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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朝廷重视市舶贸易，而明州市舶司的设立，促进了海外贸易发展——宋商前往高丽和日本贸易需要市舶司发放公凭，而明州是唯一的合法港口，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宋丽、宋日香料贸易的出发港主要是明州。 木宫泰彦认为：“宋代以来，庆元（明州）一直就是对日的贸易港，在这三港之中距日本最近，所以，日本商船开往元朝的几乎都驶进此港，仅有一、二个例外。”此外，明州港也是宋丽香料贸易最重要的出发港。平户岛，中日大洋路航线的必经之地，是船只停泊休息的常选。如四条天皇嘉祯元年（1235），荣尊大师和东福寺开山辨圆前往宋朝，途经平户，最后在明州登陆。  此外，《元亨释书》中记载了羽天皇建久二年（1191），日本高僧荣西于后鸟归国时的航路：“西趋出到奉国军（后改庆元府，即宁波），乘杨三纲船，抵平户岛苇浦。”博多港，是宋日香料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公元1161年，日本第一个人工港口“袖凑”在博多建成，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扩大宋日贸易，也方便宋商在此定居。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博多港附近的“袖凑”遗址中出土了刻有“元丰通宝”、“绍圣通宝”的宋代铜钱，以及为数不少的青瓷、白瓷。还发现了当时宋商居住的遗址，被称为“唐房”，又叫“唐坊”或“当房”，后被改称“大唐街”。 可见博多港是宋日贸易的重要据点，“定期从明州等港口前往博多港的大量中国旅行者都留下了姓名，有些中国人还在九州岛的沿海地区定居，住在所谓的'唐坊’里。” 明末天启元年（1611）完成的日本古籍《武备志》对“唐房”进行了记载：花旭塔津为中津，地方广阔，人烟凑集，中无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长各十里有百里松，土名法哥杀机乃厢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有一条街名曰大唐街，唐人居彼，相传今尽为倭也。博多港由此成为宋日唐房贸易的最大基地。  由此可见，大洋路航线即从明州出发，经平户岛然后横渡东海，到达肥前的值嘉岛一带，再转航筑前的博多港。宋僧陈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载的航线正是此条，986年日本僧人奝然同台州商人郑仁德也是沿大洋航路回到博多港。 到北宋末期，宋船已经能深入日本海，前往更靠近都城的越前敦贺地区。南宋时，北方港口中只有明州设置市舶司，故南宋商人前往日本几乎都是从明州出发。航行时间上，宋日贸易往来遵循东海季风规律，每年4至8月，东海海域盛行偏南或西南季风，因此宋商可从从明州出发，跨越东海，航行至日本博多。 反之，每年9月至次年4月盛行东北季风，成为宋商返回庆元的时段。航海日数是所有线路里面最短的，一般是3到7个昼夜，很少超过10天。 北路航线北路即由九州北部经对马岛，过朝鲜半岛与黄海到达山东半岛的登州或辽东半岛的大连港一线，《文献通考》载：“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马端临所言之“南道”正是这条海航。此线傍岸行船，船只行使地属内海海域，风浪较弱，航海风险较低，且距离较近，因此不少日本人搭乘高句丽或新罗船到中国。  遣隋使、遣唐使相继使用此航路，如承和十年（843），“载着学问僧圆载弟子仁好、顺昌二人从楚州（今江苏淮安）出发到达日本长门国的新罗人张公靖那只船，似乎走的也是这条路。” 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打捞的新安沉船中，打捞出了两万多件中国元朝陶瓷器、八百多万枚中国铜钱、一千多件紫檀木、数量极多的药材、胡椒、果核等、“庆元路”铜权、两件刻有“使司帅府公用”字样的龙泉青瓷盘，以及日本濑户窑烧制的绿釉梅瓶、木屐等。其中，紫檀木所刻的记号与北条氏、足利氏及新田氏的日本武士家纹与相符。 紫檀木上的其他记号还包括汉字、数字等，这些很可能是为了标明香料的数量及货主，刻于一捆香木外侧的记号。这些足以说明在艘船主要开展宋日之间的贸易。  此外，该船沉没于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地带，在宋元时期大陆经高丽通日本航线上，新安沉船上发现的货物既有大量闽浙沿海瓷器船货，又有原产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香料，因此考古、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日本是新安沉船目的地。 该船可能是从南线海上丝绸之路航路返航至庆元，运载部分带回的香料，再装载中国的瓷器等货物运往日本。 船上一千多件紫檀木和胡椒就是宋元时期中国向日本贸易香料的证据。但中日贸易船只为何会在韩国沉没，学界猜测这艘船要先与高丽贸易，尔后驶向目的地博多港，这便佐证了从宁波到高丽群山列岛西海岸，再南下到日本对马岛直至博多湾沿岸的中日贸易北线的存在，也说明了宋元时期东亚海上区域贸易网络的繁盛。 南岛路航线南岛路即由九州南部南下，横渡东海，经琉球群岛，在福建沿岸登陆。琉球群岛成为此线的重要中转中心。早在唐代，这条路线就已经形成。《新唐书·东夷列传》说“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的鉴真东渡也是走这条航路。  753年，鉴真偕同船上随行的十八位僧人和八十五位玉工、画师、绣师、缮工、镌碑工，携带大量经卷、香料、药材以及所需粮米与生活用品，斜渡东海，至日本冲绳，转航北上，经多弥岛（今种子岛）、益救岛（今屋久岛），到达秋妻屋浦（今九州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秋目浦）。明朝时期，琉球和日本、朝鲜的联系也很密切。 据安里延著《日本南方发展史——冲绳海洋发展史》载：“应永二十五年（1418），筑前大守的藏亲家有苏木二百斤，胡椒五斤，白磻百把，肉桂十斤，沈香二斤。 应永二十八年（1421），九州探题的澁川义俊，苏木千斤，胡椒十九斤及上等九斤，沈香三斤及上等十四斤，壹岐的道永，圆木百斤，肉豆蔻二十把，槟榔十五本，筑前的平满景苏木千斤，此等南海的货物，是琉球船舶载九州的。” 琉球也曾多次向朝鲜进贡，贡品中就有许多产自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香料，诸如束香、降真香、檀香、木香、丁香、肉豆蔻、胡椒等，都纷由琉球船运载朝鲜。这些香料便是通过南岛路航线，经琉球，或直接从琉球运达高丽和日本的。  这表明以琉球为中介，连通福建及九州的南岛路航线已经形成。一般而言，在10至13世纪之前，日本与中国的海上香料贸易基本上使用北路和大洋路，从福建沿海出发，经琉球群岛中转直至日本南岛路最迟应形成于14世纪。 又因长江口以南的“南洋”与以往来使途径的“北洋”相比，水深浪大，湍流和暗礁也是这条路上的一大问题，故而南岛路也是一条有相当风险的航路。 宋丽香料贸易路线宋朝与高丽的香料贸易也需通过海上交通，有南、北两条航线。北方航线分别可从山东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和密州板桥镇（今山东省胶东）启航，主要活跃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之前，此后，从明州出发的南线取代北线成为宋丽交通的主线。  北路航线主要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东渡黄海北部，在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瓮津）登陆。熙宁之前，宋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主要通过北路航线。 《宋史》记载了宋臣陈靖、刘式出使高丽的行程，就是遵循此路，即从登州启航，“自芝冈岛（今山东烟市北芝罘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瓮津日登陆”，然后取陆路，“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今朝鲜海州)，又百里至阎州(朝鲜延安)，又四十里至白州(朝鲜白川)，又四十里至其国(今朝鲜开城）。” 另一条北路航线即从密州板桥镇登舟，出胶州湾，渡黄海，抵达瓮津。此路在北路航线中处于次要地位。两条北路航线突出的特点是航程近，时间短。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宋朝赴高丽使冯景：“问知得二处（登、密州）海道并可发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这说明，从登州出发的北路航线更加快捷便利，所以北宋前期前往高丽的使节大多走此线。但由于政治因素，北路航线面临危机。 庆历年间（1041-1048），宋与高丽政治交恶，双方甚至断绝了官方往来。同时，由于登州、密州濒临辽境，辽国易通过此处海域侵入宋境，从此出发的北线也易受辽舰袭击。还有一部分宋朝舶商“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他们假来宋贸易之名，行与辽国交易之实，构成一大隐患。 总的来说，由于以上因素，宋廷严禁在登州、莱州一带从事商贸活动，庆历年间、嘉祐年间（1056-1063）和熙宁年间（1068-1077），宋廷先后下达了三条编敕，严禁客旅商人从登州、莱州泛海至日本与高丽，明州成为发放前往日本、高丽贸易公凭的唯一合法港口，凡“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在政府的禁令之下，登州丧失了作为北线出发港的前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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