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型伟（1918—2012），浙江新昌人，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曾任上海省吾中学教师、教务主任。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市东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处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离休后，主持了国家重点课题“面向21世纪的中小学教育模式实验”。1983年，吕型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亚太地区普教专家称号。著有《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等，主编有“上海教育”丛书、“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丛书及《上海普通教育史》《中华美德五千年》《世界美德五千年》等书。 多年来，吕型伟从事教育管理，对学校管理非常关注，对于究竟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什么样的校长才是好校长，他有着深刻的体会。吕型伟认为，学校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校长。有一个好校长就能带出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有了这两条，破庙也能办成好学校。 他说，当年陶行知办晓庄师范，后来办育才学校，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浙江大学的竺可桢等办学，那是什么办学条件？但谁能说他们的学校办得不好？他说：“绝大多数校长不是忙于创收就是满足于行政管理，不是企业家型就是管理型，很少是学者型的。而教育事业要上台阶，没有学者型的校长是不行的！” 为什么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学校办得好，有的办得差？吕型伟认为，关键在于校长有没有成熟的、系统的理性思考。对于一定时期内的办学目标、需要贯彻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这些问题，校长有无理性的思考是大不一样的。只有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使自己成为学习型校长，才能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理清办学思路，并紧紧地依靠和团结全校教职工，把学校越办越好。在吕型伟看来，能够做到这些的校长，肯定是个学者型的校长，是个教育家型的校长。  吕型伟深知塑造名校长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个名校长吸引了一些名教师，一所好学校的雏形也就出来了。吕型伟说，一所学校的校长很有知名度，还有一些名教师，那一定是好学校；如果有一批名教师而校长不大出名，大概也是好学校，校长也许也不错，甚至是一位非常谦虚、把名誉让给老师的校长；如果校长非常出名而没有一个名教师，可能就要打个问号，或者是名不副实，或者是校长把教师的功劳给独占了，“而现在这样的'名校长’我见过不少”。吕型伟并不承认升学率高的学校才是好学校，而认为真正为孩子前程考虑的学校才是好学校，真正为孩子前程考虑的校长才是好校长。 在总结自己70年教育经历的书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有一所中学高考升学率连续三年被剃了“光头”，校长本人被人戏称为“光头校长”。时任市教育局副局长的吕型伟因而去“微服私访”，却发现该校环境整洁，师生举止文明。纳闷之下，吕型伟去请教这位校长，原来这所学校周边环境很差，一些家长素质也低，学生从小耳濡目染，流里流气，习惯不好，成绩也不好。 针对这种状况，校长将办学目标锁定在将学生培养成正派的、有一技之长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校长便把那些有希望考进大学的苗子，中途转到附近的几所重点中学，同时把重点中学认为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换到他们学校去。因此，他这所学校的升学率一直是零。吕型伟听了校长的陈述后感叹道：“人才人才，先成人，后成才；不成人，宁无才！”在吕型伟眼中，一个真正为孩子前程考虑的校长，哪怕在“升学率”上被剃了“光头”，也是值得尊敬的。于是，吕型伟召开全市校长会议，请这位“光头校长”作报告，并肯定这位“光头校长”是光荣的，因为他不仅教育了学生，还改造了整个社区。  吕型伟与学生亲切交谈（2001年） 在吕型伟看来，校长只要奉献、求真、创新，就一定能办出一所好学校。而现在不少学校和校长重硬件而不重软件，重外功而不重内功，热衷于挂牌子、打品牌、媒体炒作，甚至弄虚作假、欺世盗名，他对此深恶痛绝，认为这样的学校“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吕型伟特别强调校长要尊重教师，以真诚的感情去感化和激励教师。他说，校长首先要明确教师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不能以8小时来计算，教师要想真正干好自己的工作，光靠在学校那点时间是不够的，哪个教师在家里不想着学校的事？比如有些女教师家里有小孩，可以让她早一点回去晚一点来，她得到照顾，就会加倍地把精力投入工作中。 陶行知、陈鹤琴这样出色的校长之所以让后人永怀不忘，在世上留名，除了他们具有教育家的水平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富有感化人心、激励上进的人格力量。  1992年，吕型伟决心办一个青年校长讲学班，准备在45岁以下的中小学校长中挑选几十名有事业心、有一定经验的校长加以专业培训。他亲自确定讲授内容，亲自上台讲课，还面对面地与学员讨论教育方面的各类问题。此外，他还介绍了一批书目让校长阅读。经过努力，1993年，青年校长讲学班在上海办起来了，上海因此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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