欢悦爽快的心境，才构成了我们之间的共通点，而正是这种性情中的共通点，才构成了一位学者和一位出版家默契合作的出发点。 在同一个知识生产的体系中，我们虽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有着不尽相同的专业分工，却不过是两个相互依托的部件，甚至是两个相互咬合的齿轮，就像站在激烈奔跑的赛道上，无论是身为学者还是身为出版家，都在参加同一场“接力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像我这样一个毕生爱书的人，这样一个走上了“用书铺成的路”的人，或者这样一个“坚守坐拥的书城”的人，竟能遇到如此合拍的合作者，不光在心情上是“同样的阳光”，而且在眼光、能力和干劲上，也同样是“给点阳光就灿烂”，这真是以手加额的幸事。这些年来，我在凤凰集团的那六套丛书，要么进入佳境，要么蓄势待发，与这一点不无关系。 有一天，三联书店沈昌文老板大早就来敲我门取稿。他一边抱歉地说“吵着你”了，一边又情不自禁、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当编辑”的妙处。他说：“我无需付出学者的辛苦，却总能第一时间享受到你们思考的成果。”我当时睡眼惺忪，却因为觉得这种说法很有意思，就一直把它记到现在。 往学理的深处讲，尽管我并不会盲从还原主义，然而在认知神经科学的意义上，所有的人类活动又的确可归结为，从脑化学的角度，那些行为主体到底期望什么样的奖励？只去贪图“多巴胺”的瞬时刺激，肯定是不足够的、易中断的，不足以撑起更为丰富的主体性；只有经由对于障碍的努力克服，获得了效果更为持久的“内啡肽”，人生才会变成“无往不乐”的整一过程。 由此我们也就看到，只有找到了真心热爱的事业，才能真正去享受这个事业；只有真正享受到了这个事业，才能真正点化出完整的人生。这样一种内在的禀赋，正如我们在沈昌文那里、在徐海那里看到的，才是作为出版家的优异特点——正是这种足以去“享受出版”的特点，才能把他们与那些不无勉强的从业者，从气度风范上、格局境界上都区分了开来。
由此不妨进一步联想。一方面，在这个找不到意义的“脱魅”世界上，西方的韦伯竟只能把学术的志业，说成是一种咬紧牙关的无望坚忍：“任何人如果不能，打个比方，戴起遮眼罩，认定他的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能否在这篇草稿的这一段里做出正确的推测，那么他还是离学术远点好。他对学问将永远不会有所谓的'个人体验’。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你来之后数千年岁月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做此臆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应该去做别的事。”（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另一方面，中国的儒家不仅要求“敬业”，还进一步号召人们去“乐业”。我们从《论语》刚开始的第一句话，即“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已经可以读出这中间的重大区别了。再到后世的儒者那里，虽说在思想的透彻性上，大都远不及早先的孔子，可他们在“乐业”和“悦学”方面，还是继承了他所开辟的路径——比如明代王学的那首《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於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具体到“出版”这个行业，它之所以会使从业者不仅乐在其中，还会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乐不可支，其更加玄奥的秘密在于，这样一种细致、严格的劳动分工，并不会像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讲的作为“异化劳动”而肢解或贬损我们的人格。恰恰相反，由于这种工作总是要求，必须读在前头和读得更多，所以对于真正的出版家来说，这份工作就不仅不会耽误，反而会助力境界的提升、智慧的成长。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交游，出版界那些真正的翘楚，或者真正堪称“出版家”的人物，都绝对称得上目光如炬，具有宽广而超拔的格局。也许，他们出于自己的职业分工，在听到或想到哪个好选题后，第一个念头会是“你写”或“谁写”，而不像高校里的那些同事，马上会技痒地想到“我写”。这反而会使他们像乐队的指挥那样，为了能从头贯彻统一的乐思，就要照顾总体音色的平衡，就要让每件乐器都演奏到位。 就像不能说某指挥家，比如大名鼎鼎的卡拉扬，未能深刻地理解音乐只因为他并没有具体演奏哪件乐器；或者，就像不能说某军事家，比如威风八面的朱可夫，未能立下赫赫战功只因他并没有亲自上阵杀敌，同样，对于一位出谋划策的出版家，我们也不能只因他并未亲自动笔，就说他在学术上没有突出的贡献。——事实上，无论作为哪方面的领军人物，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具备相应的总体感和大局观，从而让全部细节都连成整体，以便沿着同一种构思交响起来。 当然，不管这里说得多么热闹，但正如一句俗话所说“泰山不是一天堆起来的”，否则就反而可望而不可即，反而会让后来者感到畏惧；然而，反过来，也正如另一句俗话所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绝不是一个好士兵”。如果有人真正动了此念，不光是想要当个“好编辑”，还想获得更大的出息，进一步当个“出版家”，那么徐海先生也在他这本书里，讲明了六种必备的素质，那对出版界的帅才来说，正是“缺一不可”的经验之谈： 最后再讲一层意思。自己之所以长期如此看重“出版”这个行业，是因为按照我本人的判断，它在中国知识生产的方阵中，早已处在“排头兵”的位置了。“如果说在1980年代，我们的教育界曾经领先于出版业，缘此才从几所名校中冒出了一批才俊，以丛书编委会的自由结社形式，把他们从老先生那里学到的知识，通过书籍的媒介传播到全国去，那么自1990年代起，由于这边更听命上峰而那边更尊重民间，我们的教育界竟早已落后于出版业了。”（刘东：《我的用书铺成的路·序言》） 由此也就无可讳言，正如我在北大时所描绘，眼下知识界的实情已然是，总是要先通过前卫的出版界，才能冲击到麻木、僵化的学术界。“为此，我们只好被迫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是先在课堂上试讲某种新的内容，尔后再以北大的研究室为圆心，把这些新观念扩散到社会去，而是彻底掉转过来，先在出版社推动一个计划，让相关的图书铺天盖地而来，包围北大周围的各个书店，并逐渐形成社会思潮的热点，再拿到课堂上水到渠成地推广它，说穿了无非是让出版的企业来推动教育的事业……”（刘东：《我的用书铺成的路·序言》） 正因为如此，出于知识文化界的通盘考虑，也就需要为数更多、都能活得“这么嗨”的出版家，既来此获取“享受出版”的快乐，又在享受中盘活我们的文化，以便让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都奠定在更有厚度的基础上。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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