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病毒学杂志 2022 年 4 月第 29 卷第 2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irology, April 2022, Vol. 29, No. 2 · 163 ·
·综述·
COVID-19 相关性凝血病的临床表现及病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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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飞 王玉光 刘清泉
1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肿瘤血液科 1000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
3
医院呼吸科 1000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00010
通信作者：王玉光，Email：wygzhyiaids@126.com，电话：010-52176632
【摘要】 COVID-19 相关性凝血病是 COVID-19 重症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和病理特征，也是
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当前研究表明，COVID-19 相关性凝血病的发生率较高，即使进行了预
防性治疗，仍不可避免该病的发生。肺血管内凝血病可能是 COVID-19 中肺损伤机理的重要因素
之一。 COVID-19 相关的凝血病的病理机制较为复杂， 目前认为主要与内皮功能障碍、 炎症级联反应、
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缺氧、自身免疫紊乱、机体及治疗因素有关。关于 COVID-19 全身抗凝
治疗策略已形成指南及专家共识。但从现有报道来看，关于 COVID-19 相关凝血病的病理机制研
究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抗凝治疗指南也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COVID-19 相关性凝血病；临床表现；病理机制；抗凝治疗
基金项目：新冠肺炎中医证候规律及诊治方案优化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21YFC1712901） ；
高层次公共卫生技术人才建设项目（2022-2-016）
DOI 10.3760/cma.j.issn.1673-4092.2021.02.017
:
目 前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的发生率仍达到 16.7%，该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有抗凝治疗，
COVID-19）已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给现有的医疗系 但仍有大量继发于 COVID-19 的 ARDS 患者出现危及生命
[3]
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 COVID-19 相关性凝血病 的血栓并发症 。另一项来自法国的相关研究也发现，与
（COVID-19-associated coagulopathy，CAC） 是 COVID-19 重症监护病房病情严重程度评分相似的其他患者相比，
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其表现以动、静脉血栓栓塞为主。严 COVID-19 感染者的 PE 患病率更高，估计 15 d 的累积发
重的情况下，可发展为以凝血异常为主要表现的急性呼吸 病率为 20.6％，高于去年同期同一组 ICU 患者中的 6.1％，
[4]
窘迫综合征，成为 COVID-19 重症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 以及 2019 年流感患者 7.5％的 PE 发生率 。意大利的研究
一。CAC 目前已成为 COVID-19 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现 纳入了 388 名 COVID-19 患者，在使用抗凝剂预防措施后，
将其研究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综述如下。 仍有 28 例（8%）发生血栓栓塞。其中一半患者在入院后
[5]
1 COVID-19 患者凝血异常表现
24 小时内诊断出血栓栓塞 。44 例患者接受了 VTE 影像
目前研究显示 COVID-19 患者存在高凝状态及动、静脉 学检查，其中 16 例（36％）确诊为 VTE。30 例患者接受
血栓倾向， 血栓事件与不良预后有关。 静脉血栓栓塞症 （venous 计算机断层扫描肺血管造影检查，其中 10 例（33％）确
thromboembolism，VTE）包括肢体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诊为 PE。此外还有 2.5％的患者出现缺血性中风和急性冠
[6]
thrombosis，DVT）与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 脉综合征，1.1％的患者发生心肌梗死。Doyle 等 对比了
早期研究统计，在未经预防的情况下，重型 COVID-19 接受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1]
患者的 DVT 发生率可达 25% 。随着相关报道增多，一 ECOM）治疗的严重 COVID-19 感染的 ARDS 患者与流感
项荟萃分析研究显示，VTE 的发生率为 26％，（DVT 为 肺炎患者（包括 43 例 H1N1 流感，31 例其他甲型流感感染，
[2]
14%，PE 为 12％） 。其中重症监护室住院患者 VET 发生 6 例乙型流感）的静脉血栓栓塞发生率。两种病毒感染患
率为 24%（DVT 为 14%，PE 为 12%，两者同时出现为 2%） ； 者均观察到显著的肺血栓栓塞和导管相关深静脉血栓形成，
普通病房人群 VET 发生率为 9%（DVT 为 4%，PE 为 7%， 但 COVID-19 患者的静脉血栓栓塞发生率高于流感患者。
两者同时出现为 2%）。可见 COVID-19 患者有较高的 VET 除 VTE 外，COVID-19 患者可见凝血参数异常，凝血
[7]
发生率，而重症患者的 VET 发生率则高于普通患者。 参数与预后密切相关。武汉市 191 例患者中 ，死亡病例凝
抗凝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VTE 的发生率，但仍 血异常的发生率较幸存者明显偏高，回归模型示入院时 D-
μ
有较多患者不可避免发生 VTE。法国对重症监护病房中 二聚体水平大于 1.0 g/mL 与死亡率呈正相关。武汉市 201
150 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名 COVID-19 患者中有 84 例出现 ARDS，相比未发生 ARDS
syndrome，ARDS） 的 COVID-19 患 者 进 行 抗 凝 治 疗，PE 的患者，其 PT 时间显著延长，D- 二聚体明显升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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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S 的患者中，有 52.80%（44/84）的患者死亡，并且死 通过对 COVID-19 患者尸体解剖得出的结论推测，
[8]
亡患者的 D- 二聚体水平明显高于存活患者 。目前 D- 二 COVID-19 凝血紊乱的实质是大量纤维蛋白的形成，纤维
聚体已被反复报道成为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有用的生物 蛋白沉积过多可导致肺泡塌陷、肺损伤、水肿和气体交换
标志物，并且是不良后果的预测因子。其他凝血异常如 PT 受损。肺循环和支气管肺泡间隙中凝血和纤维蛋白溶解的
和 APTT 延长，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增多，严重血小板减少导 紊乱可能是 COVID-19 中肺损伤机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致危及生命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3 COVID-19 相关的凝血病的病理机制
coagulation，DIC），需要持续的警惕和及时的干预。 COVID-19 相关的凝血病的病理机制很复杂，具体形
DIC 是 COVID-19 患者重要的致死因素。根据国际 成机制目前仍不是十分清楚，结合相关文献报道，归纳为
血栓与止血学会的 DIC 诊断标准，有研究在分析 183 名 以下几个原因：
COVID-19 阳性患者的凝血参数时发现，21 例死亡病例 3.1 内皮功能障碍
中，有 15 例（71.4%）被诊断为显性 DIC，而 78 位出院患 血管内皮细胞在促凝血激活机制中起关键作用。
[9]
者中只有 1 位患者（0.6％）符合 DIC 诊断标准 。与恶性 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 COVID-19 靶向内皮细胞的理论。
肿瘤、败血症等常见原因引起的 DIC 不同，COVID-19 引 COVID-19 病毒可以通过识别内皮细胞表达的受体—血管
起的 D- 二聚体水平的升高程度与 PT/ 国际标准化比值， 紧张素转换酶 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ACE2）蛋
[18]
APTT，纤维蛋白原水平或血小板计数的异常不成比例， 白访问宿主内皮细胞 ，导致内皮细胞的破坏，加之局部
COVID-19 患者较少出现血小板减少及纤维蛋白原水平下 缺氧的发展及 COVID-19 患者产生的炎性细胞因子也会逐
[10]
降 ，提示 COVID-19 相关性凝血病类似于 DIC 的高凝 步加剧内皮细胞的破坏。一方面，内皮细胞释放大量的纤
[19]
状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指出， 溶酶原激活剂可以溶解异常沉积的纤维蛋白 ，导致以 D-
COVID-19 病理改变主要集中在肺部，肺泡隔血管充血、 二聚体和纤维蛋白 /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增加为代表的生
水肿，可见血管内透明血栓形成，有学者认为这种纤维蛋 物标志物的变化；但另一方面，内皮细胞分泌 PAI-1 水平
白血栓不同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也会升高，与纤溶酶原激活剂形成不可逆复合物，造成纤
syndromes，SARS）的白色血栓，纤维蛋白血栓的形成可能 溶酶原激活剂和 PAI-1 之间动态失衡，从而促进血栓形成；
是 COVID-19 患者血小板减少发生率低于 SARS 患者的原 其次，内皮细胞的损伤促进组织因子的表达并下调 C 蛋白
[11] [20]
因之一 。另外，肺部炎症后血小板生成素的反应性增加， 系统 ，导致凝血级联的激活，造成凝血病和血栓形成事
[12]
也可能与 COVID-19 患者血小板减少发生率低相关 。 件的发生；第三，内皮细胞自身释放的细胞因子可表达粘
[21]
2 COVID-19 患者凝血异常解剖情况 附分子和生长因子，进一步加重炎症反应和促进凝血 。
COVID-19 相关性凝血病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器官功能障 3.2 炎症级联反应
碍，特别是肺功能的异常（如氧合下降甚至出现 ARDS 事 既往大量的证据表明，炎症和凝血系统之间存在紧密
[13]
件），相关学者将其定义为肺血管内凝血病 。尸检表明， 联系，相互影响，炎症可导致凝血系统的激活，同时凝血
[22]
大体标本发现显示肺周围血管中有血栓、右心室增大，进行 也会显著影响炎症活性。Jean Connors 等 认为 COVID-19
显微镜观察显示，肺小血管和毛细血管中存在血栓和微血管 引起的凝血病是机体对病毒感染引起炎症反应的结果，从
病变，这些血栓含有纤维蛋白和血小板成分，并伴有相关的 而驱动血栓的形成。COVID-19 患者疾病早期即可出现明
[14-15]
出血，这些都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因素 。尸检还发现， 显的炎症反应，产生促炎症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
在 11 例死亡患者中（含 10 例接受预防性抗凝治疗），全部 （TNF），白介素 -10，白介素 -1β 和白介素 -6 等），严
发现肺小动脉中存在微小的血栓，8 例出现肺梗死，而这些 重者甚至形成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或细胞因子风暴，一
[16] [23-24]
病例在死亡之前临床上均未诊断出 VTE 。这些解剖证实了 些炎症因子已被证实可使循环凝血酶水平升高 。炎症
COVID-19 患者存在肺微血栓和毛细血管循环障碍的病理特 变化进一步激活纤溶系统活化，导致 D- 二聚体和纤维蛋
[17] [23]
征，其中纤维蛋白在肺内的沉积是重要的病理因素 。 白降解产物（fibrin degradation product，FDP）水平升高 。
由 COVID-19 感染介导的炎症可导致内皮细胞损伤， D- 二聚体越高，表明体内炎症反应越明显，结局越差。
启动内、外源性凝血过程，从而导致高凝状态。凝血因子 3.3 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
在肺部的积聚通过激活分布于肺泡上皮细胞、成纤维细 ACE2 在心、肺、肾、肾上腺、内皮细胞等均有表
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蛋白酶激活受体驱动 ARDS 事 达，其主要作用是使血管紧张素Ⅱ转化为血管紧张素
[17]
件的发生及促进纤维蛋白生成的增加 。另一方面，在 （angiotensin，Ang）-（1-7）。Ang-（1-7） 具 有 强 力 的
COVID-19 感染的患者中观察到高水平的纤溶酶原激活物 抗栓作用。COVID-19 病毒与 ACE2 通过膜结合形式结合
抑制物 -1（PAI-1），PAI-1 的升高导致纤溶酶原激活系 以及宿主细胞对复合物的内化作用，造成已感染患者体内
统的减弱从而引起肺泡腔纤维蛋白的异常沉积。换言之， 的 ACE2 水平的下降，干扰 Ang-（1-7）的代谢，从而影
[25]
纤维蛋白沉积是凝血和纤溶系统的失调的结果。 响 Ang-（1-7）的抗栓作用，导致机体形成血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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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缺氧诱导血栓形成 内死亡率的影响。最终 562 名（93.7%）患者被纳入了初
在严重的 COVID-19 患者中发现，缺氧不仅可以通过 步分析，其中 276 例随机接受了中等剂量的依诺肝素抗凝
增加血液粘稠度来刺激血栓形成，还可以通过缺氧诱导的 （每日 1 mg/kg） ， 286 例患者接受了标准剂量的抗凝治疗 （40
mg/d）。发现两种剂量对患者静脉或动脉血栓形成及 30 d
信号通路来促进血栓事件的发生发展。有报道称低氧可诱
内死亡率等指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中剂量预
导血管纤维蛋白沉积，从而进一步干扰内皮细胞维持血流
[26-27]
防性抗凝不能给患者带来更大获益，因此不建议对 ICU 中
动力学的稳态 。同时缺氧可使内皮细胞抗凝特性减弱、
[27]
未经筛选的 COVID-19 患者采用中等剂量预防性抗凝治疗。
通透性和白细胞黏附性增加加重血栓形成 。
[36]
Tang 等 纳入了 449 例重度 COVID-19 患者，其中 99 例
3.5 自身免疫紊乱
接受肝素（94 例接受了低分子肝素治疗，40~60 mg 依诺肝
有报道显示 COVID-19 患者出现多种高滴度抗磷脂抗
[28]
素 /d），5 例接受了普通肝素（10 000~15 000 IU/d）治疗
体 ，危重症患者中，约 40% 出现抗磷脂抗体指标阳性，
7 d 以上，在 SIC 评分≥ 4 分的患者中，肝素使用者的 28 d
这部分病人中，甚至发生脑梗等严重血栓事件。提示新冠
死亡率低于未使用肝素者（40.0％ vs 64.2％，P=0.029），
患者的自身免疫紊乱与凝血异常和血栓形成密切相关。目
但 SIC 评分＜ 4 分的患者肝素使用未改变死亡结局（29.0％
前关于抗磷脂抗体引起血栓病理机制涉及血管内皮损伤、
vs 22.6％，P=0.419）。当 D- 二聚体超过 3.0 μg/mL（正常
血小板激活、凝血与抗凝、纤溶与抗纤溶之间的失衡等多
上限的 6 倍）时，使用肝素治疗可使死亡率降低约 20％
个病理环节，具体机制尚未完全清楚。
（32.8％ vs 52.4％，P=0.017）。Tang 的研究进一步筛选出
3.6 机体因素
COVID-19 患者中接受抗凝治疗的潜在受益人群。
COVID-19 患者可能合并几种已确定的 VTE 危险因素，
5 结语
包括急性呼吸道疾病，活动性感染，炎性状态，发热所致
新冠肺炎患者机体凝血功能紊乱发生率较高，多种病
血液浓缩和血流循环能力下降。此外，患者可能还合并其
理因素可能导致或促进血栓的发生发展。早期、有效干预
他 VTE 临床危险因素，例如高龄，肿瘤，肥胖，妊娠，充
新冠肺炎患者凝血功能紊乱可能是改善病人临床预后的有
血性心力衰竭或既往 VTE 病史。重症 COVID-19 患者可能
效手段。目前关于 COVID-19 相关的凝血病的病理机制研
因插管， 镇静， 长期卧床等因素增加血栓性疾病发生的风险。
究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内皮功能障碍、炎症级联反应、
3.7 治疗因素
自身免疫紊乱等学说均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该病的病理机
有报道显示，一些抗病毒药物（干扰素、利巴韦林等）
[11, 29] 制， 但仍未形成统一完整的认识， 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明确。
可引起凝血功能紊乱 。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也可使凝血
另一方面，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关于 COVID-19 患者
因子和血纤维蛋白原水平增加，从而增加静脉血栓栓塞风
的抗凝治疗指南，在抗凝治疗后，血栓患者发病率有了一
[30]
险 。患者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时，体外循
定程度的降低，但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出，经过抗凝治疗的
[31]
环管路的生物材料会造成凝血系统的异常 。另外，患者
COVID-19 患者的仍存在一定的血栓发生率，由此表明，
[32]
输注大量库存血亦会影响凝血功能，造成凝血紊乱 。
现行指南尚不能完全解决患者血栓发生的问题，仍需进一
4 抗凝治疗策略
步完善，特别是建立 COVID-19 患者预防血栓的动态有效
尽管有关 COVID-19 相关性凝血病和血栓形成风险
监测及治疗体系， 进一步提高临床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的证据正在迅速出现，但指导抗血栓形成管理的高质量证
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据很少。国际血栓形成和止血协会发布了一项 COVID-19
[33]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流行期间临时抗凝治疗指南 。指南推荐在没有禁忌症
的情况下（例如活动性出血，严重的血小板减少症），
参 考 文 献
无论 VTE 风险评估得分如何，对所有确诊或高度怀疑
[1] Cui S, Chen S, Li X, et al. Prevalence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COVID-19 的住院非妊娠患者进行药物性 VTE 预防。在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J]. J Thromb
重症患者中，只要不存在禁忌症，就可以同时进行药物和
Haemost, 2020, 18(6): 1421-1424. DOI: 10.1111/jth.14830.
机械性 VTE 预防。中国专家组根据高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2] Porfidia A, Valeriani E, Pola R, et al. Venous thromboembolism
（FDP ≥ 10 mg/L）或 D- 二聚体浓度（≥ 5 μg/mL）发布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J]. Thromb Res, 2020, 196: 67-74. DOI: 10.1016/
了治疗性普通肝素使用指南（3-15 IU/kg/ 小时），初始肝
[34] j.thromres.2020.08.020.
素治疗后 4 小时必须重新评估凝血功能和血小板 。虽然
[3] Helms J, Tacquard C, Severac F, et al. High risk of thrombosis
更高的 D- 二聚体预示着更差的结局，但尚无证据表明使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SARS-CoV-2 infection: a multicenter
用 D- 二聚体来指导抗凝药物剂量的增量使用。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Intensive Care Med, 2020, 46(6):
1089-1098. DOI: 10.1007/s00134-020-06062-x.
伊朗的一项开放标签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纳入了 600
[4] Poissy J, Goutay J, Caplan M, et al. Pulmonary embolism
[35]
名 ICU 重症 COVID-19 患者 ，研究对比中等剂量与标准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wareness of an increased
剂量依诺肝素预防性抗凝治疗对患者血栓形成风险及 30 d
prevalence[J]. Circulation, 2020, 142(2): 184-186. DOI: 10.1161/
fmx_T3RoZXJNaXJyb3Jz· 166 · 国际病毒学杂志 2022 年 4 月第 29 卷第 2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irology, April 2022, Vol. 29, No. 2
circulationaha.120.047430. ajplung.1999.277.3.L573.
[5] Lodigiani C, Iapichino G, Carenzo L, et al. Venous and arterial [20] Richardson MA, Gupta A, O''Brien LA, et al. Treatment of sepsis-
thromboembolic complications in COVID-19 patients admitted to induced acquired protein C deficiency reverses angiotensin-
an academic hospital in Milan, Italy[J]. Thromb Res, 2020, 191: converting enzyme-2 inhibition and decreases pulmonary
9-14. DOI: 10.1016/j.thromres.2020.04.024. inflammatory response[J]. J Pharmacol Exp Ther, 2008, 325(1):
[6] Doyle AJ, Hunt BJ, Sanderson B, et al. A comparison of thrombosis 17-26. DOI: 10.1124/jpet.107.130609.
and hemorrhage rate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respiratory failure due [21] Ten Cate JW, van der Poll T, Levi M, et al. Cytokines: triggers of clinical
to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and influenza requiring extracorporeal thrombotic disease[J]. Thromb Haemost, 1997, 78 (1): 415-419.
membrane oxygenation[J]. Crit Care Med, 2021, 49(7): e663-e672. [22] Connors JM, Levy JH. COVID-19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OI: 10.1097/CCM.0000000000004971. thrombosis and anticoagulation[J]. Blood, 2020, 135 (23): 2033-
[7] Zhou F, Yu T, Du R, et al. Clinical course and risk factors for 2040. DOI: 10.1182/blood.2020006000.
mortality of adult in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Wuhan, China: a [23] Esmon CT, Fukudome K, Mather T, et al. Inflammation, sepsis,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Lancet, 2020, 395 (10229): 1054- and coagulation[J]. Haematologica, 1999, 84 (3): 254-259.
1062. DOI: 10.1016/s0140-6736(20)30566-3. [24] Bester J, Matshailwe C, Pretorius E. Simultaneous presence of
[8] Wu C, Chen X, Cai Y, et al.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ypercoagulation and increased clot lysis time due to IL-1β,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nd death in patients with IL-6 and IL-8[J]. Cytokine, 2018, 110: 237-242. DOI: 10.1016/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J]. j.cyto.2018.01.007.
JAMA Intern Med, 2020, 180 (7): 934-943. DOI: 10.1001/ [25] 刘泽霖 . 新冠病毒与血栓事件 [J]. 血栓与止血学 , 2020, 26(6):
jamainternmed.2020.0994. 901-902, 906. DOI: 10.3969/j.issn.1009-6213.2020.06.001.
[9] Tang N, Li D, Wang X, et al. Abnormal coagulation parameters are [26] Yan SF, Mackman N, Kisiel W, et al. Hypoxia/hypoxemia-induced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activation of the procoagulant pathways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pneumonia[J]. J Thromb Haemost, 2020, 18(4): 844-847. DOI: ischemia-associated thrombosis[J]. 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
10.1111/jth.14768. 1999, 19(9): 2029-2035. DOI: 10.1161/01.atv.19.9.2029.
[10] Al-Samkari H, Karp Leaf RS, Dzik WH, et al. COVID-19 and [27] Ten VS, Pinsky DJ. Endothelial response to hypoxia: physiologic
coagulation: bleeding and thrombotic manifestations of SARS- adaptation and pathologic dysfunction[J]. Curr Opin Crit Care, 2002,
CoV-2 infection[J]. Blood, 2020, 136(4): 489-500. DOI: 10.1182/ 8(3): 242-250. DOI: 10.1097/00075198-200206000-00008.
blood.2020006520. [28] Zhang Y, Xiao M, Zhang S, et al. Coagulopathy and
[11] 梅恒 , 胡豫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患者出凝血功能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J]. N Engl J
障碍病因分析及诊治策略 [J]. 中华血液学杂志 , 2020, 41(3): Med, 2020, 382 (17): e38. DOI: 10.1056/NEJMc2007575.
185-191. DOI: 10.3760/cma.j.issn.0253-2727.2020.0002. [29] 张瑞祺 . α 干扰素的血液学不良反应及处理 [J]. 肝脏 , 2004,
[12] Menter DG, Kopetz S, Hawk E, et al. Platelet "first responders" in 9(S1): 36-39.
wound response, cancer, and metastasis[J]. Cancer Metastasis Rev, [30] Stuijver DJF, Majoor CJ, van Zaane B, et al. Use of oral
glucocorticoids and the risk of pulmonary embolism: a population-
2017, 36 (2): 199-213. DOI: 10.1007/s10555-017-9682-0.
[13] McGonagle D, O''Donnell JS, Sharif K, et al. Immune mechanisms based case-control study[J]. Chest, 2013, 143 (5): 1337-1342.
DOI: 10.1378/chest.12-1446.
of pulmonary intravascular coagulopathy in COVID-19
pneumonia[J]. Lancet Rheumatol, 2020, 2 (7): e437-e445. DOI: [31] Oliver WC. Anticoagulation and coagulation management for
ECMO[J]. Semin Cardiothorac Vasc Anesth, 2009, 13 (3): 154-
10.1016/s2665-9913(20)30121-1.
[14] Fox SE, Akmatbekov A, Harbert JL, et al. Pulmonary and cardiac 175. DOI: 10.1177/1089253209347384.
[32] 张瑚敏 . 输注不同比例血浆和红细胞对凝血功能障碍及的
pathology in African America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n
autopsy series from New Orleans[J]. Lancet Respir Med, 2020, 8 影响 [J]. 血栓与止血学 , 2017, 23(5): 783-785. DOI: 10.3969/
j.issn.1009-6213.2017.05.020.
(7): 681-686. DOI: 10.1016/s2213-2600(20)30243-5.
[15] Carsana L, Sonzogni A, Nasr A, et al. Pulmonary post-mortem [33] Thachil J, Tang N, Gando S. ISTH interim guidance on recogni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agulopathy in COVID-19[J]. J Thromb
findings in a series of COVID-19 cases from northern Italy: a
two-centre descriptive study[J]. Lancet Infect Dis, 2020, 20 (10): Haemost, 2020, 18 (5): 1023-1026. DOI: 10.1111/jth.14810.
[34] Song JC, Wang G, Zhang W, et al.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1135-1140. DOI: 10.1016/s1473-3099(20)30434-5.
[16] Lax SF, Skok K, Zechner P, et al. Pulmonary arterial thrombosis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agulation dysfunction in COVID-19[J].
Mil Med Res, 2020, 7(1): 19. DOI: 10.1186/s40779-020-00247-7.
COVID-19 with fatal outcome : results from a prospective, single-
center, clinicopathologic case series[J]. Ann Intern Med, 2020, 173 [35] Sadeghipour P, Talasaz AH, Rashidi F, et al. Effect of
intermediate-dose vs standard-dose prophylactic anticoagulation
(5): 350-361. DOI: 10.7326/m20-2566.
[17] Whyte CS, Morrow GB, Mitchell JL. Fibrinolytic abnormalities on thrombotic event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treatment, or mortality among patients with COVID-19 admitted to
in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and versatility of
thrombolytic drugs to treat COVID-19[J]. J Thromb Haemost,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the inspiration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2021, 325(16): 1620-1630. DOI: 10.1001/jama.2021.4152.
2020, 18 (7): 1548-1555. DOI: 10.1111/jth.14872.
[18] Zhang H, Penninger JM, Li Y, et al.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36] Tang N, Bai H, Chen X, et al. Anticoagulant treatment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mortality in severe coronavirus disease
2 (ACE2) as a SARS-CoV-2 receptor: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J]. Intensive Care Med, 2020, 46 (4): 2019 patients with coagulopathy[J]. J Thromb Haemost, 2020, 18
(5): 1094-1099. DOI: 10.1111/jth.14817.
586-590. DOI: 10.1007/s00134-020-05985-9.
[19] Hattori N, Sisson TH, Xu Y, et al. Participation of urokinas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eptor in the clearance of fibrin from the （收稿日期：2021-05-31）
lung[J]. Am J Physiol, 1999, 277 (3): L573-579. DOI: 10.1152/
（本文编辑：马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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