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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评“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文库”系列（二十三） —个人对于时间的感觉是常有变化的。有时觉得度日如年，有时又会觉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即以当年领不到南京政府拖欠“音专”经费的事来说吧，公文催，快邮代电催，经费还是姗姗来迟，这不是度日如年吗？但是一想到“国立音乐院”改为“音专”，搬到江湾勉强度过了两年，日寇炮火就轰击了我们的新校舍，“音专”又被迫搬进了“租界”。随着校长萧友梅的逝世，“音专”为汪伪政权所霸占，于是有“音专”在重庆的复校。日本投降之后，“音专”又回到江湾“收复失地”。大上海解放，“音专”才获得了新生，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屈指一算，五十五年过去了，时间不又是过得很快吗？总之，慢也好，快也好，逢到纪念日，多少会有点心潮起伏的样子。今天，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特就“音专”草创以来的所见所闻写一些出来，算是我对“娘家”生日的一份微簿的献礼。野老献芹，自知难免贻笑于大方之家。但是我的心却是诚恳的，有时还带着苦笑。也许噜嗦一大堆，还能够提供一点史料也说不定。好吧，闲话休题，言归正传。 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音乐学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海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出现了一所新开办的学校——“国立音乐院”。开院那一天，首先由院长蔡元培致词，除了阐发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及我国音乐传统的深远之外，还指出我国今天音乐教育的不够普及以及欧美音乐的蓬勃发展，鼓励大家“勇猛精进，日新不已”，最后不难大有创作，反过来对欧美做出我们的贡献。蔡先生语重心长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鼓掌。教务主任萧友梅接着报告了筹备的经过，指出音乐院之所以能够开办，完全应归功于蔡元培先生和杨杏佛先生。可是由于十一月一日才开始报名，别的学校都早已开学了，所以录取的学生只有二十三人，而且多半放弃了他们原先取得的学籍赶来报考的，这说明了同学诸君学习音乐的决心，也为取得优异的成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末了萧先生还举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一八二三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学生二十人，八十年后增加到五百人以上的先例，只要大家努力干下去，也许不到十年就可以有五百以上的同学。后来杨杏佛先生也应邀发言，透露了南京政府有人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去弄音乐这个玩艺”。经过蔡先生的说明才算通过了。杨杏佛先生还提到他留美的时候，中国同学有一次参加美国人举办的联谊会，需要出个节目，却找不出一首全体留美学生都会唱的歌曲。这说明发展音乐教育实在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有志者事竟成，中国音乐教育终于揭开了新的一页。 因陋就简，精打细算 一个月三千元或五千元的经费，要用来办一所音乐学院，即使不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总算是同数米为炊差不多了。因陋就简，精打细算，就成为当务之急。音乐学校的特点是个别上课。象样一点的房间都做了教室。所谓校长办公室不过是在栏干上安装一排玻璃窗的阳台。靠大门有一个汽车间，摆上桌子和椅子就成了传达室。汽车间顶上有一个房间本来是司机住的，后来成了文牍——通行的说法则是秘书——的宿舍。地窖本来是堆放煤炭杂物的，改作为学生的琴房。厨房成了工友宿舍，门口附近摆一个炉子、兼管茶水，真是每一寸地方都派上了用场。还有，当时上海虽然是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却还没有一家出售乐谱的书店，只有外国人开的琴行兼卖一些乐谱，但是贵不可言。于是由学校托一家德商书店向德国直接订购，然后依照成本卖给学生，借以减轻一点学生的负担。同时，有些教师利用自己与琴行的关系，同他们约好，学生去购买乐谱，可以凭老师的介绍信照定价打一个折扣。上海当时有一个“工部局”管弦乐队，每年秋季到次年春季每周举行一次音乐会。但是音乐会的票价相当高，要学生每星期去听一次，差不多要花去他半个月的伙食费，因此征得乐队指挥梅柏器的同意，让学生星期六去听乐队全部节目的总排列，这就和听音乐会没有什么两样了。总之，凡是可以减少学校以至学生的开支的办法都想出来了。 正是由于这样精打细算，有一年年终余了一笔比较大的款子。当时其它大学也同样有了节余，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说，即到了所谓突击花钱的时候，有的大学用这笔钱买了汽车。萧先生却另有打算。他想到学校需要经常举行音乐会，却没有一台象样的钢琴，现在有了一笔钱了，正好用在节骨眼上因而向德国买来一台“伊巴赫”牌三角琴。今天我们一开音乐会，几乎毫无例外地推出光华灿烂、音调琤琮的“斯坦威”，恐怕没有人会想到当时第一台三角琴是这样省下钱来购买的吧！的确，“音专”有史以来始终不曾有过一辆汽车。即使是开音乐会，今天我们认为汽车接送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参加演出的师生也多数是坐电车或公共汽车去会场，除非你自愿掏腰包叫出租汽车。 一九三五年暑假，江湾校舍落成之后，“音专”算是有了规模比较宏伟的享有主权的“地盘”。正中是三层的主楼，不仅有宽敞的课室和划分工作范围的办公室，礼堂也有了正式的乐台和相当舒适的座位。主楼前面是校园，学校适当地种了一些树，但远远覆盖不了那么广大的地面，因此号召师生志愿献种，美化校园。创办人蔡元培先生还带头种了一棵苍翠的松树。这样一来，校园倒真有点花园的样子。校园左右两边是一字排开的琴房。来客还未走近学校，已经可以听到吹拉弹唱，响成一片。然而好景不长，正当我们欢庆校舍落成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直逼平津，华北开始了特殊化，不久就爆发了波澜壮阔“一·二九”运动。强驻闸北江湾一带的日军肆意拦截行人和车辆，进行蛮不讲理的搜查。一有风吹草动，“音专”立即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甚至于赶到“租界”去过夜，天明再回江湾来上班。到了“八·一三”，江湾校舍陷入了炮火之中，“音专”只好恢复过去每隔一、两年搬一次家的老传统，再一次搬到“租界”去上课。 同心协力，穷干实干 前面说过，音乐学校的特点是个别上课，所以“音专”是教师多，职工少。从校长到工友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全校只有一个办公厅设在二楼，上面正中间是教务主任，左边是事务主任，注册及书记（管理杂务的）各一人，右边是文牍、会计、庶务及书记（管理缮写的）各一人。图书馆在三楼，设事务员一人。负责清洁杂务的是三个工友。此外再没有别人了。所谓教务处只有一个教务主任和一个注册事务员。注册的工作包括：考生报名、新生注册、订校历、排课表、分琴房、学生考勤、计算沉积，逢到节假日或开会或者学生请假，还需另发英译通知给外籍教师。总之凡是与教务有关的事情，统统由一个人包下了。至是教务主任，除了协助校长决定教学方针、课目安排、教师任免、演出计划等重大问题之外，还要担任作曲初步、和声学、对位法、配器法、音乐领略法及音乐史的教学。有演出活动的时候，还要排节目，写乐曲解说。但是黄自先生还能挤时间写了歌曲集《春思曲》、清唱剧《长恨歌》、《爱国合唱歌曲集》和一套《复兴音乐教科书》和一些电影幻想曲及歌曲。又如那位声乐主任，除了给主科学生上课之外，还要教视唱练耳，指挥排练合唱，还写了不少艺术歌曲和一大本《儿童歌曲集》。图书馆也是把中外文图书、乐谱、唱片的采购、编目、制卡片、借还等等工作全部包在一个人身上，此外还要抄乐谱及代售进口乐谱。至于三个工友，每天的清洁卫生、传达收发等工作不用说了，就是跑街道送信也是他们的事情，冬天还要管好课室取暖的炉火。由于全校教职员工同心协力，各项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条，及时完成。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件有关工作作风的小事：有一次星期一早上，我把星期六下午收到的文件送到校长室去听候批示，校长先生看到一份比较有时间性的文件，不禁叹了一口气，说：“星期天就是误事，平白地把工作给耽搁了！”有一年教育部因各大学的年度预算决算没有及时上报，通令催促，文中居然有这样一个补注：“音专除外”。这真有点象是民间故事所说的那样，一个和尚管挑水，水缸总是满满的咧！ 因材施教，实至名归 “音专”教学采用学分制，主科分初、中、高三级。学生修满二十学分，可以升一级。学分的计算决定于他一个学期修毕的曲目及其演奏水平。这样，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发挥他独有的才能，不致为了照顾全班的平衡，拖住他本来可以迅猛前进的步伐；资质较差的也不必劳而无功地没命追赶。同时为了教学两方面取得良好的适应，学生可以在每一学期的开始根据自己的志愿提出他选上的主科教师，然后由学校统筹分配。这样既可以适当满足学生求学的愿望，又可以帮助教师提高他的责任感，努力做好教学工作。 平心而论，学分制是有它好的一面。但是，“徒法不能以自行”，因而必须尽可能充实教学力量。当时“音专”是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任人唯贤”的。所谓贤，既注重教师的才学，也注重教师的责任感。如果不能称职，就是老朋友也老实对他不客气；如果确有真才实学，便三顾茅庐，也要把他请来。查哈罗夫就是一个例子。查哈罗夫是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二十年代末他和他的夫人汉森从事演奏旅行来到了上海。可是上海成了他们分道扬镳的地方。汉森继续她的演奏旅行，他却在上海定居了。萧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登门求教。查哈罗夫当时的眼界可高了，他不客气地说，“中国的音乐学生好比是刚生下来的小孩，用得着我来教他们吗？”经过反复劝说，他心动了，但声明只教八个学生（按规定一个专任教师应教十二个学生），薪水却比其他教师高。过了不久，他发现不少学生都很有培养的前途，于是答应增加到十五个学生，月薪四百元，是一般专任教师薪水的一倍。他在一次校庆宴会上发言，愉快地公开承认自己当初的错误，表示要好好教下去。后来果然一直教到他逝世。 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音专”的工作逐渐得到社会的赏识。每年公开演出的音乐会消息一传出去，门票立刻被争先恐后地买走。演出曲目中也总要尽量收入一些中国作品。为了促进新歌的创作。“音专”校刊特辟歌词专栏，邀请校内外人士投稿，可以说是我国最早有意识地提倡歌词写作的专刊。此外，《乐艺》季刊、《音乐杂志》先后出版，“音专丛书”陆续刊行，都有助于扩大音乐的社会影响，使得音乐学生每以能否考取“音专”作为业务水平高低的明证。普通学校的音乐教员要求到“音专”继续进修，“音专”的在校学生也有不少人在外兼课。至于应届毕业生，则早在毕业考试之前就有许多学校送聘书出来了。所以当时“毕业即失业”的威胁，“音专”同学尚能较一般大学生为少一些。 中国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城乡的差别尤其巨大。边远地区的青年要想考上“音专”的确是十分困难。但是音乐教育应该面向全国，边远地区的音乐更是迫切需要发展。面对这一深刻的矛盾，萧先生想出一个通函各省教育所保送学生入学的办法，毕业后仍回原地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边远地区音乐师资缺乏的困难。当然，这样做了还是近于杯水车薪，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但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能从大城市想到荒僻的边远地区，而且用实际行动促使良好的愿望成为现实，总不能不说是值得特书一笔的创举了。 蔡元培先生在音乐院开院典礼的讲话中，曾就当时学校简陋的情况，引述了庄子的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以说明事物由小到大的发展规律，现在时间已忽忽过去了五十五年，学校也已经大大地变了样。记得一九三五年我们学校收到一份从波兰寄来的维尼雅夫斯基诞生百年纪念小提琴国际比赛的通知。有一个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去找他的主科老师，问他可不可以去参加，得到的答复却是兜头一瓤冷水，说什么“你拿什么去参加比竞，不可能！”现在呢，中国音乐学生已经不止一次地在国际比赛上取得可喜的成绩。最近我看到台湾同行在一篇论述中国音乐教育的文章中感慨系之地说：国立音乐院已经与吴伯超一道沉入了大海，因为台湾至今没有一所音乐学院。遗憾的是该文作者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中国有许多音乐学院，而且欣欣向荣，人才辈出。我想不妨提一个建议，建议台湾的同行，特别是“音专”的老同学，趁这母校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的机会亲自回来看一看，从今天中国音乐教育的繁荣景象，回想一下“音专”当年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的往事，从而激发爱国一家的热惜，为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携起手来，阔步前进！ 原载：《音乐艺术》1982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廖辅叔，音乐理论家。广东惠州人。广州英文专科学校肄业。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音乐院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协第四届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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