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少回忆多少泪 - 来自酷狗音乐 多少回忆多少泪 - 来自酷狗音乐 血泪故乡忆少年 
夕阳余晖(其仁)
20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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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制作：其仁 歌曲:多少回忆多少泪 演唱:石梅 一、乡关何处是 近几年来，有一个问题，越来越频繁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你热爱自己的故乡吗？是啊，都说“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而我又情归何处呢？我热爱自己的故乡吗？细想起来，回答不置可否，一种不可名状的复杂心情难以梳理出头绪来。 要说我的故乡，究竟算哪儿呢？大的概念是通化市，而具体的地点又是哪里呢？ 一九五0年元旦刚过，我出生在通化市二道河边的一间简陋平房里，这是我们家租房东家的一间西厢房。随着父亲工作的经常变动，我的家也随之经常迁移。在我四岁还没有多少记忆的时候，我们就举家离开了我的出生地。在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家从通化市搬到浑江市，再搬到铁厂镇，最后于一九六0年春又落脚五道江镇，才算稳定下来。我在五道江生活了九年，直到一九六八年年底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离开自己的家，离开五道江镇。 我的故乡，具体地说，是出生地通化市呢？还是踏入社会之前生活时间最长的五道江镇呢？如果说是出生地，那对我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没有多少印象，似为不妥；如果从居住生活时间的长短、记忆的清晰、感受的深刻这些因素考虑，那么，我踏入社会之前，生活的时间最长，记忆最清，对我心灵的触动最深，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五道江镇，作为故乡还算合适，那么，五道江镇就算作是我的故乡吧。 而我对作为故乡的五道江镇的情感又如何呢？如说实话，感情并不怎么好！ 二、苦涩的回忆 1、悲系五道江 五道江镇东北距白山市，西南距通化市各五、六十里，它坐落于鸭绿江水系最大支流的浑江河谷两岸，上游是属于白山市地界的六道江镇，下游为通化市鸭园镇的四道江村，系伪满时期日本掠夺我国煤炭资源而发展起来的现有二、三万人口的一个矿区小镇。五道江镇主要居住有三部分居民：一是五道江煤矿职工，是主体；其次是通化市冶炼厂职工，其人数远不及煤矿职工为众；三是一少部分农民。五道江煤矿是属于通化矿务局的一个基层矿区，我的父亲就在五道江煤矿财务科工作。我入五道江矿小读书。 作为故乡，我对五道江却有一种与大多数人眷恋故乡截然不同的情感。一想到五道江，提到五道江，我就油然产生一种悲凉的心情，就会不由自主地怀念起我善良、忠厚、勤劳、俭朴而又遭苦受难逝去的父亲，怀念起同家人一起忍受饥寒八十多岁羸弱的姥姥，回忆起我病痛贫苦的青少年学生时代，虽已远去，却仍那么伤痛，那么无奈，又那么难以忘怀。  凄风苦雨伤心地，我的故乡五道江。  凄风苦雨伤心地，我的故乡五道江。  我的父亲——王光荣 1924年4月2日（农历甲子年2月29日），父亲出生在距离五道江镇十五里地的四道江村。父亲家境贫寒，靠爷爷挑担走街串巷，卖一些针头线脑的小货，后来又给商铺站栏柜（旧时商家的售货员）来维持生计，可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父亲从小就愿学习，好读书，成绩优异，但因家里生活困难，只读了五年半书，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这是他痛彻心肺的终生遗憾，也因此多次对我表态说，只要你愿意学习，无论家里多么困难都要供你上学。我的求知欲极强，成绩也好，一直梦想着上大学，但文革阻断了我的大学梦。）来到了通化市给私家商铺当伙计。后来，由于父亲办事认真，又有点文化，就做起了记账工作。解放后，父亲报名参加了通化矿务局，做了一辈子财务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通化矿务局从通化搬迁到浑江市，我们家也随着迁到了浑江市。在浑江市生活了两年，由于受我舅爷（父亲的舅舅）历史问题的株连，父亲被下放到了矿务局下属的铁厂洗煤厂，我们家就跟着迁到了铁厂镇。在铁厂镇生活了四年后，随着父亲又调转到五道江煤矿，我们家最后搬迁落脚在五道江镇。  年轻时的父亲 3、五道江的家 浑江流经五道江镇，将其分隔成江南、江北两部分。江南是矿区，有大、小梨树沟和遍布小煤窑的五道岭。南山很陡，浑江经南山山下流过。江的北面是一大片缓坡地，是五道江的农业区和居民生活区。靠近江边的地方开辟为菜地和农田，在农田地的上方有通化——白河、通化——临江的铁路通过，铁路沿浑江河谷蜿蜒可通向长白山腹地。铁路的北边，修了街道，建了商店，盖起了一栋一栋的煤矿家属住宅，其中就包括我的家。家属住宅再往后又是当地生产队农民的田地，田地一直延伸到后山山脚下。后山不高，不是很陡，登上山顶，北望，在山梁和沟壑间有一块块贫瘠的土地，我们家的小片荒大多就开垦在那里。经过几道山梁和几条沟壑，远处的那个高耸兀立的山峰，就是三四十里方圆内最高峰，海拔970多米高的白砬子，就是我们经常割柴或扒榆树皮的去处。 当地人称白砬子的山峰，因峰顶崩塌露出垂直灰白的崖壁而得名。白砬子处于岭之脊，峰之巅。从五道江镇的方向看，巅峰的形状有额头，有眼窝，有颧骨，有鼻梁，有脖颈，有脊梁，如狮似虎，坐东头西，昂首盘卧，巍峨雄踞于群山之巅，俯视着人间的芸芸众生如草芥，任由岁月的风吹雨打如过眼云烟。 1960年，我们家搬到五道江时，我才十周岁，读小学三年级。我家住在矿区家属住宅73栋2号。是我们那一大排房的最后一栋。我们那栋住宅共住着七户人家，我家是从东边数的第二家。那时，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对住房根本没有居住面积的概念，只觉得拥挤窄小。后来我重返故里，特意回到当年的住房现在已换了新主人的老房测量了一下，测得外墙长5.85米，宽（跨度）4.85米，整个建筑面积28平方米。所谓的厨房只有一个人做饭转身的空间，地面还挖了炉坑和煤槽子两个深坑。通过厨房才能进到屋里，屋地也只有放一张桌子再站二个人的地方，晚上睡觉时，七口之家，炕上得一人紧挨着一人，象装沙丁鱼罐头似的，翻身都困难。窗户是单层的小窗，本来就不明亮，一到了冬天，为了保暖，就在窗外用锯末或茅草填塞下半部分，这样，屋里的窗玻璃上就不结霜了，但却更暗了。这又暗又冷又窄小的住房，便是我们家人生活了二十六年的空间。 时值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六十年代，我们家象全国普通家庭一样，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父亲除每天上班以外，还起早贪晚地拖着浮肿的双腿，带领十岁左右的儿子上山割柴，开荒种地，或是在房前屋后侍弄些蔬菜，勉强度日，生活得非常艰难。 4、疲劳的极限 星期礼拜，一有时间，我就跟着父亲，拿着镰刀和绳子去后山割柴。当年，在后山的前坡就可割到梢条，第二年，就得到山后去割了，而在第三年就必须走到远远的白砬山下割柴了。人进树退，植被的破坏是何等的惊人。冬天的星期天，我和父亲就拉着爬犁到远处的高山上去打干柴。后来，我稍大一点，就带领着弟弟们做伴去打柴了。 我这一生，精疲力尽体力消耗到极点的劳动是1964年春节前的一次上山打柴，至今仍刻骨铭心。那天，我和二弟弟拉着雪爬犁到浑江上游，在通化市和浑江市的交界处，也是五道江和六道江的交界处的十八面井的山沟里打柴。出了家门向东，一路下坡，到了冰冻的浑江江面再往北，在浑江折拐向东的拐弯处，有一条通向白砬子山的沟趟子。此处位于卧虎状的白砬子山的侧后部，相当于虎的后肢部位，这里就是我们打柴的目的地。 我们专砍干站子（已枯死但未倒朽的树，很干，水分少，回家就能烧），但这种枯死的树并不多，得在很大的范围内才能砍到装满爬犁的数量。由于我们哥俩腹不饱食，身无暖衣，体力本来就不强，再加上山陡林密，天寒雪深，每挪一步，深雪都陷到大腿根部，行动迟缓，砍柴效率很低。饿了，啃几口带来的已冻得硬帮帮的玉米饼子，渴了，抓一把雪放在嘴里嚼一嚼，又抓紧打柴。等将砍倒的树拽到山下，日已卡山，等把树枝截断装上爬犁天已黑下来了。看到巍峨高耸黑森森的白砬子山峰好像要倾压下来，心中产生了一种阴森的恐怖感，我们急忙往家赶。我驾辕，弟弟拉绳套，我们顺山沟里的下坡路急速下到江面。在水平的浑江江面上，我们尚余一点体力，一步紧跟着一步，速度还可以，但从江面到家三四里的上坡路，就寸步难行，慢如蜗牛了。因时值冬末春初，已是冻人不冻水的节气，路上的行人车马又多，路面的冰雪早已融化，露出了泥土，又是上坡路，拉爬犁非常吃力，况且我和弟弟早已饥肠辘辘，体力全无。我俩是步步上坎，步步咬牙，步步坚持，每一步都靠毅力支撑。被汗水湿透的内衣已变得湿漉漉凉冰冰的，每一次贴到汗淋淋的皮肤上都象是被一根冰针刺到心底，凉在心头。透湿的裤腿冻成了冰凌，每迈一步，双腿摩擦，发出哗楞哗楞的响声。我们两步一喘，三步一歇，望着北边天幕上的那个剪影似的墨黑墨黑的白砬子卧虎状的山峰，感觉就好像是它的重量压在自己的身上，喘不过气来。又望望天上皎洁的月亮，庆幸月光如水照亮回家的路，心中却完全没有一点赏月的美感，只盼着能早一点赶回家。此时，我们俩的体力早已透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拉爬犁在上坡的泥地上前行，如同推动踩了刹车的汽车一样，每前进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劲，一步一步地往前蹭，一寸一寸地往家挪。就这样，我们也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我们千辛万苦，负出了艰辛的汗水，怎能舍弃自己的劳动成果呢？我俩继续坚持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进。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继续咬牙前行。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继续咬牙行进。三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可以看到家里的灯光了。胜利就在前头，我们增添了力量，但只是精神上的，我们实在是没有一点力量了，每迈一步仍需付出坚韧的毅力。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十米，终于到家了。估计快到晚上十点钟了，我们哥俩最终胜利了。爸爸妈妈见我们回来了，埋怨我们没有事先告诉家人我们去的地方，他们不知道我们去了哪座山，已经去了好几处岔道口，都没迎到我们，把他们急坏了，又心疼我们，看我俩又累又饿到那种程度，一个劲地埋怨我们不应该砍这么多，贪这么晚，实在拉不动，就不要了，也不能累成这样。由于疲惫到极点，无暇他顾，我已不记得弟弟是怎样回家上炕休息的，只记得自己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一言不发，撂下爬犁，一步一步晃悠地蹭到家，进了屋，往炕沿上一靠，一头扑倒在炕上，上身趴在炕上，双腿耷拉在地下，连脱鞋上炕的劲都没有了。等爸爸妈妈把爬犁卸了，将柴火拾掇到院子里再回到屋里，才帮我脱鞋，鞋已经和脚后跟冻在一起了。他们帮我脱完鞋，将我弄到炕里，盖上被，我眼不愿睁，话不愿说，饭不想吃，就那样躺着，躺着。…… 记得是在1961年的冬天。星期天的早饭后，爸爸拉着爬犁要上白砬子山砍榆树，我要跟着，爸爸不让我去，说我太小，帮不上忙。妈妈说，他虽小，也是个人，给你做个伴，有个事什么的，总是个人手。于是，爸爸就带着我上了山。越过了一道道山梁，跨过了一条条深沟，我们来到了状如卧虎的白砬子山脚下。在相当于卧虎的后脊梁侧旁，那儿有几棵老榆树，因为其他地方的榆树都被人砍光了。这地方高耸陡峭，人很难站稳，干起活来非常不便。爸爸在那儿砍树，锯树，我就在他干活的峭壁下的深沟旁，照看着爬犁，等待着。爸爸把大一点的树锯倒，把小一点的树砍倒，然后再量力一次次，一棵棵，一段段地拽到我所在的地方，再根据装爬犁的需要截成适当的长度，然后装上爬犁。这些活都是爸爸一个人一点点地干，我根本帮不上忙。等爸爸砍完树，拽下山，截成段，装上爬犁，太阳就落到白砬子山峰的后面去了，卧虎状的白砬山峰变得阴森恐怖，我们开始往家赶。爸爸在前面拉着爬犁，我紧紧跟在后头，快速下山。我们走的爬犁路在半山腰上，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深的大沟。走了一段缓坡路，接下去是一段很陡的大下坡，而且在坡下就是一个急转弯。此时，天已经黑下来了。爸爸本来就因营养不良，患着严重的营养缺乏浮肿病，双腿肿得一按一个大坑，再加上吃不饱饭，身上更没有力气，又是个坐机关的干部，砍柴驾爬犁的经验和技术也不高，我眼看着爸爸的爬犁一上了这段陡坡路就戳不住坡了，爬犁像箭一般飞快地向山下冲去。爸爸腿脚根本跟不上，很快就跌倒了，只是两只手死死地抓住爬犁辕子，两条腿已经倒向爬犁的底部，被急速下滑的爬犁拖着飞速地向坡下冲去。我见此情景，吓坏了，拼尽全力向山下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爬犁在拐弯处，“嗖—”的一闪，径直冲下了深沟，不见了踪影。我惊恐万分，心里祈祷，千千万万不要出什么事。我急速奔到沟边，往下一看，影影绰绰，看见爸爸被爬犁压在深沟底部，一动不动。我叽哩骨碌连滚带爬地滚到沟底，到爬犁近前，看到整个爬犁压在爸爸身上。爸爸趴在沟底，半个脑袋埋在雪里，整个身子被爬犁压得死死的，已动弹不得，呼吸困难，嘴里发出吭呲吭呲的声音，已说不出话来。我赶紧站起来，使出全身力气想把爬犁掀翻，救出爸爸，但掀了几次，爬犁纹丝未动。我声嘶力竭地大喊：“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整个大山里空无一人，空寂的山里回响着我的凄厉的叫喊声。我当机立断，迅速从爬犁上拽下斧头，“当—当—”两斧子就将绑缚榆树的绳子砍断，快速将爬犁上的树木推下爬犁，把爬犁掀起来。我过去要扶爸爸起来，爸爸微微摆摆手，示意我先不要动。他仍躺在雪地上，好半天没动弹，等慢慢地将气息喘顺了，才缓慢地坐起来，又坐了一会儿，最后才站起来，活动一下手脚，好像无大碍。真是万幸！假如爬犁在向山下冲的过程中撞上大石头，撞上大树，撞上树桩，撞上割柴后的树茬子；假如深沟底部没有很厚的积雪起着缓冲和软垫作用；假如父亲独自一人进山……那后果就不敢去想了。可以肯定，那天，如果没有我跟着父亲一块儿进山，做个小跟脚子（“跟脚子”：当地方言，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的意思），时年38岁的父亲的生命将会终止在白砬山下深深沟底的爬犁下面。 爸爸和我把沟底的爬犁及榆树一点点又倒腾到沟边上来，又重新装好爬犁，继续上路了。刚才的情景想起来又惊又怕，现在还惊魂未定，心一个劲地“砰—砰—”直跳。又饥饿又疲惫，我们一点劲也没有了，走得很慢。走了能有一半的路程，实在是拉不动了，爸爸决定卸下一半放在路边。我们拉着留下的一半，过了一道岭又一道岭，过了一条沟又一条沟，离家越来越近了。在最后一道岭上，远远地看到山梁上有人影在晃动，到近处才看清是妈妈在焦急地迎候我们。爸爸什么也没说，是我嘴快，告诉了妈妈发生的危险。妈妈惊吓得眼泪夺眶而出，又心疼，又后怕。然后，妈妈和我们一起将爬犁拉回了家，到家已是半夜12点多了。小睡了一会儿，第二天一大早， 爸爸和我又赶到昨晚卸树木的地方，将那一半榆树又拉回了家。 这一段酸楚惊险的往事一直铭记在我心头。这是历史，是我家，我个人，也是我们国家广大老百姓一段苦难历史的见证，我们不能忘记，不应该忘记。 6、种小片荒 六十年代初，每逢春种时节，天刚蒙蒙亮，爸爸就贴着耳朵小声对我说： “醒醒，醒醒，快起来跟爸爸上山种地去。”见我不动弹，就往起掀我的脑袋。我朦朦胧胧，迷迷瞪瞪，木然坐起来，困得睁不开眼睛，身子摇晃两下，躺倒又继续睡去。爸爸在屋外准备工具，进屋再一次叫醒我：“别睡了，清醒清醒，咱们种地去。”这样三番两次，我才能穿上衣服，机械地扛着爸爸递过来的锹镐，稀里糊涂跟着爸爸往后山上登。走在路上，经春天的小风一吹，才真正清醒起来。 如果种黄豆，可以不使用粪肥，如果种玉米或栽地瓜，就必须使肥料了，就需要挑粪挑水上山。这可是个需要耐力和毅力的累活。爸爸总是挑着满满的两土篮粪，一步，一步，喘着粗气，很缓慢地往山上登。父亲本来就有点驼背，现在他的背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更弯了。望着父亲身负重压的背影，我盼望着自己快点长大，能早一点为父亲分担一部分担子。两年后，我也能挑着未装满筐的担子登山了，弟弟也能跟着我们上山种地了，充当起了两年前我的角色，父亲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一些。挑粪，挑水上山，对我来说，只是腿的力量不足，肩膀因为割柴火，扛柴火早已锻炼出来了，不成问题。挑着担子，我咬紧牙关，一步一坚持，步步坚持，步步需要毅力。我在心里选定前面的一个目标，下定决心，不到达目标，绝不放下担子休息。等我好不容易到达目标之后，又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下，等到下一个目标再休息吧。等我到了那个目标之后，又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下，等到下一个目标再休息吧。就这样，我往往是坚持到实在是一步也挪不动了，才歇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前行。  北山岗是我们种小片荒的地方 种地时，爸爸干备垄和撒粪这些需要技术和力气的活，我则负责下种、覆土这类轻快活。那时，我们种的是贫瘠的土地，又没有优良的品种和化肥，产量并不高，但在少得可怜的粮食供应之外，能有一点额外的补充，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饥饿缓解和生命保障。种完地，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迈着轻快的脚步，望着悬在半空中，偶尔扇动一两下翅膀，发出“布谷—布谷—”叫声的布谷鸟，踏上了回家的路，心里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感觉。回到家里，急忙吃完饭，爸爸赶着上班，我又踏上了上学的路。  我的小学毕业照（1963年） 7、好父亲，好丈夫 我九岁那年得了胆道蛔虫症，腹痛难忍。从此以后不知何故就经常犯这种病，尤其是搬到五道江镇以后，十天半月犯一次，犯病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动不动就疼得辗转反侧，坐卧不宁，经常是上上课就疼得汗流满面，被同学们背回家，不得不经常住院，成了班里的老病号。从小学四年级到中学毕业的这五六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犯病，每个学期都住院，处于半休学状态。得了这种久治不愈的严重疾病，自己遭罪，父母揪心，我已经成为家里的一个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其实，现在看来，治这种病很简单，经常服驱虫药就可预防，肚子里没有蛔虫就从根本上防治了。但当时，去了很多医院，看了很多医生，有的西医说是胃痉挛，有的中医说是寒胃痛，十多年来一直当作胃病治，吃了多年的药，花多年的冤枉钱，遭了多年的罪，父母家人跟着揪了多年的心，付出了无法计量的关爱和辛劳也未彻底根治。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犯病稍微缓解一点，我对护理我的爸爸伤心地说：“爸爸，你看别人家的小孩多好啊！没有病，在外边玩，可是我不能玩，还这样使劲疼。”说完，我呜—呜—地伤心地哭起来了。这时，我看见眼泪从爸爸的眼角慢慢地淌下来了。他安慰我说：“你的病会治好的，那时候再出去玩。” 我犯病时，经常由爸爸或妈妈或姥姥轮流着给我按揉阵阵疼痛的胃脘部，以稍微缓解一点疼痛的感觉。长时间地按揉，累得他们胳臂酸痛，手腕麻木。尤其是我的八十多岁的姥姥，从小就格外疼爱我，把我当成了她的心肝宝贝，见我得了这样的病，遭这样的罪，她的心都碎了。当然最操心费力的还是父亲，他经常背着我到处求医问药。我多次在本地的五道江矿医院住院，还曾到浑江的矿务局医院住院，到通化市的人民医院住院。每次住院都得十天半月的。爸爸要上班，家里还有弟弟们要上学，妈妈得操持家务，都不能陪护，我只得自己照顾自己。我治病虽然父亲单位能报销一部分医药费，但自己家还得承担一部分，这就给原本就非常困难的家庭经济增添了额外的很大的负担。父亲月收入只有六七十元，母亲没有工作，还有一个年迈的姥姥，再加上我们吃饭如饿狼扑食般的兄弟五人，父亲每月的工资连填饱全家人的肚子都很困难，再加上我治病花费，使原本困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在我离家去外地住院期间，每逢星期天，父亲都要专程赶到医院探视我，看看我的病情好点没有，给我带点玉米、地瓜之类的好吃的。我虽然只有十来岁，但已很懂事，知道家里生活不易，知道父亲的难处，安慰爸爸说：“我的病就要好了，不要着急，也不用来看我了，等出院了，我自己都能回家。” 一年冬天的夜晚，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半夜时分，我又犯病了，心口窝处像把攥着似的，一阵紧似一阵，火烧火燎般的剧痛，爹一声，妈一声地叫着，喊着，疼得我坐起来躺下，躺下又坐起来，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淌下来。吃药不缓解，按揉不顶用，急得家人团团转。父亲在屋地走来走去，知道去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想来想去，实在没法，索性背起了我，跨出家门，向北上了后山山前的大道，我俩便消失在茫茫的雪夜里。 父亲背着我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完全没有目的地，他只是想以行走的颠簸来减轻我的疼痛。爸爸背着我向东走去。漆黑的深夜，飘飘撒撒的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一个父亲背着他病痛的儿子盲无目的的在游走。周围是雪花飞舞的世界，脚下是影影绰绰苍苍茫茫的雪原。昏黑的雪夜，万籁俱寂，迈步在厚厚的雪地上，鞋踩在松软的积雪上，发出“噗—噗—”的声音。心口痛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经过爸爸奔走的颠簸，感觉疼得轻多了。漫天飞舞的鹅毛似的雪花落到了我的手上，脸上和脖子里，也落到了爸爸的手上，脸上和脖子里，很快就融化了。爸爸背着我从后山大道拐进了围子里，向南走到路的尽头又窝回来向西，继续往前走。走了很远的路，听到父亲哼呲哼呲的喘粗气声，看到哈气在爸爸的眉毛和头发上结成了白霜，汗水已顺着爸爸的脖子淌了下来。我说：“让我自己走吧，我已经不疼了。”爸爸不说话，继续往前走。爸爸已经体力不支，精疲力竭了，步履也缓慢下来了。当我们走到围子里与供销社之间的那个大沟的下坡路时，爸爸的脚下一滑，“噗”的一声，我们全摔倒在深深的雪地里，手插在冰冷的雪里，鞋里，袖子里，脖子里都灌进了雪。我们从雪地里慢慢爬起来，爸爸问我摔坏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又问他摔坏了没有，他也说没有。我说，我的胃已经不疼了，不用背了。爸爸不依，又背着我上路了。茫茫的雪夜里，父亲又背起他病痛的儿子，一步一步艰难地消失在黑黑的雪夜里。估计在下半夜二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家，这时我的心口窝已经不太疼了。 就这样，我的病痛一直折磨家人到我离家下乡去农村的时候。我走后，他们仍一直担心离家在外的我的病情，但我总是谎报病情说已经好了，他们渐渐也就放心了。而实际上，在下乡的农村也经常犯病，此病一直折磨我到四五十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卫生事业、医疗水平也相应地提高了，我的胆道蛔虫症也基本控制住了。近十年来，由于完全清楚了我的病根是蛔虫造成的，所以就经常吃驱虫药，因而彻底防治了胆道蛔虫症的复发，但由于多年来蛔虫的侵入折腾，就得了慢性胆囊炎，胆囊经常发炎，又得经常吃消炎药。 父亲不光是对我关心爱护，对弟弟们和妈妈也是恩爱有加，在我们所有的亲友中是人所共知的好父亲、好丈夫。 那时候，物资紧缺，粮食不够吃，蔬菜等副食也很少，人们终日饥肠辘辘，营养缺乏。我们哥几个小孩子不懂事，吃不饱就喊饿，爸爸妈妈尽量让我们吃饱，他们则经常饿肚子。慢慢地，爸爸得了营养缺乏浮肿病，妈妈得了肺结核和一些慢性病。平时，我们家总是把很少的细粮换成粗粮，为的是多换一点粮食，让全家能多吃一口。我年龄稍大一点，懂点事了，知道爸爸妈妈的难处。可弟弟们还不懂事理，盼望着过年过节能吃到好吃的。过年了，爸爸妈妈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蒸几个馒头，给兄弟几个分一分，再包一顿饺子，一人分一碗。弟弟们吃完了，没饱，还要，爸爸和妈妈就把自己碗里的再分给弟弟们，他们自己不舍得吃，顶多只是尝一尝。年节供应的一点点猪肉，做熟了，端上饭桌，早被弟弟们围了一圈，垂涎三尺地瞪眼看着。这时，爸爸一只手端起碗，另一只手用筷子夹起一块肉，在往弟弟们嘴里送的同时却张开了自己的嘴，好象是在作张嘴吃肉的示范动作似的。弟弟们立刻张开嘴，爸爸送到弟弟嘴里后，再夹一块，又送到另一个弟弟嘴里，就象老鸟喂小鸟似的，那情景就象是一幅永不磨灭的摄影作品，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六十年代初的一家六口  哥儿四个合影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兄弟们吃苹果的情景。那个时候，平时根本没有水果，只在过年时，能买几个苹果和冻秋梨，象桔子，只在书上和画上见过，其内部结构还是通过吃桔子瓣糖块才知道的，象柚子、芒果等一些南方水果别说见到，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那时的苹果又小，又青，又涩，就是这样的苹果也不能一人分一个。将小苹果切成八瓣，每瓣就象桔子瓣一样，每人分几瓣。哥几个都舍不得吃，放进嘴里品咂几下，再吐出来，放到手里把玩，看一看，摆弄一会儿。然后互相比较起来，把两瓣并放在一起，看一看，是你的那一瓣大，还是我的这一瓣大，之后再放进嘴里品咂一番，几经入口和吐出，最后才吃下肚去。 妈妈于1960年得了肺结核，而后又得了胸壁结核和乳腺炎，几年间住了多次医院，还做了一次大手术。妈妈患病期间，正值我的胆道蛔虫病也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有时，我和妈妈轮流住院，爸爸每天除了要到单位去上班，回家还得照顾弟弟们吃饭和上学，又要到医院看护病人，东一头，西一头，疲于奔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体力、经济三重压力。 妈妈个儿很矮，只有1.50米，因常年有病而瘦弱。爸爸心疼母亲，家里重活累活从不让妈妈沾手，他都主动地做得井井有条，就是做饭洗衣之类的属于母亲的活，爸爸都尽量能多干点就多干点。爸爸每天早上四点就起来捅炉子，坐上锅，添上水，给母亲起来做饭做好准备，然后再回被窝躺到天亮，这已是多年的老习惯了。 我的母亲（1985年摄） 8、我的姥姥 爸爸对姥姥也是孝顺有加。 姥姥已八十多岁了，是迈着“三寸金莲”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姥姥稀疏灰白的头发梳成疙瘩鬏，别在后脑上，出门时就戴上一顶黑绒老太太帽。姥姥的牙齿已全部脱落，嘴瘪瘪着，大大的眼睛陷在深深的眼窝里，深深的皱纹刻满了姥姥的大圆脸，松弛的皮肤耷拉下来，在脸上形成一道道皱折，尤其是上眼皮像一块小肉帘似的软软地垂下来，把整个眼睛都遮住了。那时，我总想，姥姥怎么能看见东西呢？实际上，姥姥只是耳朵有点背，眼睛却一点不花，她经常给我们补衣服，连眼镜都不用戴。别看姥姥现在已老成这样，从她的脸形上看，年轻时一定是圆圆的脸，大大的眼，非常漂亮。姥姥是个大高个，与矮小的母亲相比，形成鲜明的反差。姥姥现在走路得拄着拐杖，颤颤巍巍，但从她那又高又宽的身子骨看，想当年一定也是高大壮实的农家女。妈妈说，姥姥年轻时干活是一把好手，一个人能顶仨。 我的姥姥 姥姥最偏爱我这个老实听话的大外孙子了。每当我犯胃病时，她的心都要碎了。她那青筋暴绺皮包着骨头的老手轻轻地，久久地按揉着我的胃脘部，时间一长，力量就越来越弱了，后来就不是按揉，而是抚摸了。我说：“姥姥，你累了，我也不疼了，不用按了。”姥姥问：“真不疼了吗？”我答：“真不疼了。”姥姥这才放下手来，舒展一下麻木的手臂。她已累坏了，毕竟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姥姥有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颗糖块，捅捅咕咕，偷偷摸摸地塞到我手里，悄声说：“快吃了吧，别让弟弟们看见。” 家住五道江的时候，一个星期天，父亲让我先去粮食供应站排队，待估计快排到我的时候，他再去接替我买粮。我来到粮站看到买粮的队伍排得太长了，有了为难情绪，产生了投机取巧加塞的想法。我来到队伍前头，寻找机会想塞到队伍里去。队伍排得紧紧的，我在若干人的后面寻找机会都被人阻止，均没有成功。人们严密监督，都担心别人加塞影响自己买粮，我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待接近中午父亲来接替我的时候，我仍徘徊在买粮的队伍之外，气急的父亲踢了我一脚，想要揍我一顿，我吓得赶紧往家跑。跑到家后，告诉姥姥说爸爸要打我，姥姥急忙把我搂在怀里，护了起来，父亲回家不得手，我避免了一顿打。 姥姥原先住在铁厂镇的舅舅家里，但因粮食不够吃，经常因为你吃多了，我吃少了跟舅妈吵架。有一次，姥姥告状到街道委员会，说自己在家里吃不饱，受虐待，街委会将舅妈好一顿批评教育。从此婆媳关系就更紧张了。1961年春的一天，姥姥又和舅妈吵架了，竟一个人乘火车到了五道江，在菇园车站下车后，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抱着她传统的东北农村老式长方体的方枕头（这种枕头的两端也是方形或长方型，叫枕头顶，常常绣着各式花鸟图案，是当时姑娘媳妇展示绣艺水平的载体。手杖和枕头是姥姥的全部家当），挪动着她的三寸小脚，一步三摇，三步九晃颤颤巍巍地蹭了三里路，来到我家。全家人见状大惊。母亲很为难，家里本来就不够吃，姥姥又来了，没有户口就不带口粮份，再添一张嘴，日子怎么过。父亲发话了：“不要走了，这就是家，有我们喝的，就有老人家吃的。”从此，姥姥就留在了我家。自然，姥姥和我们全家人一样，都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我家冬天很冷。小小的木格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白霜，白霜边缘不结霜的地方是因为有空隙往屋里吹着嗤嗤的冷风。炕热屋冷。姥姥戴着黑绒帽，佝偻着身子，身上披着薄夹被，两手抄在袖筒里，盘坐在炕上，身下垫着隔热软乎的小褥垫（瘦骨嶙峋的老人家不抗硬炕硌啊），仍冻得瑟瑟发抖。我们年轻人都觉得冻手冻脚，何况，姥姥年岁大了，又消瘦，就更不抗冻。 人老了，消化功能弱了。姥姥的脾胃不好，吃树皮就干燥，得母亲往外抠；吃野菜就拉肚子，经常拉裤子，得母亲洗。 姥姥的身体越来越弱了。到了1962年秋天，姥姥得了一种不明原因的腹痛病，怎么也治不好。她知道自己不会有太长的时间了，怕死在女儿家，就捎信给四舅。四舅赶着旧式铁轮牛车到我家，来接姥姥到通化县大安公社上四平大队的舅舅家去。 姥姥走时我只送到我家房后的大道上。老牛车里垫了一层草，上面又铺了一床薄薄的褥子，放上姥姥走到哪带到哪的枕头。姥姥躺上去，在她的身上又盖上一床被。姥姥蜷缩在被里，全家人围上来，洒泪与姥姥告别。舅舅牵着老牛，破铁轱辘车在家人的目送下，顺着大路向西慢慢走去。我知道，今后与姥姥见面的机会不会很多了，不曾想，这竟是与姥姥的永别。望着姥姥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默念着：“姥姥，亲爱的姥姥，衷心地感谢你，感谢你多年来对我的关爱和照顾。今天，你走了，恕我不能送你远行。姥姥，你慢慢地走吧，不要牵挂，不要徘徊。外孙祝姥姥一路平安！” 姥姥在舅舅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去世了，享年虚岁八十六岁。我正上学，没有去参加姥姥的葬礼，只能常常思念和姥姥在一起的日子。我现在常想，如果姥姥有今天的生活条件，凭她的身体体质，活上百十来岁绝不成问题。生不逢时啊！ 多年后，我到四舅家，特意去姥姥的墓地祭扫。姥姥被埋在上四平村附近的一个小山坳里，没有“亲人”和“邻里”做伴，只有孤坟一座，与山为伍，由树遮荫，和荒草野花做伴，任由春雨滋润，夏风吹拂，秋叶轻抚，冬雪覆盖。这就是姥姥人生旅途的终点。也好，这里远离了尘世的纷争和喧嚣，偏僻清静，很少来人打扰，是休息的好地方。姥姥，你安息吧！ 11、邻里温情 “人”为何物? 我以为,作为一个人,起码要有良心。在他诸多优良品质中,一个很重要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要知恩，感恩，报恩,如古人说的那样:“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悠悠的浑江水日夜流淌不息，冲刷掉了岁月的印痕，冲刷掉了历史的尘埃，世上的很多人和事都渐渐地淡化了，泯灭了，被人们渐渐地遗忘了。 随着时光的逝去，我曾经历过的大事小情亦都在脑海里逐渐地朦胧模糊，以至慢慢地彻底地忘掉了。 然而，在不堪回首的文革苦难岁月里，在我们家遭受巨大灾难，被打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底层，最悲惨无助的时候，有那么多善良的好人给了我们最无私的帮助，尤其是众邻里向我们伸出了温暖的手，扶助着，抚慰着我们一步步走过了那段艰难路程的经历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些好人不仅在物质上给了我们许多资助，在精神上还给了我们巨大的温暖和慰籍。在那个年月，人们不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就不错了，如若投来同情的目光，低声道几句安慰的话语，则让人感激涕零了。这期间，有许多冒险助人，舍己为人暖人肺腑的事情和场景，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但它却像激流中的顽石，越冲刷越突显，越冲刷越清晰，深深地铭刻在心底，永志不忘。 刚毅、坚强、善良、勇为的邻居——窦大娘 老伴与窦大娘及三妹 我与窦大娘及三妹 与窦大娘 我们夫妇两与窦家三妹及二姐 东边那栋房有家老吕家，对我们的帮助也非常大。吕哥家庭成分不好，是富农，生活中规规矩矩，小声说话，低调做人。吕哥和吕嫂有四个女儿，全家六口，只靠吕哥一个人上班维持生计，也是半饥半饱地活着，生活也是异常困难。但看到我们的窘况，就经常到我们家来嘘寒问暖，安慰我们，还尽最大的力量帮助我们，三番五次，偷偷摸摸给了我们不少的粮票。他们是给我家粮票最多的人家。 13、安葬父亲 4月13日是爸爸出殡的日子。天阴阴的，灰灰的，阵阵寒风嗖嗖刮过，使已回暖的春天又给人带来丝丝凉意。淅淅沥沥的小雨下起来了，好像苍天也在为父亲苦难的经历和悲惨的命运感到悲哀，也在为父亲洒泪送别。 前来为父亲送行的有众亲友和邻居，有父亲的故友和单位的领导、同志。我的几位朋友也专程从通化赶来，我所在的通化葡萄酒厂也派人派车带着白酒前来参加父亲的葬礼。 四五十人的送葬队伍冒着小雨从我家出来拐向后山，沿山前的道路西行。淅淅沥沥的雨滴打湿了人们的衣服，落在人们的头上，脸上，慢慢地淌下来，再滴落到地上，给人带来沁入心底的寒意，人们默默无语地行进着。我作为大儿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脚步沉重，脑海里浮现着爸爸的音容笑貌，痛惜父亲的突然病故，想到全家人今后的生活，心里茫然。送葬队伍走了约两里路后，离开大道，向北，顺小道穿过农田，来到了山脚下为父亲选定的墓地。 位于北山的父亲的墓 墓地的北面，远远地矗立着卧虎形的白砬山，山的脊背陡峭处，就是我们父子俩砍榆树遇险的地方。 五道江烈士陵园位于父亲墓南面约百米处 五道江烈士陵园 墓地的上方，在小山脊的岗梁上矗立着日本占领东北时遗留下来的残破的炮楼。再往后，就可看到远远的高高耸立着的白砬子山峰。看到卧虎形的白砬山，我就联想到中学时学过的一篇出自于《礼记》的叫做《苛政猛于虎》的古文。山巅的这只虎形山能不能就是二千多年前孔子对他的学生说“苛政猛于虎”的那只虎石化成的呢？在墓地前方不远处就是作为五道江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烈士陵园，那里埋葬着国、共为争夺东北进行拉锯战时牺牲的几位解放军战士。每年清明节，学校都组织学生到这里扫墓。再抬头远望，视线越过农田，越过西去的浑江，落到南山坡上，便可远远地望见毛主席的红小兵孙会玲的又大又圆的银白色坟墓，那是五道江一带最大最有气魄的一座个人坟墓。历史很巧妙地在这里构成戏剧性的一条线：从北向南，一个日本造炮楼守护着命运各异的三处坟地。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1997年，五道江煤矿新建水塔选址时竟选中了后山制高点上的日本炮楼所在地，于是矗立了六十余年的日本炮楼被拆毁了，而取而代之的水塔建成后，因其输出的自来水水压太大，致使年久朽蚀的自来水管道承受不住，爆裂频仍，不得不弃之不用了。而孙会玲墓只接受了几次学生们清明的白色纸花后就无人问津了。世事沧桑，转瞬即变，历史的变迁如此地快捷。 北山，也叫后山，是我们种小片荒的地方。其后远处耸立的卧虎状的山峰叫白砬子，海拔972米。我远远地看见它总有一种受压迫的感觉。 三、顺便说几句 1、安息吧！孙会玲 对前面提到的孙会玲还要再说几句。 是孙会玲使默默无闻的五道江小镇第一次传入全国人民的耳中，名扬四海。媒体刚开始报道时说，孙会玲是五道江镇菇园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于1970年8月23日为抢救掉入浑江里的主席语录而溺水身亡，时年13岁。随之，她作为忠于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红小兵典型被大肆宣扬，树为全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不久，她的事迹由抢救毛主席语录又改为抢救落水同学。上级有关部门又拨下专款为其所在的菇园小学重新修缮了校舍，特设置专门宣传其先进事迹的展览室，又为其父母重新翻修了房屋，并在她淹死的浑江对岸的南山坡上修建了五道江最大最宏伟的个人坟墓。她的又大又圆银白色的坟墓与周围的青山绿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若在晴朗的阳光下则熠熠生辉，格外扎眼。那几年，每到清明节，学校的老师都组织学生到这里扫墓，这儿成了当时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后来，在五道江镇传播着一些关于孙会玲的传闻。据知情人说，当时，孙会玲并不是抢救主席语录，也不是救落水同学，而是自己失足溺水身亡。本该追究组织同学过江的班主任的责任，但班主任和校领导却很会做事，把责任事故上报成英雄事迹，不但逃避了追责，避免了处分，还把白丧事最后处理成了红喜事。孙会玲成了少年英雄，是全中国学生们学习的榜样，孙会玲父母成了英雄的父母，班主任成了英雄的班主任，校长也成了英雄的校长，孙家重新翻建了房屋，菇园小学修缮了校舍。真是悲剧变成喜剧，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而早在孙会玲被树为毛主席的红小兵之前，按照当地迷信的做法，孙会玲死后立即与先前也是淹死于浑江的煤矿子弟名叫孙立国的一个十九岁的男孩结为阴亲，二人并骨的坟墓就在我父亲的坟墓和烈士陵园附近。不久，由于她被树为毛主席红小兵的典型，其尸骨又被从并骨的墓中扒出，葬入位于浑江南岸的公路上方的公家专修的大墓中，富丽堂皇，光宗耀祖，接受着人们的鲜花和祭扫。可好景不长，没几年光景，文革还未过，便无人问津，门庭冷落，杂草丛生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世态炎凉啊！更不幸的是，其陵墓竟选址在煤矿的塌陷区，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她的坟墓竟塌陷得无影无踪，又成为沟壑纵横，岩石裸露，蒿草簇簇的蛮荒之地了。 每年清明给父亲上坟时，总要有意无意抬头远远地望一望江对岸孙会玲那格外耀眼的银白大墓。可是这个庞然大物后来却不见了。咦？那么一个硕大的坟墓怎么就没了呢？我心生怪异。再定睛上下左右仔细地来回巡视几遍，确无踪影。2007年清明，为写此文我打车特意到了孙会玲墓地实地踏看，找遍了半面山，遗存不见，连遗址的痕迹也荡然无存。到附近居民家问询（不巧，碰到的被问询者都是三四十岁的人，未见长者。如问六十岁以上年龄的人，应当知道。出租车在等着我，未能久留，匆匆离去），他们均不知大坟墓之事，亦不知孙会玲是何许人也。 悲哀呀，悲哀！也不知是其时政治的悲哀，还是孙会玲个人的悲哀？ 这是畸形政治的气候结出滑稽荒唐的果实。 其实，孙会玲原本只不过是一普通贫困农家女孩，不幸的是于13岁就落水身亡，这是不幸中的正常，是正常中的不幸，也不足为怪。但更不幸的是其生与死正值文革畸形政治时期，其尸骨和灵魂又被历史偶然选中，作为政治玩偶加以利用玩耍，被无端地折腾来，折腾去，不得安生。这就不正常了。远离政治旋涡，处于偏远小镇的农家女，连政治为何物都不懂，其遗骨亡灵竟被折腾得不得安宁，现在，其亲人寻其坟墓及尸骨都不见踪影，“料得年年肠断日，”“何处话凄凉？”岂不冤哉！ 区区草民被政治家如此玩弄，怎能承受得起？ 愿孙会玲的在天之灵安息吧！ 2、五道江的卫生状况与污染 提到五道江，不得不提一提它的卫生和污染状况。 先说卫生。 五道江的卫生状况是相当差的，尤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肮脏的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场。 煤矿家属住宅建在江北的缓坡上，横向山坡建起了一栋栋窄小的住房，一栋挨着一栋，从山下向山上排列，十余栋房屋就组成了一大排房，从东到西，这样的建筑格局排了十余排就构成了五道江煤矿家属住宅区的主体。在住宅区里，隔七八栋房就在栋与栋之间建一公共厕所。起先，厕所是用木板钉的。日久，木板或腐朽，或掉落，或干脆被人拆走，有的千疮百孔，毫无遮掩，有的上盖漏雨，四柱歪斜，岌岌可危。后来，将木板厕所改为砖石厕所。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砖墙就出现裂缝了，有的倾斜了，有的倒塌了，围墙上出现了大豁口。建筑出现损坏现象亦属正常，但问题在负责单位维修不及时，或长期弃之不管，致使无法使用，给广大居民造成极大不便。至于厕所内的卫生状况，则是粪水横流，污秽遍地，不容下脚，臭气熏天，不禁掩鼻，厕所文化，不堪入目，这在当时中国的大众厕所是非常普遍，习以为常的。 在纵向的排与排住宅间，有一条条的道路，路的两边砌有排水沟。在道路边，隔一段距离设一个垃圾堆。垃圾以煤灰为主，掺杂有其它生活杂物，量特别大。由于清运总不及时，经过车碾人踩鸡刨，垃圾便散开来，铺得满道都是，弄得街道上坑坑包包，凸凹不平，遇风刮来，尘土飞扬，纸屑、塑料袋乱舞。一到冬天，那情景就蔚为奇观了。因为住宅没有下水，人们倒在街路两边排水沟的生活污水，包括家人起夜的粪便水，淌不远就结冰了，很快排水沟就被冻满了。污水继续不断地倾倒，结冰不断地长高延伸。靠近街边的人家为防止污水流入自家，就用煤灰筑起一段段的护堤。脏水不断地倾倒，护堤也“水涨堤高”，不断地增高延长，渐渐形成了由垃圾污水和冰雪冻结成的“长城”， 加之生活垃圾、清扫的冰雪和大量的煤灰的堆积，使道路上形成的冰雪垃圾堆越长越高，这是五道江镇街道最奇特的冬景。这些不断长高加长的一个个“长城”，有的甚至达到半人高，一二十米长，堵塞了道路，不仅使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就是人们行走也得翻“山”越“岭”，一跐一滑，极不方便。 这“长城”和“山岭”有时也筑在厕所旁，规模更高更大。我家前面三栋房前的厕所是我们附近二百余户人家的公共厕所。在它的旁边，巨大的垃圾堆“长城”足有一人多高，宛如小山峰，人们如厕时得要像当年红军爬雪山那样攀登。当登上高高的“峰”顶，厕所内则一览无余，无意间低头，便可看见脚下厕所围墙里的一切秘密。 再说污染。 五道江镇是煤矿区，黑黑的细煤尘被风吹起，漫天飘散，然后再撒落下来，染黑了井区，染黑了运煤线，染黑了火车站台，染黑了整个矿区，染黑了半个五道江镇。尤其在井口、运煤线沿路、铁路专运线的翻罐和站台等一些堆煤、储煤的场所，天长日久地飘落积聚，使浮在地表的细粉煤灰足有一二寸厚，人走在上面，一落脚，“扑”的一声，鞋底踩到实地的瞬间，将地表厚厚一层象石墨样的细煤灰踏得四处飞溅。若风一吹，车一过，便卷起飞扬的煤尘，乌烟瘴气，遮住视线，令人窒息。整个矿区总是被黑黑的煤尘覆盖着，平时不显眼，若在冬天的雪后，放眼望去，山野白，矿区黑，黑白分明，突显出煤尘的污染能力。每天从矿井里升井出来的工人除了牙齿是白的，其余全是黑色的。有人戏言说，把从井下上来的人扔到洗衣机里洗三个小时也洗不干净。的确，井下工人怎么洗澡也洗不净他的眉毛和皮肤的皱褶处，总有隐隐的黑色褪不净，就像用眉笔描画过似的。 遗弃损毁成废墟的冶炼厂 已成废墟的冶炼厂遗址 已成废墟的冶炼厂遗址 2、幽怨故乡情 岁月“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故乡，不管它是地狱，还是天堂，都不会忘记，都会不时地想起，念叨起，因为那是我生命重要的一部分。 回忆和思念并不见得都是爱恋，浓浓的乡愁、幽幽的哀怨、郁郁的梦魇也都会使人常常念起故乡的过去。 3、故乡的祝愿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黑暗的一页慢慢掀去，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揭开了历史新的篇章。改革开放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五道江镇也渐渐变了，路面硬化了，卫生状况有所改观，人民生活水平好起来了，特别是煤矿破产以后，国家财政出钱将老职工纳入了社保，使他们有了基本生活保障。我相信并祝愿我的故乡——五道江镇，随着民主政治的建立，民生政策的推行，以及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2007年4月 于通化 更新于 2022-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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