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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抗战初期华北最重要的战场，也是日寇重点进攻的方向，大敌当前，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有过一段坚决抗战的表现，与共产党的合作也很有诚意。 阎锡山是个很务实的人，因此，他对共产党的许多优良作风还是很欣赏的，比如，他对共产党军队中的政委制度很赞同，就积极学习共产党的治军之道。
因此，我党也在山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协助晋军建立了一种新的革命武装，就是“山西新军”。 山西新军，全名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一支非常独特的武装，既不完全属于晋军，因为军官中尤其政工干部有许多共产党员，比如薄一波、陈光等等，也不完全属于八路军，可以说是“国共合作”的结晶。 但是，阎锡山很快就后悔了，他发现，共产党的那一套制度不是国民党能适用的，山西新军名义上属于晋军，但它们跟共产党越走越近，自己成了为共产党“做嫁衣”。 而且，阎锡山惊恐地发现，山西109个县，一半以上都拥护共产党，甚至有了共产党的根据地，自己的处境反而是“前有虎——日寇，后有狼——共产党”，自己都快没有存身之地了！ 在这个时候，日寇也开始拉拢阎锡山，战前，阎锡山在山西建立了几十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企业，后来被日寇抢去了，现在为了拉拢阎锡山，日寇就派密使游说，说可以退回46%的资产。 阎锡山本来就是亲日派，一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就跟日本人勾搭上了。
1939年3月，阎锡山召开了臭名昭著的“秋林会议”，鼓吹中日将会“不战而和”，国共则“不宣而战”，从此开始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面对阎锡山的倒行逆施，毛主席非常痛心，制定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的原则，并派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来到山西，试图弥补裂痕，巩固统一战线。 彭德怀见到阎锡山后，阎锡山恶人先告状，掏出一叠晋军将领“控诉”八路军的举报信，指责共产党搞“渗透”，违反了与晋军签订的协议，在山西新军中大搞共产党的组织。 彭德怀也掏出一叠密信，都是国民党在山西新军中大搞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 两个人各说各话，最终不欢而散。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新军配合晋军，攻打同蒲铁路。实际上，晋军已经与日军设下了圈套，要夹击新军，除掉这伙武装。 新军二纵政委韩钧知道阎锡山没安好心，就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大怒，宣布新军二纵是“叛军”，要立即剿灭。同时，蒋介石也声援阎锡山，并表示中央军愿意协助。 当时，彭德怀正在西安接触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中间派”，比如西安行营主任程潜。 程潜是很拥护共产党抗日的，对八路军的抗日也非常钦佩，但是，当彭德怀去找他的时候，程潜却感到有些为难，因为蒋介石派来的绥德专员何绍南就在他那里。 这个何绍南是臭名昭著的“反共摩擦专家”，经常挑拨是非，在国共之间搞摩擦，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因此，当彭德怀见到何绍南的时候，按捺不住怒火，指着他怒骂：“你这个害民虫，在陕北破坏团结、贪赃枉法，绥德人民控诉的诉状在我那里堆成小山，你还有脸在这里造谣生事？！” 彭德怀越说越气，竟然上去扇了何绍南两个响亮的耳光，何绍南吓得掉头就跑，彭德怀就在后面追，还想继续揍他！ 这时，程潜站了出来，劝住了彭德怀，才让何绍南躲过了一劫。 彭德怀仍然没有消气，又指着何绍南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胆敢打第一枪，我就敢打第二枪，还要打第三枪！” 何绍南早就吓得不敢吱声了，哪里还敢回嘴？ 后来，毛主席也听说了这件事，风趣地说：“彭老总大闹西安府，就像孙大圣大闹天宫一样啊！”
彭德怀怒打国民党专员，也很快就传遍了国民党的阵营，蒋介石虽然很生气，但也知道自己理亏，只能咽下这口窝囊气，把何绍南调走了事。 再说这个何绍南，这次被打后，仍然没有迷途知返，而是继续充当蒋介石的刽子手，到处搞摩擦，后来还被蒋介石晋升为中将军衔。 不过，到了新中国成立时，蒋介石认为他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把他留在了大陆，让他自生自灭，何绍南就秘密回到老家躲藏起来。 到了1954年，何绍南被人举报了出来，被押送到了陕西绥德，执行枪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参考资料：《彭德怀自述》《文史博览》《榆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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