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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这个位于河北平山县的小山村，总共只有七八十户人家，本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 然而1948年5月，随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首脑移住此地，这个小山村却因此名扬世界。 就在这里，毛泽东等策划、指挥了三大战役，彻底摧毁了蒋介石国民党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取得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  转眼到了1948年底，这个华北平原的小山村已是寒气逼人。然而，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已冲淡了毛泽东等中共巨头的寒意。 此刻，他们正在考虑新的一年的决策。 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毛泽东正抬头凝视着挂在墙上的地图。地图上，蓝色圈圈已经不多了，剩下的一些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 对西北地区，毛泽东并未放在心上，他清楚，孤守在那里的胡宗南已维持不了多久。而对于江南之敌，由于有长江天险阻隔，毛泽东却甚感担忧。 在毛泽东眼里，长江不能成为分界线。可是，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江曾让无数的兵家吃过败仗，使中华大地数度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  曹操赤壁惨败，于是三国鼎足；由于长江的阻隔，“南北朝”对峙将近百年；唐、宋、元、明、清，每次改朝换代，长江都发挥了她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了如指掌，所以他很早以前就担心长江会影响中国的统一。 早在1948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毛泽东就有过“叶(飞)、陶(勇)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但是后来由于要保证刘邓大军提前南下，挺进大别山，所以放弃了这一设想。 到1948年11月27日，中央军委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配合中原战场作战，电令粟裕亲率三个纵队，组建一个兵团，渡江南下，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后来毛泽东听取粟裕的意见，又暂时搁下了此事。  现在，当淮海前线捷报频传，长江以北已基本在我掌握之中的时候，带着轻快、欢乐之情的毛泽东已在思考如何进行这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役了…… 靠军队起家的蒋介石是信奉武力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依靠武力对中共实行无休止的“围剿”。抗战时期，他想以自己雄厚的军事实力逼中共就范；解放战争时期，他更仰仗手中的几百万军队和美国的支持，叫嚣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共”。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以这个独裁统治者的意愿为转移。蒋介石“剿灭”中共计划未成，而自己反而陷入溃败的命运。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共策划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彻底摧毁了蒋介石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共产党已得半壁江山，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 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蒋介石没想到自己手中这几百万军队是如此不中用。  在接二连三的军事惨败面前，蒋介石终于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天平已偏向了中共一方，依靠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已不足以与中共相抗衡了。 此前，他曾想运用“夫人外交”，到大洋彼岸寻求援助，然而，宋美龄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马歇尔的迟迟不见，杜鲁门总统的异常冷落，使蒋介石异常焦虑。 1948年11月，他又亲自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 美国又何尝不想搭救自己的老伙伴呢？但依据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判断，美国感到蒋介石的败局已难以挽回，不愿接受这个建议。 万般无奈，蒋介石举起了“和谈”旗帜，企图以此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赢得重组反扑力量的喘息时机。 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准备乘机代替蒋介石，出面同中共方面和平谈判。在此背景下，1948年12月24日，桂系另一首领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抢先打出“和谈”旗帜。  在他的授意和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河南和湖南省政府主席也建议国共和谈。 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但他同时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保存反动军队等作为谈判的条件。显然，蒋介石并无“和谈”诚意。 有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却摇旗呐喊，劝说共产党把人民解放战争“立即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斯大林也曾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他对中共实力表示怀疑，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人民本质认识不足，认为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在中共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府败局已成之时，斯大林仍然采取“走钢丝”的暧昧政策，暗中支持国民党政权，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又同刚代总统的李宗仁达成了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了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  对此，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还回顾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要过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南北朝”。 严峻复杂的形势，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临着新的重大选择。 高明棋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驾驶棋局，毛泽东在驾驭战争这一纷繁的棋局上，始终有着自己的主见。 他不怕压力，不怕风险，头脑冷静，眼光远大。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叫嚣他不会理，斯大林的态度他表示理解，但他决定了的事，看准了的决策，是不会因人因事而改的，除非对方有足以说服他的充分理由。 这次当然不会例外。 1948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公开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还引用古代希腊“农夫和蛇”的寓言，警醒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指出：“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装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蒋介石见自己的统治土崩瓦解，日暮途穷，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再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求和声明，企图以“和平”的名义，维持他的反动统治，阻挠人民革命的胜利。 1月8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企图赢得喘息之机，安定惊魂，然后卷土重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他早已向中共表示愿意接触，谋求和平解决问题，但共产党不予理会。  英国大使说他们一向支持国民党政府，英国的军舰至今还在长江口游弋，黑洞洞的炮口瞄着解放军阵地，共产党是不会欢迎他们介入的。 法国大使有自知之明，战后法国地位跌落，没有多少说话的本钱，婉言谢绝了。 苏联鉴于中共态度明确，表示拒绝参加调停，这样蒋介石到处碰壁，准备孤注一掷了。 1月14日，毛泽东针锋相对发表时局声明，批驳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提出以惩办战争罪犯，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平条件。 蒋介石的招数相继失效，不得不于1月21日被迫宣告“引退”。同日，李宗仁任南京政府的代“总统”，宣布同意以中共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历史的车轮没有滑入“沽名学霸王”的歧途，毛泽东正在为孕育新的中国而操劳谋划着…… 代“总统”李宗仁一上台就宣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开始商谈。  李宗仁迫不及待要与中共和谈，自然并不意味着他有诚意接受我党的八项条件，他同蒋介石有矛盾，但在根本立场上还是一致的。 他答应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同蒋介石的求和声明一样，都是想通过讨价还价，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将革命力量限制在长江以北，和共产党来一个“划江而治”，把一个统一的中国肢解为“南北朝”。 在“和谈”开始前夕，李宗仁曾明确对其和谈代表刘斐表示：“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在赴北平和谈前夕，特意到溪口晤见仍掌实权的蒋介石，以征求他对和平计划的意见，蒋介石也特别抱住“划江而治”的“南北朝”主张不放，要张治中去和谈时，总的限度是“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华北、东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  当时，美帝国主义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仇视，害怕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会损害其在华的特权，亦千方百计想帮助国民党策划一个南北对立的中国。 1949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的秘密报告中，就把美国政府渴望以长江为界，保护美国在华侵略势力的险恶用心全盘托出。 他在报告中说：“美国社会方面对我和谈，颇多怀疑，认为不特共方一再延宕，似乏诚意，即使和谈成功，除非决定南北自治，以长江为界，各不相犯。深恐组织联合政府，亦为共产党所控制，前途堪忧。” 对于“划江而治”的种种鼓噪，我党在坚决予以批驳、揭露的同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谈判代表团在谈判中也不予理睬。 和平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你为什么在事先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这种由蒋一手导演的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说：经过三大战役，蒋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李宗仁、白宗禧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恐惧，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有勇气承认失败，完全接受我党八项条件。 针对李宗仁“划江而治”的妄想，周恩来对其联络官黄启汉说：“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得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划江而治的美梦不要再做了。” 李宗仁被戳到痛处，和，他又没有承认失败的勇气；打，又打不下去，这使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 对此，毛泽东庄严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即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对于南京政府提出的什么“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唬你们，无论你们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赎罪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不利。” “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办法去解决。可能还有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战斗了。” “因此，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注定要灭亡。” 中共领袖这些措词强烈的言论，给了那些企图通过和谈来达到“划江而治”，实行“南北朝”的妄想家们以迎头痛击。 在和谈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周恩来将《国共和谈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国民党代表，但李宗仁拒不签字。 这样，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骗局被彻底揭穿，当李宗仁还在妄想时，我百万大军已着手突破长江天险。 李宗仁名为代总统，实际上并无实权，退居幕后的蒋介石仍在背后操纵一切。他一方面指使南京政府与中共假谈判，另一方面却大肆招兵买马，积极在长江沿线布防，企图利用长江天险与中共一搏。 洞察秋毫的毛泽东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一方面顺应人民意愿，敞开和谈大门，同时指示积极做好渡江作战的准备。 在胜利在望的情况下，为决定下一步的方针政策，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刘伯承、粟裕请假，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曾山等于2月28日联袂赶往西柏坡开会。 会场设在一间面积只有100平方米、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兴建的职工食堂里，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会议决定：一、批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二、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及西北地区。完成渡江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三、解放军应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先占领城市，后占乡村。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也就是3月14日，中央召集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提出方案并做出决定。出席会议的除中央领导外，还有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包括西北的彭德怀，华北的聂荣臻，华中的邓子恢和林彪，中原的陈毅、邓小平等人。 第一个发言的，是代表中央在会上提出华东区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的人。此人正是总前委书记、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 这意味着中央已经过周密的思虑和遴选，将委他以重任：由他挂帅，挥师过长江，直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占领京沪杭，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 邓小平拿出名单，边念名单边解释：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17人为委员。除舒同外，均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已决定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邓小平谦虚地解释说，我认为饶漱石为第一书记较恰当，但中央说，恐妨碍上海的工作，故不提了。 邓小平接着提出了山东分局、省政府和山东军区的人事安排，以后又提出了其他省、区的人员名单。 在安排浙江省人事时，毛泽东插话说：“要搞一个有学问的同志去浙江。” 他还谈到其他许多有关的人事安排建议，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筹粮办法，谈了城市筹款办法，谈了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接管上海的工作。 对于邓小平细致而又周全的报告，毛泽东欣然表示赞同。 他说：“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有变动再说。” 此次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陈毅提出渡江补给问题，尤其是兵员补充的困难，说中野缺员5万，听讲华北有3万新兵、3万俘虏，陈毅要求全部拨给中野，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毛泽东亲口对邓小平说：“渡江战役交给你指挥了。”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这句话，不是第一次。在淮海战役时，毛泽东也这样说过一次。 受命后，邓小平和陈毅一起赶往前方。 这时，中央军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将全国各大战略区重新编排序列。西北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原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华东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华北为华北军区，由聂荣臻指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400万人。共产党对国民党下一个大的战役，就是渡江战役。 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负责指挥渡江战役。 百万雄师过长江的战略行动在紧张地谋划和准备着…… 名义上隐退实际上仍掌控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他一方面派代表与中共假和谈，另一方面积极在长江沿线部署江防。他企图利用长江天险与中共一决雌雄。 长江，西起青藏高原，东至黄海之滨，以其浩荡蜿蜒之躯，流经九省一市，由西向东5800公里，构筑中华大地上最大的水系，形成了自古以来中国最长的江流。 国民党首都南京就建在长江边上。这个历史古都为军家必争之地。因其易守难攻，建都于此的帝王无一不想依恃江险，长治久安，流传万世。 但是说也奇怪，在这里建都的帝王们的梦想竟然一个也不曾实现。自从三国东吴定都于此，短短300年间，更换了6个朝代——吴、东晋、宋、齐、梁、陈。加上五代的南唐共有7个朝代，都是短命的。 他们无论把长江防线南京城池布置经营得如何坚固，到头来都未能阻扼进犯的敌人。 历史推进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四月，南京城又要演出一幕败亡的悲剧了。不过，蒋介石并不死心，1948年底，蒋介石在江南和大西南各地新建15个编练基地，计划用一年时间练成200万新军。 “徐蚌”失利，解放军过江，蒋介石编练新军期限缩短为半年。孰料解放军连半年时间也不给，当解放军发出最后通牒时，除台湾孙立人、四川罗广文、江西张发奎等四五个编练基地有点实力外，其他的编练司令部都是空架子。 用兵已捉襟见肘的蒋介石，很为焦心。4月2日，即国共和谈的第二天，他就在溪口召见参谋总长顾祝同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要他们汇报长江防务情况。 顾祝同说：“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根据总裁的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伯恩指挥，共有75个师，约45万人。我们已经拟定了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请总裁裁定。” “很好。”蒋介石看过后笑着说，“这才是我们治国的根本大计。至于和谈，只不过是争取一点时间而已。” “是的，总裁。”顾祝同继续汇报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的防御方针，坚守淞沪，以海空优势支援之，然后以淞沪为桥头堡，作为待机反攻的跳板。关于具体方案，请恩伯兄谈谈吧！” “是。”汤恩伯站起来，阐述了长江防线排兵布阵的情况。 一、解放军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中队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胡长青的第九十九军突击歼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顾锡九的第一二三军，王克俊的第二十一军，王秉钺的第五十一军，由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次抵抗，直到退至上海。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以确保淞沪一带。 二、解放军如由皖南渡江时，张世希的第七绥靖区的第六十六军、二十军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各部应独立作战。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的第九十六军，刘汝珍的六十八军应伺机反扑。 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以确保浙赣线的安全。首都以东部队，就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再退守淞沪。 三、解放军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你们这样布置是可以的，”蒋介石说，“不论共军狡诈多变，江面上有何安排？” 汤恩伯说：“我们已经抽调了林遵的海防第二舰队的二十几艘军舰和六十几艘炮舰巡视江阴、南京、芜湖和安庆地段的江面，封锁江面。为了保险，我们还派了东南军政长官部的技术总队负责在江南敷设水雷，安放水底雷和飘浮雷，在沙滩上大量埋放地雷，共军纵有千军万马，也要叫他寸步难行。” “很好。”蒋介石说，“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天险。曹操83万人马大败于赤壁。我军将士应有当年刘备、孙吴的破曹精神。” 蒋介石呷了一口茶又问道：“新兵训练有新消息吗？” “报告总裁。”顾祝同说，“根据您的指示，一共设置了十四个编练司令部。计划在三年中，把在前线失利的零碎部队重新整编恢复起来，使目前已削弱到只剩下100多万的正规军，重新扩充到335万到500万人。目前已经建立的番号，正在进行补充和编练的新军有37个军和2个师。” 蒋介石准备以最后的勇气、最大的能力，凭借长江天堑，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负隅顽抗，保住半壁河山，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蒋介石的愿望能实现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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